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它有什么迷人之处?

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瓶窑镇及周边地区的良渚古城遗址,随着世界遗产委员会(下称ICOMOS)执行主席加拉耶夫的木槌重重落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也使得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申遗成功现场

良渚的申遗成功更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为良渚文化的权利与信仰中心,包含其外城占地800万平方米,相当于八个故宫那么大,他是我国远古时期,规模最大的——“国”。

古城内外,有宫殿和码头,有墓地和祭坛, 还有陶、玉器作坊,这一切,都是经过规划,而各有其职能与分工。

显然, 这是一个通过地缘政治产生的政权,而非以血缘为基础自然形成的氏族。有分工,有规划,便已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跟着也就产生了,我们所见良渚古城,已俨然若一国都。

符号的契约

良渚文化造了个那么大的城,那城是否可做国家起源的标志呢?

或曰可,或曰不可。

曰可者,以出土所见为据,可谓言之凿凿;言不可者, 以为地下之物虽多,乃由不同时期的迭压造成,在混淆之中,难以确认其真实年代。

但是正反之言,均为推测之词,都没有拿出决定性的证据。

除了殷契,中国上古文明似乎还拿不出更早的文字依据。可殷契之文,

亦非凭空而来,其渊源有自,自不待言。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一文指出,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见彩陶上的刻画记号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或为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很显然,郭沫若把刻画在彩陶和黑陶上的符号,都当作中国文字起源的原始形态。但是,这样的刻画符号,还不足以作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标志。

不过,有人对大汶口文化的陶文符号,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角度做了探讨,认为距今5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发生阶级分化,以此产生了国家萌芽。

那些“闪烁着文明火花”的陶文符号,恰在此时出现, 刚好对应了古代国家起源的说法。

大汶口文化大致同一时期的良渚文化,也产生了相似的刻画文字。

何天行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文中提到,一椭圆形黑陶盘上的十个刻画符号,其中有七个字与甲骨文同形,有三个字与金文相似, 这些字,

“刻于原器口缘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

他还进一步指出,

“这种文字还在初创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所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来观察,不独比春秋时所传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且当在甲骨文之先”。

玉制的国家

玉器时代的良渚化起源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五大区系中最为发达,宗教色彩也最为浓厚,有一套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如神徽及玉璧、玉琮等,而且神的祭坛同时还是贵族的墓地。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政教合一的样式,不仅修城池、盖宫殿,更以新石器时代代表生产力最高水平的玉器制作工艺与文化,作为制度化的和普世性的国家礼制。

由于是国家体制化用玉,故其数量之多、工艺水平之高,也远非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可比。

良渚有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建造大型工程的社会机制,各地玉器纹饰高度一致,反映了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宗教, 而且因为这种宗教思想渗透社会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

良渚文化以臻于完美、过分精致的玉器时代拒绝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它的文明样式呈现出完美的僵化状态,但它留下的成果,却发展出多样性的良渚文化世界。

良渚文化缔造了一个玉制的国家,不仅有玉制的宗教信仰——代表神权的玉琮、 玉璧等神器,还有玉制的国家制度——代表王权的玉钺等利器,更有玉制的国民身份 。

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属性。但玉对于良渚人来说,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正如青铜时代的国家公民必须佩戴青铜兵器以表明其国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实就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

当青铜时代来临时,虽然青铜作为新的文明载体——礼器、兵器、工具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更能代表文明开化在造物方面的新进展, 但玉作为国家上层建筑,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伦理的人格层面依然发挥着神圣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至于青铜礼器再怎么仿制玉器,也难以达到玉文化曾经达到的高度。

差距不仅表现在制度文明的最高端,如玉玺, 还表现在个人信仰与个体人格的精神层面,如君子佩玉。

在中国,迟到的青铜文化,虽然参与了礼制建设,却未能决定礼制的文明样式,形成中国文化的质。

“玉之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启了美的原始统一性,将文明的功利性、权威性和神圣性重新纳入审美的统一性中,以新的本体性和主体性,以特有的玉器制作方式——琮钺璧,缔造了一个审美的国度。

这或许就是良渚文化所追求的玉的国度,这或许也是良渚先民为之流浪的诗与远方。

本文节选自《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刘刚 李冬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