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的梁启超书写:不失为优秀,但没自我期许的那么高

盛子胥

从关注现实到投向历史,作为知识人的许知远正在寻求自己的身份确认。尽管他的历史写作已有几年,但都不足以奠定其历史写作者的地位,更不能满足其写作的抱负与雄心。一定意义上,《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其角色转换的结晶——一方面,他要借此完成从新闻写作者到历史写作者的真正蜕变;另一方面,他自觉不自觉在梁启超身上寄予了很多的个人期许,甚至自我的投射。向这位100年前的思想先驱和前辈文人、新闻人致敬的同时,许知远也在无意中展示了当代知识人的困境。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68.00元。

相对而言,许知远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书写对象。作为晚清的言论界巨子,梁启超在一定的时间段是执舆论牛耳的人物;作为政治变革的倡导者和行动者,梁启超青年时期即介入政治,其后被各方势力所拉拢;作为学者,梁启超在生命最后十年左右才专心治学,涉及数量和门类却令人惊叹。比较一下许知远与梁启超,或许更有助于理解《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所呈现的青年梁启超形象。在志向上,无论梁启超还是许知远,都希望立功、立言;在追求上,两人都有家国情怀,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在操作上,两人都关注天下大事;在职业上,两人都是新闻人和有影响力的知识人;在写作上,两人都是才子,文章有才气。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一部才子之书。它保持了许知远新闻写作的特点,全书文气充沛,纵横捭阖且起伏跌宕。其次,它信息量大,不仅描写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和经历,而且涉及了众多与历史人物和事件,勾勒出晚清知识人的群像。第三,本书的文字组织技巧高超,尽管引文甚多,但写作总体流畅易读。以上三点,都是本书明显的优点。

以具体的内容而言,许知远深得非虚构写作与新闻写作之长,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准备流亡为开始,然后追溯梁启超的出生、成长、求学及参加科举的经历。梁启超12岁就考中秀才,被誉神童。然后从新会来到广州,辗转进入几家书院,17岁以广东第八名与谭鑣、张元济同榜中举,此后参加会试却一败再败。

认识康有为并执弟子礼是梁启超思想觉醒的开始,他的目光从八股、辞章投向了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其关注范围也从中国转向了世界。几次会试不第虽然阻挡了他谋取功名的脚步,但却让他交游的范围大大拓宽,对于西方的知识也逐渐增加。近代之后,清廷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1894年甲午战争又惨败于日本。这让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于1895年四五月间参与了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年的会试中,康有为考中供事榜第五名。作为新科进士,他几次上折,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办的双日刊《万国公报》开始正式刊行,梁启超和麦孟华“试着充任主笔,负责论说文字”。这一尝试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每期可送出两三千册。三个月后,又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与汪大燮一起出任主笔。1896年3月下旬,梁启超来到上海,不久之后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一起创办了《时务报》(旬刊)。有了前面的职业积累,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采,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气势恢宏、文采斐然的文章。他批评时政、呼吁变法更是引起了许多大臣和士大夫的共鸣。几期下来,《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发行量节节攀升,梁启超一举成为深具影响力的名人,其名声遍及全国。1897年初,梁启超前往武昌拜见张之洞。此时的张之洞乃清廷重臣,洋务派的实际领袖。在学界,他以《书目问答》一书而著称。当他得知梁启超来拜谒时极其兴奋,破例打开武昌城中门,以厚礼迎接梁启超入城。梁启超拜见张之洞那天,恰好张之洞侄儿结婚。张之洞丢下宾客,和梁启超畅谈“至二更乃散”。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二十三四岁成名,固然让梁启超名利双收。但是,其知识不足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1897年初,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称梁启超的文章放纵粗陋,不了解变革的逻辑。对于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称西方议院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严复表示质疑,对于孔教,严复认为,“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这些犀利的批评,让如日中天的梁启超而言犹如当头一棒。他一直拖延到3月末才写了一封回信,称自己过于繁忙,来不及对文章做更多的推敲和论证。而《古议院考》是一篇旧稿,为了凑版面才拿出来。而严复 “教不可保,也不必保”的观点,让梁启超深受启发。

许知远接受南都采访

应该说,《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着意凸显了梁启超作为报人在言论上取得的成功,这一部分叙述较为充分。接下来,许知远还写到了《时务报》的内部矛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经历。如果说,后面部分的内容因为利用茅海建等人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比较准确,那么,对于梁启超与汪康年因为时务报过分成功而引发矛盾的叙述,则与马勇等学者的研究颇有出入。

在许知远的叙述中,报馆总理汪康年自认为出力甚多,但外界都将荣誉归于了梁启超。而黄遵宪规定的薪酬等级中,主笔优于总理。他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吃花酒,认为是联结网络、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但这一点却遭到指责。而梁启超则认为,汪康年兄弟主将将报务纳入己手,聘任人员也很少征求他的意见,自己不像是《时务报》创办人,而像供稿机器。此外,汪康年还对康有为的学说“颇多讥讽”。

相比之下,马勇2006年发表的论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中的研究,对于这一事情起因、过程和发展的描述更为客观、细致和准确,也更具解释力。

按照马勇的叙述,黄遵宪主张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订章程和制度,但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施行,这为后来的争执打下了伏笔。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期发表《变法通议》,批评张之洞似有媚洋嫌疑,并称满族人为“彼族”,第十期发表的《论学会》等文章,都引发了张之洞的不满。为了《时务报》生存,汪康年开始调整过激言论。1896年11月17日,回乡省亲的梁启超给汪康年写信,说准备在澳门创办一份仿《时务报》的旬刊,取名《广时务报》。《广时务报公启》在时务报发表后,引发了各方注意。很多人对汪康年说,梁启超同时担任这两份报纸的主笔不可取,而且《广时务报》不宜与《时务报》产生联系。后来,《广时务报》更名为《知新报》,梁启超只任一般撰稿人,这导致梁启超产生不满。他提议设立报馆董事会,汪康年辞去总理,改任总董。后来,这一矛盾经各方友人劝说而暂时平息。

但是,梁启超不久违反报馆创立时的承诺,大肆宣扬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并主张创立孔教,而报馆内康有为的门人鼓吹康有为为“教皇”、“南海圣人”,这引发了另一主笔章太炎的不满,并与康门弟子发生打斗。1897年4月,章太炎辞职回了杭州,外界盛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汪康年和梁启超是两方首领,这传衍加深了他们的猜疑。

此时,黄遵宪到湖南就职,得知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后,向陈宝箴推荐梁启超为总教习。经过协商,梁启超与1897年11月到湖南就任。汪康年担心梁启超不能及时供稿,《时务报》销量下滑,于是准备聘请郑孝胥为总主笔,梁启超改任正主笔,这引发梁启超大怒,和他彻底翻脸。而汪康年也逐渐将《时务报》变成自己的私有产业。

此时,康有为受到光绪重用介入戊戌新政。在弟弟康广仁及梁启超的建议下,通过御史宋伯鲁上书光绪,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由梁启超主持。光绪批给孙家鼐酌情处理。此时,康有为以小小的工部主事,因为被光绪看重而气焰嚣张,得罪了众多朝中重臣,在有关大学堂人事布局方面,康、梁主持的大学堂章程明显侵犯了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利益。于是,孙借机打压康有为,他借口梁启超已经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建议由康有为督办改为官报之后的《时务报》,并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建议,其真实意图是将康有为赶出京师。对此,康有为只得将计就计。

梁启超和康有为利用政府权力接管《时务报》,反而导致汪康年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汪康年不愿将《时务报》平和交出,在张之洞的帮助和谋划下,他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继续出版,将《时务报》的空名留给康有为。刘坤一上走之后光绪大怒,派黄遵宪彻查此事。知道内情的黄遵宪尚未想出合适的处理办法,戊戌政变就已经发生,康、梁流亡国外,此时也就不了了之。

马勇的研究对于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矛盾的产生、势态的发展,以及双方之间的争夺和较量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示了作为历史学者的史识和史料辨析能力。反观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的叙述,关于这一纠葛的经过和某些环节虽然也被提及,但是未能梳理出这一纠纷的要害和逻辑关系。在与此内容相关的第11章到第13章中,注释部分没有看到马勇的这篇论文。显然,许知远对于已经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不够充分,而他自己爬梳史料的能力不足,因此导致了这部分的叙述事实模糊不清。

而《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许知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两人自己的历史叙述影响太深,对传主的热爱使之与传主过于亲密,未能拉开合适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作出冷静的审视。在我看来,理性、冷静而客观的历史书写,较之“同情之理解”更为可取,因为前者可以提供更接近真相的史实,而后者很可能滑入价值观虚掷或事实不清的陷阱。就此而言,许知远的非虚构写作尚显不足

在论及自己回忆录四部曲的写作时,王鼎钧先生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以王鼎钧的标准,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可以获得职业认可和社会认可,但不能获得历史认可。但即便如此,此书仍不失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只是没有许知远自我期许的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