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德国人如何面对他们沉重的历史

文/杨潇,写作者,游历者。曾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等。

为了半年后在德国的一次长旅行,我决定自学德语。七年前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一共只学会五个德语词:早上好、谢谢、再见、时代(在时代周报实习)和斯塔西(写了一篇与这个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有关的特稿)——在德国,会英语的人很多,绝大多数时候你不会一句德语仍可通行无阻。

TED上的一个演讲(这位姑娘正在学习第八门外语)间接帮我下了自学的决心,她分享了多语言者(polyglot)的各种奇葩方法:爱尔兰的本尼在旅行手册上学会了一些词组就直接去和母语人士硬聊;巴西的卢卡斯在skype上加了几百个说俄语的人,然后用一句“Hi”随便问候一个人,再复制粘贴这个人的回复给另一个人,再复制粘贴第二个人的回复给第三个人,很快,他就明白了俄罗斯人是如何聊天的......而讲者自己的方法,是看德语配音的老友记......我不确定乔伊用德语说出那句How are you doing是否还有原来的效果,但她确实提醒了我: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让你享受这一学习过程的方法。

那么,真正让我对德国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2012年6月23日的柏林。

当天我和几位参加“中德媒体使者”交流项目的记者同行从汉堡抵达柏林,恰巧赶上一年一度的同志骄傲游行。我们在波茨坦广场加入游行队伍,跟着他们走了好多个街区,非常炫目,非常开眼界,乃至非常被打动(我仍然记得一句标语:Are you man enough to be a woman?),当游行终结于勃兰登堡门附近,我们没走两步就进入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园,那是一片灰色的水泥森林,欢快热烈与安静肃穆只有一线之隔,你忍不住想,从少数群体被屠杀,到少数群体在庆祝,在过去的70多年,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演进。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园

以汉娜·阿伦特命名的街道

离开纪念碑园,没走多久,我进了一条小径,并意外地发现它以汉娜·阿伦特为名,而当我们沿着菩提树大街往东柏林溜达时,又撞上了DDR(民主德国)博物馆,你可以去触摸东德人穿过的“东方牌”牛仔裤,他们喝过的“昂纳克咖啡”,你发现这座城市每一处空间都层层叠叠落着20世纪的历史,并且人们对此非常尊重。

这让我着迷,也让我好奇,在更精细和幽微的层面,德国人如何面对他们沉重的历史,又如何记忆和重新讲述它?

《柏林苍穹下》

《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1950年代在荷兰长大,作为战后的荷兰学童,“我们很清楚敌人是谁”,苏联当然算一个,但它太遥远了,敌人主要是曾经入侵过的德国鬼子。大人们会反复讲德国人有多坏,而漫画书里的德国人大致只有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一类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犹太人、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开篇就写到:纳粹德国的语言让带有ent这一前缀的词汇增加了,ent用于构成动词,表示“拉开距离”、“离开、去除”,为防空袭,必须将窗户弄暗,于是就有了每日的“去暗”(Entdunkeln);为加强消防工作(顺便说一句,城市管理者好像做什么都喜欢以消防为名),房顶必须要“去杂物”(entrümpelt);因为需要开发新的食物资源,于是七叶树被“去苦”(entbittert)了......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爱沙尼亚采访过的一位老人,他曾经是从古拉格归来的幸存者。我们在他有点破落的别墅里用英语交谈,窗外是刚刚过去的冬天留下的残雪和败叶。他使用了许多以“de”(和ent接近)开头的长词,去纳粹化、去殖民化......他声称1980年代末期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歌唱革命”只是一个神话,易帜而已。但他也不欣赏如今的民主。“现在是欧盟的独裁,以前是莫斯科说了算,现在是布鲁塞尔说了算。”他抱怨爱沙尼亚人的奴性,“我们想要的,只是在大国间延续我们的民族。(可是)那么多民族都消失了。”

当那么多“de”从他口里蹦出时,我的反应只是,哦,毕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现在想来,这样一位停留在上一个年代的异议者,在自己的家乡,也没有媒体愿意听他说话了,那个de其实是对过去和现状的双重否决票啊

维克多·克莱普勒说,“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在第三帝国,“ent”不正是要拉开和过去年代(譬如,自由得教人无法忍受的魏玛时期)的距离吗?在它的前缀之下,人们开始慢慢习惯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某种新的常态冉冉升起。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可以把自学德语当作一次踩点旅行,记录下随时冒出的感受与联想(自然少不了刻板印象、偏见和误读),看看它们在半年之后,会与实地旅行、探寻构成怎样的互文。

我用的是同济大学的《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辅以语音朗读和一家德语培训机构的视频讲解。零基础自然要从26个字母学起,让我印象深刻的有L、V和W。发L时老师提醒,不同于英语,德语没有卷舌,“舌头顶到上颚前部就已经是极限了”,而V和W分别发fau和we,老师说,要是记不住你们就想想大众汽车,对了,还有,这两个字母一定要咬唇,“不咬唇就不是德语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在调侃德国口音的美国脱口秀里,那些人说话像是在咀嚼天牛。

学完了字母跟着录音念各种字母组合,有UN(联合国)、USA(美国),没有DDR(东德),这不意外;也没有BMW(宝马),有点意外;念到最后,出现了KGB(克格勃),用汉字注音,大约念“咔给毙”,三十年前,一个叫普京的小个子俄罗斯人站在KGB驻东德德累斯顿办事处门口,看着蜂拥而至的抗议人群(他们刚刚冲击了对面的东德秘密警察总部),用德语徒劳地劝说他们冷静。后来他回忆起那个无助的时刻,说他有一种感觉:苏联消失了。

接着学习元音,老师讲,a比汉语“啊”口型要大,我想起七年前住在汉堡郊外,每天坐4路车回家,之前一站叫什么BAB,报站发音时那个A就发得非常夸张,好像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塌陷事故。后来到了柏林,参观了著名的小报图片报,Bild,还有柏林时髦的米特区,Mitte,对了,那次让我震撼的彩虹游行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念i时还学到了一个词Lid,嘴唇,老师说,“在德国化妆品店好像经常看到这个单词呢”,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如今走到哪里都是买买买的消费者。

念o时我注意到了Bonn,波恩,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城市,背后是整个西德史。念u时学会了Puppe,玩偶、傀儡,常见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吧,维克多·克莱普勒提到过一个在纳粹时期发生演变的动词:aufziehen,它的本义是上弦、旋紧,比如,给一个自动玩具上发条——一个机械的动作,作用于一个无反抗力、无生命力的动词。就是从这里引出了aufziehen的比喻用法:我炫一个人。意思是:我戏弄他,把他弄成滑稽的人,弄成玩偶。zie发送气长音,感觉是在恶狠狠地出气。有人说,滑稽就是把有生命力的东西弄得机械化。这么一想,中文里头的“打造”不也(糟糕得)异曲同工?

学变元音ü时你不可能想不到Führer(元首)一词,所有二战题材的电影,哪怕是英语配音用的也是这个词,几乎成了希特勒的特指。在《柏林孤影》里,一对在战场上丧失独子的柏林夫妇痛彻心扉,机械工出身的丈夫把Führer添了几笔,改成了Lügner(说谎者),然后和妻子开始了一起秘密行动:在柏林全城散发反纳粹的明信片,试图唤醒被欺骗的人们,他以为自己就像一个往发动机里撒沙子的人,积少成多,终有一天可以让发动机停止。他一次次地在传单里提到“机器”,最终这成了纳粹抓捕到他的线索。他临死还寄希望于那些明信片会产生效果,一个良心未泯的警察局长(也是电影里唯一被这些明信片震动的人)告诉了他真相:几百张明信片里,只有18张没有被上交。

《柏林孤影》

同样的,学到字母组合ei的发音时你也不可能想不到伴随着臭名昭著纳粹礼的那句Heil Hilter(希特勒万岁),电影《无主之作》男主角库尔特的父亲是纳粹时期一位有良知的教授,他拒绝在公开场合以“Heil Hilter”表忠心,于是每每用发音接近的“夏天两晚上”蒙混过关,在内心保持人格的完整。可是在战后的东德,他还是遭到了清算,因为他曾在妻子的催促下不情愿地加入过纳粹党。他丢了教职,只能在学校当一个擦楼梯的清洁工,最后郁郁不得志上吊自杀。库尔特在东德时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青年画家,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掌握得很好却不满足于此,他的老师忧心忡忡地提醒他,要把自己投入伟大的人民中去,不要总是ich,ich,ich,我,我,我——几乎和观影同一时间,我在德语课本里从“我是小明”里头学到了ich这个单词

《无主之作》

后来,库尔特从东德来到西德,眼界大开却迷惘异常,经济上的困顿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面对各种时髦的流派丧失了自我。电影进行到这里时,我多么害怕这是又一个“失重故事”啊,你拼尽力气去往彼岸,却发现那里只有虚空。七年前我在开姆尼茨(两德统一前叫卡尔·马克思城)采访过一位名叫安佳的东德女人,她对墙那头的世界就经历了向往到破灭的故事,而她心爱的人居然一直为斯塔西(Stasi)工作,换句话说,她的每一封情书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

“我真没想到。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她这么跟我描述那种感觉。有一段时间她一听到Stasi就感到恶心——在学习St字母组合发音时我试图体会她的感受,以及无数东德人听到这个词时的恐惧感,当然,如今它只是一具轻飘飘的尸体了——安佳最终开始学会面对那些令人不快的遗产,并开始拥抱“自由的重负”,虽然我们最近一次通信她又提起另一件头疼的事儿:这几年涌向德国的难民

她说,如今的开姆尼茨总是在示威和反示威,一边是来自叙利亚和北非的年轻难民(他们占据了市中心),一边是找不到工作的没有未来的“愚蠢的德国人”,安佳不止一次因为游行错过回家的通勤火车,对于现状她非常纠结,“有时候觉得还是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赶紧回家照料花园吧”,我想我应该再次去拜访她,听一听新的故事。

是谁说的来着,20世纪是一个“主义”的世纪,在语音课里我学到的最后一个字母组合恰好是ismus,把它放到任何一个行动后面,就把行动变成了主义。庆幸的是,库尔特——至少在艺术层面没有被任何“ismus”所限制,他再次问起那个根本问题:ich,ich,ich,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于是他回到了最初,也就是电影的开头,1937年,小姨带他参观的“颓废艺术展”(不符合纳粹意识形态与审美的现代艺术),那是他艺术天赋的发蒙之际,他找到了自己,也间接地通向了小姨被迫害致死的真相。电影中那个老纳粹,也是库尔特的岳父,逃过了一次次的清算,在新时代里春风得意,终于在看到那幅画时遭到了形而上的审判。

《无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