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轻非笑人与不晏起

曾国藩日记丨原文

早,接奉廷寄,即前复奏英夷助剿、运漕一案。饭后清理文件。

写澄弟信一件,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写纪泽信一件,言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

旋阅选放翁七绝。中饭后又选陆诗,夜又选之,共八本。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娴静中探讨道味。夜,睡颇成寐,当由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评点:这篇日记虽短,内涵却很丰富,说了三件有意思的事。

一是给在家守祖业的四弟国潢写信,言戒骄戒惰事。这封信写得短而有力度,现抄其要言如下:“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曾氏家族,既有人身居高位,又有人手握重兵,是真正的富贵之家。富贵家中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一为骄(源于有势力),一为惰(源于有财富)。其败落的原因,也主要在这两点上。作为曾氏家族的大家长,时刻担心家族染上这两个毛病,而他从四弟国潢的来信中已明显地看出骄、惰的苗头。在湘乡老家,国潢是长辈,是子侄辈的样板,不打掉国潢身上的骄惰之气,则此风将会愈演愈炽。故而,曾氏以不多见的严厉口气,批评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弟弟。

二是与儿子谈文章之道。他告诉儿子,文章要写得雄奇,气势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句子的选择,再其次是文字的选择。

气势的浩荡雄壮,来源于立论的正大,所谓理直气壮。而立论的正大与否,又与学问、见识、思想、阅历密切相关。所有这些,才是雄奇之文的基础,造句造字当然也重要,但毕竟是次等的。曾氏对于自己少有称许,但对于诗文的写作却屡有自得之辞。这几句话亦可视为曾氏对古文之道的领悟。

三是对陆游的评价。曾氏认为,陆游有着与陶潜、白居易、邵雍、苏轼这类人所共同的旷逸。所谓旷逸,当指陆的开阔超脱的胸襟。曾氏对这一点很重视。他认为人生办事,第一仗的是胸襟,学问、才干等尚属其次。他曾经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这话已说到极致:人生若有陶潜、杜甫、陆游的高淡胸襟,所享受的快乐要超过南面为王。

曾氏对陆游的评价极高,几十年后他遇到一位知己。这位知己如此评价陆:“亘古男儿一放翁。”此人为梁启超。杨昌济将此人与曾氏并列为农家走出来的异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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