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记忆附加与黄帝人文始祖传说的形成

摘 要:

早期人类对先祖记忆的不断附加和追溯,最终形成了黄帝传说,使之成为族群融合的代表。礼乐文明的建构促成了华夏族的文化认同,也被纳入黄帝创制文明的传说之中,使黄帝成为人文始祖。各部族早期的创制神话,因黄帝始祖地位的确立,也被纳入到黄帝传说中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黄帝及其臣属共同的文明创制传说,使的黄帝及其臣属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阶段。

关键字:

记忆附加;宗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人文始祖

战国是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了华夏族的共同文化记忆。共同文化记忆体现在宗族、文化、历史三个主要的维度,这三个维度需要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来形成。将这一中心作为共同的祖先、文化的创制者和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这就促成了早期人文始祖的形成。就华夏族来说,黄帝正是通过族群融合而成为华夏族的始祖,又通过文化创制的附加成为人文始祖,进而将早期文明进程中诸多发明者列为黄帝的臣属,使黄帝所处的时代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突破期。从上古文献中观察这些传说和记忆的附加过程,能够更清晰地勾勒出黄帝始祖传说的形成细节,理清早期神话传说的建构模式。

一、先祖记忆的附加与宗族认同

记忆附加的最大特点,就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所说的“世益晚则采择益杂”。[1]虽然“采择益杂”,但这种附加仍有迹可循。往往从早期的宗族认同出发,将族群、地域内关于早期文明的记忆附加于共祖之上,形成共祖传说。

宗族的认同,从商周以来直至战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期。殷商时期宗族信仰中最为重要的是天与自然,人们通过巫觋的认知方式来理解外部发生的一切,天与自然都带有神性,人们敬畏和崇拜的是自然神。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中歌颂最多的也是天与自然,且因部族纷散而难以形成共同的崇拜物。西周时期虽然“绝地天通”,[2](512-515)断绝了普通人与天的沟通方式,而以祖先为沟通天与人的媒介,人们敬畏和崇拜的对象变成祖先,并日渐演化成祖先神,神话传说中的主角也变成各族的先祖。但,一方面由于祖先神的众多,另一方面出于宗法制度的制约,也难以使得天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祭祀对象。春秋以来宗法制度松动,部族融合加速,为共同祭祀对象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族群追祖的过程中形成了共祖黄帝。随着其宗族共祖地位的确立,与之而生的是各族群、地域将本来不属于黄帝的记忆,逐渐加之其上。

当然,这些记忆并不是无端而生的,而是承续着自西周春秋以来的祖先神话。生民之始的最大问题是温饱,开化之始的最大标志是衣冠,这是宗族之中最为原始、最为重要的两大记忆点。人类的开化与宗族的存续是从衣食住行开始的,在各族、各地的早期记忆中,都保留有最为原始的衣冠创制事迹。出于族群融合之后新共祖认知的达成,各族群将其原本就存在的祖先神话,如先祖关于食、衣等创制的早期民族记忆,附加到新的共祖黄帝之上便形成了文明开创话传说。

首先,黄帝成为火、井、灶的创制者。人类历史以火的运用作为界限,人类早期往往被视作蛮荒时代,人们的生活轨迹被形容成“茹毛饮血”,是野蛮世界的标识。自火的运用开始,人类饮食进入熟食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虽然很晚,却是整个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在战国以前的宗族记忆中,因对火运用而著名的是宗族领袖是炎帝、祝融以及燧人氏。因为火的运用是人文世界开创的记忆起点,宗族共祖黄帝在文明开创体系中被附加为火的发明者。

《管子·轻重戊》中记载黄帝钻燧生火之事:

黄帝作钻鐩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腲之病,而天下化之。[4](1507)

黄帝钻燧生火的事迹,与《逸周书·轶文》“黄帝作井,始灶,亨谷为粥,蒸谷为饭,燔肉为炙”的记载相参照,[3](163)可以看出黄帝在发明火的传说之上,更进一步成为井灶的发明者和烹饪的始作者。而《大戴礼记》所载的“黄帝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财物,人得其利”,[5](118-119)黄帝“节用水火”使人民得利,更是将黄帝笼统的作为文明开创的圣王了。

但“钻燧生火”是本就存在的事迹,在《韩非子·五蠹》中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6](442)当然,燧人氏的记载不止见于《韩非子·五蠹》,在《庄子》一书中也多次提及。《缮性》和《至乐》两篇均言及“燧人”,位在神农之前,是上古记忆中较黄帝更早的的部族领袖。结合《韩非子·五蠹》所言,其名号是由“钻燧取火”而得,这既符合早期文明历史进程中部族领袖名号所得的规律,也符合春秋战国之时人们关于火的运用的相关记忆。可见,“钻燧取火”的事迹原本是属于燧人氏的,而后才附加到黄帝身上,这是对火的发明这一记忆点的直接附加。

而黄帝作为“井灶”的发明者,也是记忆附加的结果。不过,与直接的记忆附加不同,是在这一记忆演变成各自族群祖先神话之后,再附加于黄帝创制传说之上,属于记忆的延伸附加。《淮南子·泛论篇》:“炎帝作火而死为灶”,[7](985)这与《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以火纪”及《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的记载相符合,[8](4523、4702)所以高诱认为炎帝以火德管理天下,死后以灶神的身份享受祭祀,这是西周以来姜姓族群从早期宗族记忆点出发而对本族始祖所作的神化处理。同样的,《风俗通义·祀典》篇载:“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9](360)与《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2](464)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火正为祝融……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的记载相参照,[8](4611-4613)以火官之神而为灶神也说得通,这属于芈姓族群从早期宗族记忆点引申出的对本族先祖的神化。关于灶神的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是春秋及其以前的不同族群、地域之间对于火之运用的早期记忆不同。而黄帝在之前的文献记载中,本与火无关联,至战国之后方有作井灶的说法,这是将出自于姜姓、芈姓两大族群的祖先记忆中的火神、灶神神话,延伸附加为黄帝传说的结果。

其次,黄帝成为衣冠创制者。《世本·作篇》载“黄帝作冕”,[10](356)其依据的就是《礼记 士冠礼》疏证中“黄帝作冕旒”的说法。但《作篇》又引应劭之言“周始垂旒”,这与黄帝创制冕旒的说法相矛盾。而且,《作篇》中还记载了“胡曹作衣”和“胡曹作冕”,[10](357)并引宋衷言胡曹是黄帝之臣。如何会在一篇之中出现关于一件创制发明的两种说法?秦嘉谟在《作篇》自注言“一事而两人皆称作者,皆是佐及踵修之故”,[10](357)认为是一件事情的创制往往会有多个人物参与,一人为主,余者为辅佐,或者一人创制之后,其后世之人往往又加以补修,所以才会出现一事而多人称作的记载出现。这种解释是为了调和《世本》作篇本身在人文创制方面事迹记载的矛盾,是其推测之言。

依常理而言,衣服和冠冕的产生应该是先有衣服然后才有冠冕,胡曹先“作衣”后“作冕”的记载正好符合这一点。而且除了《作篇》记载胡曹之外,《吕氏春秋·勿躬》也载“胡曹作衣”,[11](390)《淮南子·修务训》言“胡曹为衣”。[7](1342)所以说,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创制逻辑上看,胡曹都应该是早期记忆中发明衣服冠冕的先祖。

实际上,对于衣服冠冕的创制记忆,在不同的族群、地域之间是不同的,这既符合早期文明产生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各族历史记忆传承的特点。所以《作篇》除了记载“胡曹作衣”之外,还记载了“伯余作衣裳”,[10](357)可见《世本》是吸纳了各地区各族群对于文明创制事迹的记忆。胡曹和伯余作衣的事迹属于早期记忆的不同,而黄帝作冕的记载则属于记忆附加,其附加过程也可以从文献中窥知。《周易·系辞下》言“黄帝、尧、舜垂衣掌而天下治”,[12](180)《越绝书》言“黄帝造衣裳”,[13](160)从“垂”到“造”的变化可以看出衣裳创制这一事迹附加于黄帝的过程。而且《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载:“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9](10)把黄帝的定位设定于“兴事创业”的人文始祖,这恰好说明“作冕”和“造衣裳”事迹被附加为黄帝传说的原因了。

再次,祖先记忆的附加,还包括上古诸族领袖事迹的渐次附会。例如,帝喾的最大功绩见于《国语·鲁语上》所载的“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2](156)这是上古流传下来关于伟大祖先帝喾的主要记忆。但在《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中被附加成黄帝的创制事迹,言黄帝“旁罗日月星辰”,日月星即三辰,旁罗即序之意。反而帝喾在《五帝德》《五帝本纪》中不但没有了“序三辰”的功绩,甚至连具体的事迹都被模糊处理。将帝喾的事迹加于黄帝,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突出黄帝作为“圣王”开创的功业,主要原因在于对共祖的记忆附加。正如杨宽言“‘黄帝’实出‘皇帝’之变字,……初为上帝之通名,故东西民族之上帝——帝俊、帝喾、颛顼、尧、舜——神话,无不渗入于其间”,[14](195-199)在共祖黄帝的形成过程中,诸族群祖先的事迹也被渐次附加于其上,从而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始祖传说。

二、文明创制与华夏族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同一文明下的共同文化认知。文化认同需要对文明开创体系进行建构,形成共同的文明创制传说。当然,每一个时代对于文明的定义不同,自西周以降直到战国,周人的礼乐文化在时人眼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甚至周亡之后,人们对于文明的概念还是趋从于周之礼乐。[15](297-312)所以,在礼乐文明的大背景之下,黄帝在战国之时作为人文始祖,就被附加以礼乐文明体系的创制传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黄帝是礼乐文明的创制者,而不是礼乐的创制者,其相关传说是建立在原本就已经存在的礼乐创制记忆之上。

首先,原有的音乐创制记忆与黄帝无关。关于音乐的创制,包括乐器和乐律。对于乐器的创制,有诸多记载。例如关于琴瑟的创制,《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16](392)《世本·作篇》载“庖牺氏作瑟”“神农氏作琴”,[10](355)可见有关琴瑟发明的神话传说有多个版本,其创制者因而也不相同。

乐器之外的乐律也是如此,《山海经·海内经》载: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16](389)

神话中炎帝后裔伯陵的三个儿子分别创始侯、钟,进而产生乐风,乐风,郭璞言“作乐之曲制”,[16](390)也就是乐律,这则记载实际上是音乐产生神话。伯陵,就是《国语·周语》所载的:“大姜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凭神”,[2](125)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的记载。[8](4549)由此而言,伯陵之子创制乐器和乐律,应该是姜姓族群对于音乐创制的神话记忆。

《作篇》虽有“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的说法,[10](355)但据《山海经》而言黄帝与琴瑟创制无关。而且,使素女者原本也不是黄帝而是泰帝,黄帝与琴瑟的关系应该是后世的附加。

其次,对礼乐创制记忆的协调使之形成同一层面的文明创制体系,才是黄帝礼乐文明创制传说产生的主要途径。《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11](100-103)

黄帝《咸池》乐的产生是在整个乐器、音律创制基础之上形成的,通过对于原本乐器和乐律的创制神话传说的吸收,对伶伦、荣将等人物进行重新安排,使之附属于黄帝,从而将整个创制事件附加于黄帝之上。

而且,礼乐文明开创体系建构的关键是从礼乐到文明的演化。在这一过程中,黄帝人文始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不再是某一项、一系列文明内容的直接创制者,而是整个礼乐文明创制的指导者。黄帝创制传说也从局部的创制发明,变成对整个礼乐文明体系的开创。如《管子·五行》篇中记载了黄帝以五行制乐并以之治理天下的传说:

昔者黄帝得送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4](865)

与此相似的传说,还见于《汉书·律历志》所载的“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17](2)可见,人们对黄帝创制功业的附加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事一物,而是侧重于其对礼乐体系的创制。

这也反映了战国之时文化认同的达成过程:从初期对“圣人”的追求,转向“圣王”追求。在《周易·系辞下》中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12](180-181)其所言的圣人往往有开辟之功,是某一项人类重大进步和发明的创制者,其叙述的逻辑是圣人依次而作,文明渐次而生。其中的圣人包括多个,分属于不同族群和地域,黄帝在其叙述中只是圣人中的一位。而《五行》篇所强调的是“圣王”,是从文明体系的角度来叙说其创制事迹,其所处的高度要明显高于《系辞下》。得六臣而为黄帝之“六相”,送尤明天道,大常察地利,奢龙辨东方,祝融辨南方,大封辨西方,后土辨北方,此“六相”即是道的化身,包含了天地四方在内,是当时人所能理解的整个文明世界,所以黄帝在这段记载中成为整个礼乐文明体系的创制者。

再次,在文化认同的达成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认知围绕着黄帝形成共同的人文创制传说。从一物一事的创制到礼乐文明体系的开创,再到整个国家层面,附会于黄帝之上的事迹越来越多,黄帝文明体系创制者的身份也越来越重要。《汉书·地理志上》记载: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壄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18](1523)

案颜师古注之说,《易·比卦》《尚书·尧典》中已有的万国记载,便是《汉书》中所提到的黄帝画野分州的结果。而后尧之时,以此为基础“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到了大禹治水之时,又“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这是《汉书》在总结先秦和两汉史料、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上古时期国家地理区划形成史的认识。

地理疆域在战国以后越来越受重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概念的形成。在秦汉国家地理区划形成的过程中,黄帝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画野分州”的帝王。在《易》《尚书》和《汉书》的记载中,关于黄帝画野分州,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并未有详细的介绍。这一点可能是由于黄帝传说的系统中,画野分州的事迹是新作之附会,所以比较简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知体系的健全,黄帝画野分州事迹也逐步细化。在《汉书》注中引《帝王世纪》:

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也,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距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阳道左行,故太岁右转,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数,凡万一千五百二十星,万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黄帝创制之大略也。[18](1523)

“万物所受,咸系命焉”,正是黄帝成命百物、开创礼乐文明体系的伟大功绩。从最早的只是涉及到“万国”的区域划分,到《汉书》中“画野分州”的记载,再到《帝王世纪》中律吕、分野一体,经纬、星宿合一的完整地理体系,在黄帝这则神话传说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古代地理区划形成史的痕迹,也正说明了黄帝在礼乐文明认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三、创制附加与中华民族的历史

认同

如果说文化认同是就文明内部横向认知所达成的共识,则历史认同便是文明内部关于时间的纵向认知所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的达成是将原本发生时间不明确的诸多历史事件、创制传说置于同一时间线或者同一时间层面上,使得共同历史、传说得以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记忆附加来完成的。

首先,通过子嗣及其创制事迹的附加,从而形成以始祖为起点的历史创制链条。对于处于同一时间线上的历史、创制事迹往往采取子嗣附加的方式,将其系于一条世系链。将族群先祖附加成黄帝子嗣,使其融入到这条世系链上,由此达成文明发展历史的认同。

如《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的记叙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所记述的世系传承中,在不同的世代记载其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样一来,属于黄帝一系的神话中,就会产生通过其子嗣而将某些创制事迹附加到黄帝之上的现象。如《山海经·海内经》载: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16](390)

番禺为舟和吉光为车,这是任姓族群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依靠结绳记事的模式将之编于发生的世代之下。又因西周以降的观念中黄帝为任姓共祖,所以此处的事迹在流传过程中就逐渐被附加到黄帝身上,形成舟车发明的记忆链条,进而形成《周易·系辞下》《汉书·地理志》《帝王世纪》等文献中舟车创制传说的文献链条。

其次,臣属的附加是将同一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创制事件,系于同一时间层面之上,进而形成一个创制体系的过程。通过臣属的附加,往往能够达成文明产生历史的认同。如《吕氏春秋·勿躬》篇关于早期文明创制的记载: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11](390-391)

这二十人与其发明创制,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整个文明在内,这些记载多数是是有本可据的。例如,羲和的本源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的“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6](323)可见羲和占日是有渊源的,应该是上古某一族群的文明记忆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神话传说。与之相同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袁珂认为此常羲与《世本·帝系》中所载的“常仪”以及《作篇》的“尚仪”字音相近,应该属于同一人,由此可知尚仪占月的记载也是有神话依据的。

这些各自拥有神话传说和历史渊源的创制事件,原本应该分别出于不同族群的早期文明记忆。其各自的传承也并不一致,分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并在不同的族群和地域之间流传。如夷羿作弓的传说,羿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8](4195-4196)从羿恃射的记载看,夷羿作弓的传说很有可能是出自于有穷族群后裔对于其祖先事迹的记忆。而关于作弓的记载还可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16](391)这一记载应该属于少皞族群对于“弓”的创制事迹的神话传说,并且《海内经》在此条之下还紧接着记载了“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16](391)是以羿获赐弓而非作弓者。出于《左传》而后形成的夷羿作弓的传说与《山海经》中少皞般作弓的神话,其来源不同而流传也自不同。

《吕氏春秋·勿躬》所提到的诸多创制方面的传说,原本各不相关,分属不同,在时间线上容易产生混乱。战国之时,将这些传说融入同一文献中,进而融合成一个叙述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又更进一步将这二十多个不同事迹,变成同一个时空之下所发生的。将诸多创制者附加为黄帝臣属,就形成了属于黄帝时代的文明创制传说。

这一附加过程在《世本·作篇》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著调历被直接记载为黄帝所使,而诸如仓颉、沮诵、史皇、胡曹、于则、胲、共鼓、女娲、随、挥、夷牟、蚩尤等,则被形容成黄帝之时的臣属。

文献记载中有关文明渐进过程中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的文化记忆,被附加成发生在同一时空之下的人类文明的整体创制事件。这种附加的过程既符合战国之时族群融合和地域兼并的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也符合当时人们对于共同历史认知的需要。出于对“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的阐发,[11](391)上古流传的文明创制的相关记忆就被加之于某一“圣王”之上,形成黄帝人文始祖传说,并形成战国乃至今日的同一文明历史体系。

臣属创制表

(刊于《学术交流》,2019年第1期)

注释:

纷乱是共同文化记忆的形成动力,宗族、国家的建立都是以纷乱对立为前提的。战国是华夏族共同文化记忆的形成期,秦汉则在这一基础上完成了地理、政治上的统一,促使华夏族真正形成。本文所使用到的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宗族认同等概念均出自于德国学者哈莱尔德·韦尔策所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因上古中国重宗族的特点而将其所用到的宗教认同替换成宗族认同。

人文始祖不是血缘、历史的真实,而是共同文化记忆形成中达成的共识点,往往集合民族共祖、文明创制者、历史缔造者的多重身份。就先秦而言,宗教方面的认同更倾向于共同祭祀祖先的认同,也就是民族融合过程中共祖的认同,往往形成的人文始祖就是当时的民族共祖。

殷商时期对自然的崇拜,形成了诸如龙、虎、鸟等多种自然神,而无共同祖先的崇拜。

宗法制度对大宗小宗的明确规定,使得不光不同族群不能形成同一祭祀对象,就是族群内部不同支系也难以形成共同的祭祀对象。

三者分属于不同的族群,其有关记载皆是由各自族群记忆点生出的。

早期文明产生的实际情况,往往是一种创制在多个地区部族之间几乎同时产生,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创制,更是如此。例如,青铜器的使用,在中原、长江流域、蜀中以及海岱,甚至辽河地区,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说明其产生的时间段应该相近,而其之所以产生与相互之间有没有必然的传播并无直接关系。这就说明了,早期文明产生的时候,各地区往往是独立产生的,所以才会有各自对于文明创制的记忆,而且在传承过程中,这种记忆虽然会因为地区之间的交流而逐渐融合,但并不能完全磨灭其早期文化记忆的传承。

《史记·孝武本纪》载“泰帝使素女”,又《风俗通义》载“黄帝书曰:‘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这两处所载足可以证明黄帝本与素女无关涉,其事迹纯因附会而生。

从殷商到战国之世,天地、四方是人们所能认知的宇宙观的基本框架,此六者就代表了整个宇宙,是时人眼中和脑海中的完整世界。

如夷羿作弓的传说,羿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四年》即如羲和、尚仪虽同出自《山海经》,但分别又各自属于《大荒南经》和《大荒西经》。

即《吕氏春秋·勿躬》的“圣人之治”的叙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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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 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