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来了吗?还为时尚早,不如先试着走出冬天

文 / 曹忆蕾

“每个平台都是大明星、流量艺人,非常俗,但这是现实。大家就是要流量流量流量。”

这是《乐队的夏天》中出现的一幕。在这档节目里,31支乐队要在这个夏天角逐出HOT5,资历最老的是出道30年的面孔乐队,也有音乐节压轴的常客新裤子乐队,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客家乐队九连真人。

尽管中国的乐队不再稀有,坐一趟大巴去郊区赶一场音乐节太常见,可被放到综艺舞台,这还是头一遭。现场打分、末位淘汰、直面批评,他们熟悉地下录音棚糟糕的气息,熟悉音乐节躁动的旋律,熟悉默默无名时的挣扎,唯独不愿向市场和流行低头。

张亚东说,钢琴教育十年,不如一个郎朗。90年代的唐朝、崔健之于中国摇滚乐,何尝不是星光熠熠。辗转30年,中国摇滚乐在主流市场失声了,重新回归却要承受争议。

中国摇滚乐不只1994年的伤心旧闻,还有后20年的挣扎与求生。追逐个体享乐的世界已经不是摇滚乐的乐土,该放下前尘往事和英雄强势,为摇滚乐寻找新经典和新偶像。

谈论乐队的夏天还为时尚早,不如先试着走出冬天。

90年代,“摇滚就是反商业”

在1989年的冬天,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只花了一首歌的时间,就为大陆摇滚圈旺盛、蓬勃的能量吸引、着迷。那是一首老牌摇滚乐队RUSH的歌。在王府井的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唐朝乐队也因此成为朋友。

隔年,张培仁成为了唐朝乐队的操盘手。他所创立的“魔岩”厂牌,相继推出了《中国火》系列、《唐朝》专辑和后来代表“新音乐的春天”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成为了人们对90年代摇滚乐的经典记忆。

台湾成熟的唱片工业撞上了大陆摇滚圈的能量场。当时,魔岩宣传总筹牛佳伟的感觉是:“大陆音乐带领整个华语音乐潮流的时代来了”。1994年12月,当“魔岩三杰”及唐朝乐队站上香港红磡体育馆,整个港岛都在震颤。演唱会台下,张培仁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他的意图,让中国摇滚乐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

在轰动背后,却是摇滚浪客和唱片公司之间的一笔烂账,各执一词。多年之后,这股怨气仍然难以化解。

于唱片公司而言,北京摇滚圈是一座未经开掘的音乐富矿。滚石唱片声称,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专辑制作费几十万,但是出一张摇滚专辑,他们舍得花300万。

乐队似乎并不领情,抱怨合同不公、报酬太低。面孔乐队嫌《火的本能》30万的保底版权费太低,把制作人方无行堵在三环路上,吓得方无行逆行逃跑,车跑没油了,被乐手捉住跑家里洗劫一遍。

1996年,方无行再次陷入狼狈,摇滚圈疯传方无行与盗版商联手。多年后,他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连北京玩摇滚的一些老炮们都把这样的说法当成笑话。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被盗版困扰,北京本地的各路神仙也无法搞清盗版的源头,我一个外来人怎么可能和大陆的盗版商联手呢?”

乐手拒绝配合宣传,追要唱片销售分成。一卷磁带的收益是1.5元,分给乐队4个人,每个人从一卷磁带里可以分到4分钱。加上唱片公司只签约主唱,不签乐手,这直接导致“做梦”乐队的解散。当然,这也有唱片公司的考量——据说当初签约“黑豹”乐队的公司,因为窦唯离开乐队受到不小的损失。

规则、合同、商业道德,这是第一代摇滚客从未接触的世界,才华是他们最大的道德,他们也因此成为潮流、市场、女孩之间的宠儿。但是,成名背后的代价,他们一无所知,经验为零。

“我们受到的教育里,是不懂得这些的。”张楚说,“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

不仅如此,乐手和商人是两辆迎面冲撞的车,在高速行驶中相互较劲。乐手间流行“反商”情节。张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当时的大众是被乐评引领的,而乐评人因为要占据先锋性,提出“摇滚就是反商业”的理念。

方无行不以为然。他在中国摇滚乐的回忆录《泥石流本纪》中抨击乐手的虚伪,“他们心中有着极端孤高的反商情节却又受不了名利的诱惑,并将争名夺利的企图,以非比寻常的优质行动作为较劲的方式,这是摇滚圈的悲哀。”

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成了一个时代匆匆完结时的最后华彩。这是滚石公司唯一组织过的一场大陆摇滚演出,虽然赢得了声量,但并没有赚到钱,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

贫瘠地里生出的鲜花,再绚丽夺目,也难有长久的生命力。辉煌、激情被一夜成名耗尽后,结局如何勇后来所言: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2001年,滚石迫于财务压力,从国内撤资。尽管张培仁对于大陆摇滚乐有着长远计划,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工业、产业的人要去解决的”,已经无计可施。

最后,中国火变成了张培仁一肚子的火,他带着遗憾与恨离开北京,离开自己一手缔造的大陆摇滚乐的巅峰时代,离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千禧年,“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

2019年的夏天,张亚东又一次听到了《New boy》,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出自朴树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他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歌还很新,演奏的人换成了盘尼西林,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乐队。张亚东50岁了,他也好久没见过46岁的“小朴”了。

这是一首为千禧年创作的歌曲,人人都是new boy,对技术、资本、财富充满热枕,任何人都能赚到钱。正如《New boy》里唱的,“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现实与歌里唱的总是相反。互联网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唱片业,这是场全球性的崩解,不仅在中国。基础薄弱的中国唱片工业尚无力制造一个流行明星,更别谈向地下摇滚倾斜资源。

在一个没有音乐节、没有广告代言、没有商业赞助的年代,摇滚老炮彻底哑火了。

2008年,在盛志民导演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中,何勇向DJ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通过他向滚石唱片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给过。”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

窦唯不做摇滚乐,换了新的音乐类型。在南方,一场演出给200元,他也愿意去,他认为自己应该走动着、演着。这样的价格,红过的乐队都不愿将就,放不下身段。

互联网来了,有强大的搜索引擎,有到处发歌的平台。但是免费下载、免费听歌,歌手去哪里赚钱吃饭。何勇弄不明白,他问张有待,“网上有商业模式吗?”

或许,何勇该更直接点,中国还需要摇滚乐么?

张培仁曾向崔健建议把摇滚乐改叫“刀子歌”,彻底与西方脱轨。无论是刀子歌,还是摇滚乐,其本质都是对现实的批判。

早在1993年,魔岩三杰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时,乐评人金兆钧就指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不是现实的批判的摇滚精神。为什么呢?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

1997年,一股新生音乐力量顺势而生,要和“苦大仇深”的摇滚乐说拜拜。“北京新声”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时髦的,前卫的,趣味的,都市的纸醉金迷和年轻的享乐主义,其中不乏此后大有名气的新裤子乐队、鲍家街43号、花儿乐队等。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唱片业的末班车,从卡带到CD,短时间内被关注到。不幸的是,人还没撑到发迹,就被互联网大潮淹没了。“那时候真的没人听了”,新裤子主唱彭磊改去做动画片导演,吉他手庞宽做设计。

那时,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摇身一变,成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沈老板,日子也不好过。2000年到2005年,摩登天空欠了一屁股债,到最后只有两三人勉强支撑,投资了300多万,亏了将近一半。沈黎晖躲进了录音室听音乐,他很清楚,“我是在逃避现实”。

有人逃避现实,自然也有人另觅出路。2000年,鲍家街43号的乐队主唱选择单飞,签约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摇滚圈少了一支先锋乐队,中国流行乐从此升起一颗巨星,那就是汪峰。

一曲《飞得更高》让汪峰听到了钱的声音,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半年时间里,《飞得更高》先后在各种舞台上重复三百多遍,还与“神舟六号”一同升空,汪峰成了中国企业家、官员们喜爱的歌手。

与新裤子同为朋克军团的花儿乐队,选择了走向大众,签约主流唱片公司百代后,走起了流行摇滚风。可是,流行摇滚能叫摇滚吗?这不重要,2005年《嘻唰唰》红遍大街小巷,抄袭也挡不住花儿乐队火了。

汪峰、花儿乐队的形象转变背后,是攀上了彩铃的高枝,加上包装和营销,使得他们迎来了事业的第一次腾飞。而新裤子的庞宽和彭磊还在看不到尽头的工作里蹉跎着,他们意识到“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东西”。2006年,新裤子推出了一张名为《龙虎人丹》的专辑,从朋克彻底变成了新浪潮和合成器流行,穿着李小龙式的运动衣、脚蹬飞跃,扭着迪斯科舞步。在《乐队的夏天》里,沈黎晖给这次转变很高的评价,“新裤子的翻身之作”。事实上,13年前,沈并不看好新风格。这也令老团员不适,乐队创始成员刘葆离开,加入了老牌朋克乐队蜜三刀。

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苦苦挣扎的乐队才挖到了第一桶金,那就是音乐节。

2004年,是中国音乐节文化的破土之年。贺兰山脚下,摇滚歌手苏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他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音乐节。贺兰山音乐节第一次启用了18支乐队,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摇滚群内所有的大咖:唐朝、二手玫瑰、子曰、崔健、张楚、何勇……

Livehouse是乐队成熟前的试验地,音乐节则提供了面朝大众的舞台。2005年,苏阳来北京加入音乐节的大部队后,从开始每年固定七八场演出,到现在多的时候,每年至少20场。随着迷笛、草莓、乐堡等音乐节的制作厂牌逐渐成熟,音乐节不再是一年演一场的非常态,反而成了成熟乐队的常规演出,小众乐队也可以通过音乐节不断与观众见面,推出新作品,告知新日程。

Livehouse、音乐节在大众间的普及,似乎解决了乐队生计问题,但乐队没有停止对表达这个课题的探索。有一段时间,新裤子乐队玩过土摇,“歌词特别长,像小学生作文一样”,风格转变了,躁动的旋律在音乐节上格外受欢迎。商业上的成功没有令彭磊坚持土摇,“心里不是这样走的”,后来,他们玩合成器、迪斯科舞曲。在音乐节上,上一个乐队演完,轮到他们的时候,底下的人几乎走光了。

是不是走得离观众太远了,他们开始反思这类问题。当他们回归三大件的摇滚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写出了那时的挣扎与迷惘,“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新十年,不需要摇滚

在接受《乐队的夏天》邀约前,摩登天空副总裁乌莉素雅为乐队搬上电视,努力过三次。

第一次是5年前,电视台只能给出垃圾时段,这等于节目白做;第二次,乐队MV都拍齐了,但是节目组要求先翻唱后原创,“这是与乐队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三次,节目组给出脚本,要求乐队“演”。三次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有时节目出了,乌莉素雅也没有看一眼。

市场还未开化,当习惯在Livehouse、地下录音棚里独自歌唱的摇滚乐,要走向大众流行时,各方自然难以达成共识。

事实上,音乐综艺随着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思路和路径也在发生巨变。2012年,《中国好声音》异军突起,挖掘素人声音,为华语音乐圈供氧;第二年,《我是歌手》开播,这档节目意在重新演绎经典曲目和翻新过气、不成名的歌星。

两档节目均做到第七季,过度消耗之下,惊喜不再。《好声音》的历届冠军,少有真正走进华语流行乐的名人堂。论造星成名的含金量还不如毕姥爷的《星光大道》。

市场需要新的声音,打破套路和乏味,直到《中国有嘻哈》的出现。嘻哈的突围是街头文化、小众文化被打造成流行文化产品的成功,也是综艺研究青年文化的开始。此后,嘻哈说唱、街舞、脱口秀、滑板,这些青年眼中所有“酷东西”都被转化成了综艺产品。

这次,终于轮到乐队了。摩登天空是米未敲下的第一家厂牌。在《奇葩说》取得空前的成功后,米未陷入了创新困境,新节目如《饭局的诱惑》《拜拜啦肉肉》《黑白星球》收效不佳。

在乐队海龟先生的经纪人李桐看来,《乐队的夏天》和《奇葩说》的共性在于表达,前者是音乐态度的表达,后者是观点的表达,这也是她认为可能成功的因素之一。

《奇葩说》受欢迎在于打造出肖骁、颜如晶这类“奇葩”表达者。人是这里的关键,同样“套路”放在《乐队的夏天》也适用。

音乐专栏作家郭小寒是冲着圈内好友看《乐队的夏天》,她认为这档节目最根本的还是人。“选秀也是选人,好歌手、好歌曲,大家没有记住歌曲,记住的还是人。中国观众只能欣赏人,不能欣赏真正的技术、真正的律动。”

故事之外,音乐成了消遣品、陪衬物。情怀牌也是故事表达的一种。所以,当节目录制前,彭磊听说乐队平均年龄35以上时,他疑惑:“你让这些乐队来干什么,来丢人吗?”

他不明白,出道30年的面孔乐队与后辈比赛,曾经跟在大哥后面混的张亚东坐在对面,这些人与他们的关系串联起中国摇滚乐30年,《梦》的贝斯声第一个音符响起,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一半。

事实上,米未可能忽视了短视频对长综艺叙事结构的冲击,乐队的演出更多被剪辑成短视频在微博、B站等平台上传播,对于播出平台爱奇艺而言,点击量将大打折扣。

“《乐队的夏天》不是做大流量,而是用中小流量来做话题的”,在郭小寒看来,这档节目应该对标《非诚勿扰》。她认为,这是一整套算法精密的产品,喜欢乐队的可以看作品,摇滚、朋克、爵士、民谣任君挑选,喜欢故事的也可以看到老炮对理想的坚持,新人对社会的不羁。“音痴”担当的马东则肩负起整个世界与摇滚乐的对话。

面对这整套设计精密的产品,习惯了与大众保持距离感的乐队,首先败给了赛制。乐队间的竞争、淘汰,令从未经过市场洗礼的乐队,倍感压力与不适。

“走向大众,成为明星,一定要妥协。乐队能不能往前走,全凭性格,如果让他们没有棱角,就不是他们了”,乌莉素雅说出乐队自我表达与大众流行之间的冲突。

放弃了自我表达的摇滚乐,迎合市场,迎合大众口味,还是叫摇滚乐吗?

最近几年,李桐频频产生焦虑。创投圈的流行词“互联网思维”也传入了音乐圈,“这个词害了很多人,大部分人被吓到了,我的东西是不是不具备互联网思维。”李桐说,这是危险的信号,“如何运用平台表达自己和被平台表达自己,是有差异的”。

市场围绕着艺人转,无关音乐。2016年,音乐节爆发之际,李桐意识到音乐节越做越像《同一首歌》。演出商告诉她,哪个乐队赚钱,再放一些小艺人,一场拼盘演出就成形了。市场并不是根据音乐作品来权衡艺人,而是要做一个拼盘,按照头部、中部、尾部艺人排好,再制定价格标准。

在这个流量时代,新裤子乐队也没停止寻找另一条新裤子。2017年,在大鹏拍摄的电影《缝纫机乐队》,新裤子献唱了插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怒刷了一把存在感。

把演唱会开进工体,是不少乐队的梦想。2019年3月末,新裤子做到了,门票在10分钟内销售一空。十年前,他们在马路对面的愚公移山,观众不过上百。

“今天的生活只剩下手机屏幕,文化不再宽广,也不再对年轻人有意义了,一切都不再重要,除了我在手机屏幕里的样子。时代不需要知识分子,不需要文艺青年,只需要平凡的老哥。”主唱彭磊曾这样感叹。

不可避免的,在《乐队的夏天》里,还是弥漫了中年摇滚客的失落。“老了”“平凡”从他们口中冒出,看着九连真人、盘尼西林旺盛的生命力,他们露出由衷羡慕的神情。

这个夏天,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做起了美妆博主,熟练地对着镜头展示口红,用手心做背景板,“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姿势并不陌生,但对我特别陌生,这是刚刚我们团队的人教我的”。不适应大经纪模式离开摩登天空后,二手玫瑰并没有蹚出新路,独立运营要面临的问题,只多不少。

梁龙需要新的渠道,新的沟通方式。听众在成长,也需要新的摇滚乐、新的表达方式。90年代的摇滚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紧贴着时代的脉搏。但如果乐队仅满足于打情怀牌,也未免太小瞧网络时代的纷繁复杂与新一代人的情感诉求。

沈黎晖曾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乔布斯、扎克伯格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并不是时代不需要摇滚乐了,只是摇滚明星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了。

参考报道资料:

《泥石流本纪》北京摇滚见闻录,方无行,万象出版社,1996年

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深圳电台专访——中国摇滚乐的春天,刘洋,深圳电台,2006年

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导演盛志明,2009年3月25日

创始人沈黎晖说,要把摩登天空做成从音乐出发的消费公司,霍小斯,好奇心日报,2015年6月26日

张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叶三,界面正午,2016年7月4日

新裤子|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提前离去在成名之后,郭小寒,201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