惨绝人寰!这部恐袭电影太揪心了

作者 |钟萌骁,中国传媒大学

我们关于“恐怖袭击”这样的历史创伤进行影像回顾的障碍在哪里?根本上是被创伤国族群体无法面对,抑或这一题材的话题壁垒过于坚固?这种担忧对于投资者,甚至创作者而言自然是无法忽视的。

2019年新上映的《孟买酒店》自然面临着这样的创作前提,这部影片以2008年发生在印度孟买的连环恐怖袭击为题材,由澳洲导演安东尼·马斯执导,并与《快乐的大脚》《枪之子》《狼图腾》等片的编剧约翰·科里联合执笔。二人在采访了百余位这场骇人案件的生还者后,创作了影片剧本。

这部作品也是近十多年来,众多纪实/恐袭/主旋律电影的一次最新呈现。这些以真实社会事件,尤其以恐怖袭击为主要题材改编的电影,在21世纪以前一直鲜少被拍成商业作品。如果对“恐怖分子”在欧美电影中的形象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从“恐怖想象”到“真实恐怖”的转变。

自苏联解体,旧冷战格局下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终结,而文明/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一文明的冲突在21世纪之前仅仅停留在书斋的“杞人忧天”中(如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不可能让处于胜利阵营中的西方主流社会体认。因而在彼时的大众影像生产中,恐怖分子多被呈现为商业类型片(尤其是动作电影)狂人反派,如《空军一号》,《007之黄金眼》《真实的谎言》等。

《空军一号》剧照

在这些类型片中,纵使恐怖分子反派们具有着特定的政治诉求与民族阵营,但这些诉求仅仅只作为一种单一的、通俗的、明快的叙事冲突而被呈现,其用意在于凸显主人公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优越。这些作品中的“恐怖主义”,是想象性的,无真实指涉的,因此本质上传递的是“恐怖的终结”,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一样。

但这种情况在“911”事件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电视的直播下,世贸大楼被撞击后轰然倒塌,这一创伤之巨大之真实,不仅是国际政局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对于以“电影”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生产的一次巨大的嘲讽。恐怖袭击是如此真实,我们再也不能以乐观主义和纯真之眼去虚构恐怖主义了。

《93号航班》剧照

因此,“纪实性”进入了这一题材的电影创作,代表作如保罗·格林格拉斯的《93号航班》《7月22日》《菲利普船长》,彼得博格的《恐袭波士顿》等。这些以恐怖主义袭击为题材的作品,其纪实性,不单在于外观上接近与新闻实时报道一样的影像风格(手持摄影、冷色调自然光、迅猛跳跃的剪辑),同时也体现在对“讲故事”的某种疏离,即凸显”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弱化角色自身的塑造,对于“临场感”的需求使得这些电影中的人物更多被呈现为群像报道。

另外,关于表面上,讲述这个故事都要有一个毋庸置疑的“正确”立场,所以这个唯一视角也使得“叙事”成为毫无戏剧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戏剧意义上的“悬念”在此或许并不存在。

《7月22日》剧照

在这个意义上,《孟买酒店》在对于真实事件的处理上与《7月22日》《93号航班》等作品相比没有那么“激进”。

本片一方面力求真实,导演甚至会在拍摄现场播放当年恐袭现场爆破与枪击的录音以追求拍摄环境的临场感。但同时本片将真实事件的临场感与核心人物的塑造结合得十分成功,使得本片具有着与大众普世情感产生共鸣的通俗性。

影片着重表现了四组人物,富裕的一家三口和保姆,普通的底层服务生,敬业的酒店服务团队,以及张扬跋扈,最终却宁死不屈的俄罗斯老板。

从人物的呈现上,并没有脱离以往同类型题材的人物“群像式”处理,但《孟买酒店》总是有意无意地呈现出某种微妙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使得整部电影的“主旋律”与“普世情感”具有更为丰富的解读空间。

首先从最基本的主题上看,片中呈现了对于“人性”,即人性中互相扶持的勇气、爱心的颂扬。影片故事发生在孟买最豪华的“泰姬酒店”中,顾客都是上流社会,而恐怖分子选定这个目标正是因为“这些富人污染了美好的穆斯林土地,把穷困留给了真主的信徒”。

出生底层的恐怖分子,富裕的上流社会,在加上为这些上流顾客服务的底层服务生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是一个十分具有话题性和社会学意义的切入点,但在本片中“泰姬酒店”本身却被呈现为团结、爱心、勇敢、敬业的象征,“人性”在此弥合了阶层的差距与对立,成为了一种“普世”的情感传递。

但“错位感”在于,印度本身远不是如挪威、美国等与中东穆斯林高度异质的西方发达国族。如果说恐怖主义、经济贫困与穆斯林难民危机是对于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外部威胁,那么对于印度而言,穆斯林问题与社会阶层差距则是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内部的问题。

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08年的恐袭背后的首脑便是巴基斯坦穆斯林武装集团。这一组织有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口号就是解放被印度压迫的两亿穆斯林。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政权对印度境内穆斯林群体权利的漠视与印度内部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一直在激化着印度教群体与穆斯林群体的矛盾。

这些因素使得恐怖主义在印度不能与美国、欧洲一样被视为“野蛮VS文明”的矛盾,而负载着更为复杂矛盾的种族、阶级、文化信息。

那么当《孟买酒店》的主创们力图以西方式的“普世价值主旋律”来处理这场创伤性社会事件之时,便面临着一种人物提炼与主题挖掘上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富人女性与底层服务生这两个角色中。

首先富家女子具有着和恐怖分子一样的穆斯林身份,这个身份在本片第一次引发讨论是在避难所中,当一位白人老太听到女主用阿拉伯语和家人通话时大喊“她和他们是一伙的”,对此俄罗斯老兵处出面解围,并有着强硬的回应(“she is a bitch”)。

而最终女主在恐怖分子的屠杀中成为唯一活下来的人,其原因是她在临死前背诵起了伊斯兰教礼拜的祷文使得同为穆斯林的恐怖分子无法痛下杀手。而这段祷文是全篇唯一一次没有通过恐怖分子的通话终端传达出的伊斯兰教义。如果说当女主(及其友人)强硬回击别人的指责时遵循的是“普世”的逻辑:宗教并不能决定我的立场。

那么在临死之前,她却回归了对于宗教的虔诚,而这种虔诚击溃了恐怖分子的“信仰”。声音颤抖的祷文与从步话机中传出的冷酷的、残忍的宗教布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普世意义的人性与宗教意义的信仰在生死关头不再你死我活,而是散发出强大的力量,它映照出打着信仰之名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虚伪和脆弱。此段落可谓是全片最为鲜活的场景之一。

而相比富裕阶层,片中对于底层服务生的塑造却无法不让人产生某种暧昧之感。底层服务生在片中代表的是同为穆斯林底层,但却善良、勇敢的小人物,正如片中他对白人女顾客所说“这是我的头巾,是我的信仰,但在这家酒店里,你是我的顾客,我是你的员工,我们都一样”。

但如果去看一下本片的开场,便让人很难忽略服务生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某种情感连接:开场昏黄的色调中,恐怖分子在穿上向孟买进发,他们望着破败的贫民窟,那是他们身长的环境,也是仇恨的根源。

而当片头字幕出现后,第一场戏就是服务生在贫民窟中手忙脚乱的整理行装。接着镜头跟随着他俯瞰了破败的贫民窟全景,这场戏中色调与美术几乎和开场没有区别。接着镜头切回了恐怖分子,这次是他们在车中,远望着发达的孟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耳边想起的“看看他们偷走的一切......”。

这一将服务生与恐怖分子同构性的处理(这种甚至有着一种误导性,让人误以为服务生是恐怖分子的卧底,当然主创们在随后并没有任何这方面描写的企图)无疑暗示着某种“普世价值”背后阴郁的现实背景——经济的贫困使得好人、坏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孟买酒店》文本的独特历史背景与它的通俗性诉求使得片中所有被呈现出来的根本对抗性都转换到了一个并不被呈现,也没有被拿出来严肃讨论的“对象”那里,这个对象无时无刻地存在着,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对象”在不同层次和细部上真正导演着这次历史事件的演出,这个“对象”就是那个已被呈现的“真实”之外,更残酷更尖锐的印度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