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给辽国、西夏的岁币,其实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佑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摘自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帝国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