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西方国家减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为重振经济,先后推出减税措施。比如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就得益于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

税减了,经济和民众生活就真能好起来?在不少人把特朗普政府减税与当年里根减税相关联时,一个问题也来了: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减税的日子多,加税的日子少,那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经济除了“克林顿繁荣”外,多数时候并没表现得那么亮眼,更关键的是,美国老百姓普遍表达出来的是对自身经济社会状况越来越大的不满意,否则也就不会像人们都已看到的那样,美国社会愈发高度撕裂,而且政党极化也超出人们以往的想象。

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美国曾经历强者通吃的“镀金时代”,而在今天,美国所展现的乃是“新镀金时代”的场景。关于贫富分化在美国的加剧,这些年来已引起很多关注。一位名叫马修·斯图尔特的美国观察者在《9.9%是美国的新贵族》一文中,将当前的美国人分成三个阶层:0.1%的巨富阶层、9.9%假装成“中产阶层”的富人和90%的被剥夺者,他们不仅不共享财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方面也是相互隔离、各不相干和分层配置的。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没有增长,如果考虑通胀因素,实际上2011年美国中产阶层的工资与1978年完全相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减税措施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四十年做出的,它到底让谁得利了?马修·斯图尔特经过仔细分析发现,与舆论通常宣称的相反,美国的实际情况不是对有钱人的税太高了,而是存在“逆向征税计划”,最贫穷的1/5美国人的实际州税率是顶端1%收入人群的两倍之多,大约是前10%收入者实际州税率的一倍半,换句话说,不是富人在养穷人,而是穷人在养富人。另一位美国学者拉里·M·巴特尔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当代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成因,他也发现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减税,都大幅减少了美国富人的联邦税负,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流向前5%的纳税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四十年里,中产阶层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而顶端高阶人群的财富却仍在迅猛增长。

减税的好处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显著,而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却似乎更加惹眼,那就是不断拉大贫富分化,也激发了不同群体间的政治对立。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其他一些实施减税政策的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英国这些年也是减税减得特别欢的国家之一,无论布莱尔、卡梅伦还是梅政府,都坚定推进减税政策,“我们必须保持竞争力”是在实行这些政策时通常用的口号。也许可以认为英国真的因此保持了竞争力,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活力还是摆在那里,但一部分人、一部分区域(或部门)极为富有,更多的人、区域(或部门)所得越来越少,由此诱发苏格兰不停要搞独立公投,“脱欧”成为一曲大戏并且烂尾,这些都加剧了英国社会撕裂。

英美等国近些年来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向下沉沦”,不能说与之前的减税政策没有关系,也正因此,减税不仅要考虑在经济上是否得当,还要考虑在政治上是否合适。那么,一种明显可能引发政治副作用的政策,为什么还会在政治家手中成为济世药方呢?原因很简单。

直观来看,加税可能是“不经济”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在2013年10月决定征收“富人税”,结果引发一波富人外逃潮,法国影星、“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加入俄罗斯国籍,法国首富、路易威登集团董事长伯纳德·阿诺特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于2013年要提高富裕人群税率,同样让富人们很不爽,脸书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因此放弃美国国籍,长期居留新加坡。富人跑了,资金与产业也跟着转移走了,这对相关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自然不是好事。怎么才能让富裕人群安心和让资金留下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和英国为先导,发达国家在多数时候纷纷选择对大资产持有者和富有阶层减税,其主要动机是让企业获得发展动能,以促进就业,维持经济增长。

减税不是,加税也不是,这是很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两难。在人员、资金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全球流动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和大型跨国公司有效利用了国家对丧失竞争力的恐惧,促使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上演一场竞相压低企业税率、放松金融监管、提高保密性和放松对金融犯罪控制的竞赛。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切断了从16世纪以来在资本(利润)、国家(税收)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利害关系,形成了资本相对国家和国民的优势。它不仅使人们看到在资本扩张面前全球各处都在发生社会瓦解和政治极化,而且,减税是不是真有经济效果也在成为问题。

美国财经媒体CNBC 5月底援引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最新报告称,减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没有起到特朗普所说的提振美国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把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减税与三十年前里根减税相提并论时,却在忽略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当年里根减税时,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仍非常强大,整个社会的利益疏离还不太突出,因此减税是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可承受范围内,而在今天美国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的情况下,减税不仅不太可能塑造经济繁荣,反而会使美国不同阶层间本已绷得紧紧的利益疏离与政治撕裂状况进一步恶化,它会不会真的将一个国家推向更大的危机,也未可知。(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