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航的反应是把牛某放到火上烤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韩福东/文编剧李亚玲决定放弃对国航的索赔,并在脑门上贴了“不得不服”四个字。

“国航监督员”大闹公务舱事件,基本已告一段落。因处于风暴最核心的当事人牛某是精神疾病患者,让此案引发的纷争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在认知力上与健康人有别,公众对此需培养善意的移情与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事关公共安全,相关部门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亦不能演化为无节制地纵容。此事件在机场的发展令数名乘客受到极大困扰,这和国航现场处置不当有明显的关联。

目前,基本事实大抵是清楚的:三名乘客在飞机滑行时打电话或采用飞行模式看信息,被同为乘客的国航员工牛某制止,牛某在飞机上闹了两个小时,飞机后落地后报警谎称自己遭到围攻,导致三名乘客被公安滞留7个小时做笔录。这不是牛某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诬陷别人,她既往的黑历史被扒出来不少。视频里的她看上去的确过于歇斯底里。但如果知晓牛某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她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躁郁症患者在躁狂与抑郁之间跳跃,缺乏自我抑制能力。当躁狂发作时,容易变得自我放纵,富有攻击性,有时还会产生受害妄想。美国传奇黑人歌手西蒙尼就是典型的躁郁症患者,获2016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发生什么了,西蒙妮小姐?》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展示:西蒙尼在演唱会时,会因为一个观众站了起来而停止弹琴演唱,伸出手指怒斥:嗨,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在巴黎大饭店,因为有人盯看她时间有点长,不安的她就要动手打人……这些典型的躁狂症状,非常不讨人喜欢。

但我们不应夸大躁郁症患者的暴力可能性。从牛某的各种表现看,她可能有强烈的受害妄想,但却并没有动手打人的暴力倾向。从受害妄想这个角度来审视她对航空安全的过度敏感以及诬告行为,或许就会释然。我们不能用健康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躁郁症患者也有他的可赞之处,譬如通常脑洞很大、慷慨、精力充沛……美剧《国土安全》女主Carrie是我见过被塑造得最逼真的躁郁症患者影视形象。看过这部美剧的人或许都会被她的个人魅力所感染,也对她的躁郁病症产生深深的基于病理学基础的移情理解。也正如《国土安全》剧情所昭示的,受躁郁症困扰最大的人,恰恰是患者本人和她最亲近的家属。

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源于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患者需要去污名化,也需要被关爱。在这个意义上,公开牛某患有躁郁症的信息,可能需要格外谨慎。在此轮国航舆情发酵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公众对这种疾病的不理解与不宽容,这必不可免,毕竟牛某的行为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不适与厌烦。但如果我们对这种疾病有基本的了解,基于健康人的理性,或许不应过多评判牛某,而应更多将目光聚焦在病人的监护机制上。

此案说到底是如何对牛某进行有效监护,以减少其对公众的骚扰,并避免对公共安全构成可能的威胁。从法理上,她的近亲属应为监护人,如果牛某因自身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其监护人有承担民事责任义务。

国航虽无法定监护责任,但问题是,牛某在公共场合包括飞机上已多次疾病发作,骚扰并诬告他人,国航对此知情,却听任她以“国航监督员”名义继续胡闹,作为空乘的服务方,至少是失职的。在编剧李亚玲遭遇的这次事件中,国航部门显然没有及时制止闹剧,令乘客遭遇了话语羞辱和被警方盘查7个小时的额外成本。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担心,牛某疾病发作可能导致的航空危险。国航如果不能提供完全的保证,就应该对牛某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譬如必须有监护人陪同方可登机。这并非面向精神病群体的歧视,而只针对有犯案前科的患者个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不是对其无限放任。

在李亚玲曝光事件来龙去脉之后,国航的反应令人失望,他们表面上在谈尊重精神疾病患者隐私,实则把躁郁症患者变成维护自身形象的一个砝码。牛某被国航形塑为出发点良好的航空安全捍卫士,而李亚玲等人则成为反应过激的过度维权者。这无异把牛某放到火上烤,她势必将因此遭逢更多批评,这很可能导致她滑向无边的抑郁深渊。

国航其实并不真正关心精神疾病患者的尊严,也并不想认真回应乘客在服务和安全上的合理预期,此刻他们最坚持的是:错不在我。在面对处置不当导致的舆论危机时,这是最惯常的公关套路,但其实也是最无力的。

(作者系互联网从业者,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