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战国时期的士人们为何能够随意选择效力的国家?

作者|RED

01.想走就走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记载: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倘若梁惠王真的是尽心尽仁,庶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吗?好比于现在,出国都还得办理签证,要想在他国长期居住,都还得要有绿卡。要是因为外国好,本国民众就一窝蜂地跑去了,本国政府的尊严何在?有何存在的意义?有一个关于战国时期人员流动的成语叫“朝秦暮楚——早上还在秦国,晚上就去了楚国。难道战国这么大,真的想去就能去看看?

02.说走就走

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曾经周游列国,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和信徒,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菏泽——长垣——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虽然诸国皆敬孔子,但是孔子终不受重用。这一路浩荡,也一路波折,在看过山和“大海”后,孔子最后走向平凡之路,安心教书育人。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节》有记载: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民众能够像水流一样顺仁义而行,并非依君王而行。

《孟子》通篇没有讲臣子要对君王效忠,强调的内容是士人不需要对任何个人效忠,只需尽仁义而已,不存在对谁从一而终的道德束缚。因此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没有约束个人迁徙自由的说法。

李斯本是楚国人,学在齐国,学成之后到秦国施展抱负,求得富贵。李斯在向师傅荀况告别时说“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吴起是卫国人氏,先后事鲁,奔魏,入楚,在每个国家都担任过军职,都立下了战功;历史上著名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先在魏国效力,后不受重用投奔秦国,在秦国实行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於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一人佩戴东方六国相印,可以想象当时的开放风气。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亦能佐证。

(商鞅剧照) (吴起画像)

03.能走就走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流动能够如此自由呢?源自无人管束,盛于诸侯所求。此时,西周的分封制度已经崩坏,天下混乱,礼乐不行,重利轻义;旧王已经衰落,然而新王还未兴起,各国为了能够在混乱的争霸兼并战争中活下来,只能变得更强大才可以。

《战国策》有言“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论衡·效力》有言“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因此各国为了增强国力而招揽各国人才,也是促使士人流动的重要原因。比如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时称战国四公子。

《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囊括了当时天下之英才,也标志着齐国成为这一时期的人才交流中心,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邹国人)、淳于髡、邹子(邹衍,齐国人)、慎子(慎到,赵国人)、申子(申不害,郑国人)、荀子(荀况,赵国人)等。

(稷下学宫壁画)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更是成为吸引流动人才的成功的人才市场的范例。秦国地处西戎,盛行尚武风气,文教事业不甚发达,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原诸国。所以在秦国发展史上能够列举一大串关东六国的文化人士,如晋国的由余、公孙支,齐国的百里奚,宋国的蹇叔,燕国的蔡泽,魏国的即商鞅、张仪、范睢等等。秦国丞相吕不韦招揽门客三千人,编写巨作《吕氏春秋》,可谓盛矣。

越往人类早期,出于安全利益考虑,个人越容易依附于小集体形成小共同体,比如家庭,家族,村社,族团等等,在小共同体中个人没有自由的权力;越往现当代,随着统治和管理规模的扩大,个人越容易依附于大集体形成大共同体,比如国家,教会,党派等等。

个人在小集体面前享有像国家这种大共同体保障的自由,但是在大共同体面前亦有约束。在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之前,国家对于个人自由的管制较少。天下这么大,谁都可以去国外看看。

参考书目及文献

1.《孟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4.白艳秋,《论战国时代的人才解放运动》,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