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你交出了自己的智商与选择权,并且沾沾自喜

文/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题图:美剧《西部世界》海报

1.

1984年,苹果计算机播出一则著名的广告,传递出一个讯息:有了麦金塔计算机,1984不会再是George Orwell的1984。意思是科技是人类解放和追求自由的工具

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样的乐观情绪更为强烈。1995年出版的名著《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就认为,在新的数字时代,旧时代的集中化权威和官僚体制将会瓦解,企业、产业和国家体制都会被彻底改变。

《Being Digital》,就是那本影响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人士的“圣经”

在二十一世纪,当世界刚开始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看到脸书和推特如何推动了社会变革。二十世纪末的想象成为现实。

左翼社会思想大师Manuel Castells在著作《愤怒与希望的网络》(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中乐观地说:“一切都是从网络上的社会网络开始的,因为这是自主的空间,他们超越了过去一直垄断通讯管道的政府和企业的控制。藉由在网络的自由公共空间分享悲伤与希望,透过彼此连结,透过对不同计划的想象,原本具有不同观点或组织属性的个人,形成了网络。他们聚在一起,从而克服了恐惧──这是那些权力得以延续和再生产的主要情绪。从网络上的安全空间,不同年纪和条件的人们开始去占领都市空间,即使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相信他们有权利可以书写历史──他们的历史。”

只是,三十年后的现在,这种乐观与天真似乎只会被嘲笑了[1]

2.

当世界在过去十年完全被社交媒体的空间与时间所改变,尤其是随着科技与人工智能的进展,西方体制也出现巨大的崩塌: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既有政治体制与政党越来越失去信任与认同,并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和强人兴起。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后,更让多本西方著作悲观地宣称民主已经终结或、民主将死,或者自由主义衰败,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出现了危机。

一如在当代人类生活所有层面,科技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可能,也造成黑暗与威胁,如今人们开始认识到:

我们以为可以成为自我表达的大平台,如今成为传播谎言与仇恨的工具,同温层相濡以沫的部落。

我们以为可以推倒威权的武器,如今成为控制大众的厉害武器。

我们以为可以让世界更好的人工智能,却使我们自愿放弃做出更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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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对民主的伤害中最被注意到的是部落化和所谓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现象

filter bubble,又称为同温层、个人化资料过滤、筛选小圈圈。是一种网站针对个人化搜寻而提供筛选后内容的结果。

的确,过去单一的、稳定的认同日益碎裂化,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小群兴趣相投的社群。差异当然是件好事,民主制度的设计,就是要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建立对话与共识。但过去的代议民主是建立在一套稳定的利益代表制度上,不论是政党、工会或教会,但现在越来越多人不觉得这些机制可以代表他们[2],传统代议政治因而失去支柱,开始裂解。

其结果是社会越来越极化与对立,沟通越来越困难,且个人认同更为原子化——这些选民更容易对体制反感、更容易被情绪动员[3]

2-2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带来了“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的高潮。诺贝尔经济学者Herbert Simon很早就说:“当信息非常丰盛的时候,注意力就会变成一种稀有资源。”

美国知名网络科技法律学者吴修铭(Tim Wu)在《注意力商人》 (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一书中提出,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每一种新媒体形式,都成为广告商攫取我们的注意力并转为赚钱的工具。在数字时代,计算机、网络和手机更是无时无刻地攫取我们的注意力。脸书的创办总裁帕克Sean Parker公开反省过他们造的孽:“这些应用程序,尤其是脸书,背后的设计思维就是:我们要如何尽可能占据你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意味者我们要不断地给用户一点多巴胺的刺激……”

“完全受寻求注意力所驱动的市场,其风险之一是他们往往都往最耸人听闻、最离谱、最能抓住注意力的内容上面靠,而且往往都是赢家通吃。”——《注意力商人》

这与民主何干?

注意力经济会侵蚀人们记忆、思考、决定的能力,而这些这正是民主的基础——因为个人是理性的、可以思辨的,并有反思性的。

另一方面,政客透过推特或脸书发表直接而简单的言论,或面对传统媒体但用吸引眼球的语言,都可以大量攫取注意力。他们爱跟网红来往,或自己成为网红。

于是,政治语言变得越来越幼稚,公共讨论变得越来越稀薄。

2-3

本质上,现代代议民主和数字时代的科技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前者诞生于民族国家与层级化的时代,是为了解决那个政治秩序的问题,但后者的本质是去中心化的和非地理性的。

民主的互动是缓慢的、思辨的、需要耐性的,但网络世界的互动是立即的、直觉的和情绪的。

尤其,正如政治理论家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说,“代议民主的目的原是对抗我们的认知偏见。他给实时满足设立障碍,减慢做决定的过程。美国的创立者竭尽所能,确保人民的政治冲动会得到被设计用来纠正他们偏见的机构之过滤。这就是为什么代议民主会那么让人挫折。它极少让人心满意足,因为这不是他的原意。”[4]

代议民主体制宣称自己是民主,但在现实的西方政治中,政客和官僚都距离人民太远,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回应(responsive)与问责(accountable)。数字时代的网民更会感到官僚体系太过于迟钝、太没有响应能力,因此对于体制更不信任。

其结果是,我们越来越厌恶传统政治的虚假性,渴望更货真价实的东西,而网络上的经验似乎提供了这种真实感与实时性。“代议民主憧憬它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我们永远受到诱惑,想要封闭存在政治中的缺口:让它变得更加真实、更加有反应和更加完整。数字科技大大增加了这些诱惑。”戴维·朗西曼说。

简言之:“社交网络让代议民主看起像假货。”

但真货是什么?

网络世界很容易成为一个如几世纪前思想家霍布斯说的人和人赤裸对抗的状态。朗西曼说,“单纯民主本来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会觉得自己有权利把他们的愤怒与挫折感发泄在少数人身上。因此,网络世界“是我们拥有的东西中最接近古代世界民主的一种:浮躁、暴力和授权。”

政治理论家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

社交媒体时代所制造出的对虚拟真实的渴求,也产生对政治人物的新想望:越是新鲜、直接、粗鲁的语言和形象,越能让选民觉得彷佛很真诚。

因此,民粹主义成为数字时代西方民主的自然体现:因为他是直接的、情绪性的、拒绝复杂答案的。

总之,社交媒体的快速互动让代议民主像是模拟时代的恐龙,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让有“梗”的人受到最大注目,部落化让选民更原子化且更封闭,以及后真相时代的虚伪话术与网络的操控让选民更难有充分和完整的信息——这一切都导致民众对传统政治菁英和无感、对代议民主不信任、对严肃的公共讨论感到厌倦。民粹主义型态网红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3.

上述所说是社交媒体如何弱化代议民主,制造民粹强人兴起的沃土。但科技对于民主的另一个威胁在于操控人的心灵

当然,几百年来,各种政治修辞、宣传与广告,都是要操纵人心,但是从来没有像当前的科技、网络与人工智能,可以如此有效、如此深入。掌握这些科技工具和大数据,设定算法,就可以操控人们的情绪与偏好,知道我们最深的恐惧与喜悦。

这是对民主前提的根本挑战。因为民主的根基是个人具有自由意志,基于理性或情感,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大到国家公共政策,小到小区、家庭和个人。这是为何民主有一种独特的道德价值(moral value)。

但现在,人们其实越来越是在一个被设定框架下的不自由选择,越来越是被AI以及背后掌握的人所操控。

但更严重的是,我们不只是在不觉知的情况下被操弄,而是自己放弃了主动选择,因为我们相信算法可以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不论是让spotify和netflix帮忙选择要听的音乐和要看的电影,或让系统帮你开车。

当我们越来越仰赖这些方便的工具,最终会失去什么?

接下来我们还会把什么交给计算机?

会不会有一天有人主张,AI可以有效搜集与整理候选人数据,可以帮选民做出更多智慧的判断,因此不用让这么多非理性的选民来决定世界的未来?[5]

这听起来不离谱,但一旦民主被AI支配,人的意义在哪?

4.

显然,既有的西方民主已衰老。但在人们找到新想象的出路前,民粹主义看到了空隙。

这是现在进行式。

未来的黑镜噩梦可能更不只如此,而会是一个有民主外壳,却实际上被一小撮菁英掌握的人工智能机器所控制的社会;更让人忧心的是,大多数人可能会接受这个情况,愿意逃避做更多选择。

我们以为人类是机器的主人,但最终会不会是相反?

我们该怎么办?

作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著作《21世纪的21堂课》中说的好,与其花费大量资源在发展机器人工智能,为何我们不投资资源在发展人类心智上?

否则很快地,机器会越来越聪明,人类却越来越愚笨,只剩情绪。

而我相信,要让人类心智更成熟、复杂、有创造力,我们需要更重视、更普及人文精神和文化创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关于人性本质,是人类独有的特质,是人类未来之所系[6]

《21世纪的21堂课》台版书宣传海报

注:

[1] 关于网络与科技早期的梦想是如何受到嬉皮时代的自由与解放理念所影响,可以参考我的新书《想象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

[2]政党的衰落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包括世俗化和去工业化,但过去十年,社交媒体加速了这个过程。

[3] 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兰相信极权主义的根源就是原子化的个人。

[4]戴维朗西曼,《民主会怎么结束》(立绪出版,2019)

[5]这是[人类大历史]、[人类大命运]著名的作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著作《二十一世纪的21堂课》中所提出的问题。

[6] 见知名生物理论学家爱德华威尔森著作《人类存在的意义》谈人文学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