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你们还在唱《童年》,可我已经65岁了

当年那个决绝离家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在可以愤怒的年纪选择发声。老了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他的回归与“叛变”。

2019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依旧在声声叫着夏天,放了假的孩子们,总会在街头巷尾听到《童年》。

对于罗大佑来说,这是他与世界交手的第65年。

他曾经叛逆、愤怒,也曾青春、肆意,《童年》、《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你的样子》……一首又一首歌曲,不经意间影响了60后、70后、80后、90后……今天的最人物,致敬音乐教父罗大佑。

文 | 北方女王

2000年9月,罗大佑来到上海,举办了内地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天南海北的青年纷纷赶到上海,只为见罗大佑一面。他们在绿皮火车上,合唱罗大佑的经典歌曲,无话不谈,彻夜不眠。

高晓松曾回忆道:“演唱会结束后,上海整条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罗大佑,大家在那里怀念自己的青春,怀念那些热血沸腾的岁月。”

那年,罗大佑46岁。

他是一只傲慢离群的鸟,却从未迷失方向。

他在随笔《昨日遗书》中写到,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阶段,人在往前走,风景也在往前。活着太久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告别而去的,究竟又怎么了?

我们的时代,像是陷入了一场喧嚣的沉默。这种语境下的热情,又该去哪里寻找。

回想千禧年的那场演唱会,仿佛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挽歌。

罗大佑这个战后婴儿与时代纠缠64年后,呐喊过、怒吼过、失望过,如今成为一个不再愤怒的老人。

这是他的选择,他有权退出涌动的时代浪潮,去感受生活的温情。

罗大佑原本和世界说好了,要成为一个医生,后来却成为了一个音乐人。

1954年生人的罗大佑,作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他的音乐与人生,不可避免地与时代情绪纠缠在一起。

他成长于台北一个医生世家,家人都从事医学工作。父亲不但医术高明,还喜欢音乐,于是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家中弹奏。罗大佑耳濡目染,从此对音乐无法自拔。

“那时候,我家街边有棵榕树,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树,成就了后来的《童年》,只不过街边换成了池塘边。2019年7月20日,罗大佑走到65岁的路口,他的《童年》依旧被传唱,可是夏天早已不再是最初的那个夏天。

顺理成章,罗大佑高中毕业后进了一所医学院。白天穿着白大褂工作,用X光来面对这个世界。晚上拿起吉他,自己研究旋律。空闲时间,他将余光中的诗《乡愁四韵》谱成了曲。

1976年,一位导演发现了罗大佑:“你这么有才华,来帮我们的电影做配乐吧。”

那年,罗大佑与张艾嘉,因电影《闪亮的日子》结缘。一个刚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1岁父亲就过世,16岁就开始演戏的张艾嘉面前,“我爱你”三个字,显得单薄而苍凉。

他把写了整整五年的《童年》送给了张艾嘉。后来的故事不得而知,两个人最终各奔东西。

罗大佑与张艾嘉

1980年,罗大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医学求学生涯,终于如愿考取了医师执照,在台北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

生活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每天要直面许多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强烈的对比和震撼让罗大佑的人生观起了很大变化,从而创作了《鹿港小镇》,呐喊出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无望的幻灭感。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当时的时代情绪对罗大佑的刺激是直接而猛烈的。他找到父亲表明自己以后不从医,只做音乐的想法。为此父亲劝说道:“从医好啊,既可以受到尊重又稳定。”

他却说:“那么多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说这话时的罗大佑,颇有一番当代鲁迅的文人姿态。

冷战时期,人类随时有可能被毁灭掉,禁锢与生活时代的矛盾,过于强烈。罗大佑身处其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

1982年,他发行了自己人生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写下一句话:“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令罗大佑没想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流行超乎想象。在原本一片莺歌软语,充斥着邓丽君以及唯美校园歌曲的台湾乐坛,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轰动。

在专辑的封面文案中,罗大佑写下:“这一趟音乐之路,走得好辛苦。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

出道即巅峰,首张专辑一上市,就卖了15万张,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罗大佑不可一世的歌声。那时的他,无论是歌声还是形象,都充满了激情与不驯。

同年,他举办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80年代初,当人们还沉醉于填词华丽的民族歌曲时,罗大佑用一张《之乎者也》将那脆弱的纱布狠狠撕开,带领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毫无前例的批判与自省之中。

这首同名歌曲,几乎超越了流行音乐的藩篱,承载了很多思想内涵与立场。《之乎者也》里的旋律与歌词,用文学化风格的表达,一句句拷问着现代人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

最后他用批判的口吻问道:“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他的音乐,带着一种勇气和批判性,充满了对社会的思索,受到年轻人为之尊崇,他的音乐变成他们精神的一部分。

罗大佑是一个带着偏见看世界的音乐人。他不喜欢模糊的立场,却也怀疑过分确定的答案。

他所写的作品,有一种深深的信念。这种信念关乎社会、关乎人民、关乎大爱。对罗大佑而言,艺术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李宗盛说:“和他相比我会感到惶恐,他对我来说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才是真正的台湾音乐界重量级人物。”

可这一切都与罗大佑的初衷大相径庭,最初写歌,只是为了将自己表达的清楚一些,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人们口中的“偶像”。

他穿上了黑色的风衣,戴上黑色的墨镜,只为抵挡外界的干扰。后来他说:“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与注意,我是有些惶恐的。”

“归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1983年,罗大佑发表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他在《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等歌曲钟,直接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注目。

在台湾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罗大佑被贴上了“抗议歌手” 的标签,刮起了一阵“黑色旋风”。

就像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的那样:“媒体掀起了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

紧接着,第二年《家》发行,然而这两张专辑都没有受到好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罗大佑明白了写歌是要受阻的,必须字字斟酌,处处小心,否则前方就是深渊。

音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一度陷入挣扎。

终于在1984年底,随着一场名为“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会的结束,罗大佑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宣布暂时退出流行乐坛,远赴美国。自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漂泊生涯。

那年,他30岁。

主动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的罗大佑,不想被狂热的时代情绪所裹挟。

在这里,他成为一个孤独的旁观者。

后来他在书中这样描述身处纽约的心境:这里的艺人,很多在他们自己的国度,是很有名气的。但他们宁可在纽约,接受环境的刺激,加强创作力。

之前经常困顿于主流音乐的罗大佑,在纽约这座城市身上,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1987年,罗大佑来到香港,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工厂”也从此在音乐领域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紧接着,他以电影为切口,迅速打开市场。

沉寂四年后,罗大佑的又一力作《爱人同志》问世,正如他当年用《之乎者也》敲开音乐的大门一样,这张专辑在轰动台湾乐坛的同时,也轰动了香港乐坛。

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人、黄种人的历史命运,音乐探索上也呈现更多的可能性。

1998年,罗大佑的父亲在纽约去世。当听见越洋电话那一头,姐姐说“爸走了”的瞬间,罗大佑第一次感觉世界在崩塌。

“当亲人死掉之后,你发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信仰基督教”。

罗大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至亲死亡的痛苦,对他而言,就像“灵魂死了一次”。

此刻的他需要一个家庭,来弥补父亲的离去和家庭意义上的情感缺失。有一天,他和相恋12年的李烈经过纽约的市政厅,罗大佑对她说,我们进去结婚吧。

然而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半就结束了。离婚后的他,经历了人生的低潮。

家对他而言,变得奢侈起来。

2000年,罗大佑来到内地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天南海北的青年纷纷赶到上海,只为见罗大佑一面。

那年他46岁。

他在《昨日遗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一个死去的灵魂,难道还怕鬼吗

何况台下坐着的,还有一堆活生生的

冲你来的支持者。”

千禧年如期而至,罗大佑却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时代的悲剧愈演愈烈,“911事件”之后,便是伊拉克战争,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他之前最喜欢去的巴厘岛,随着“嘣”的一声,也陷入了危机。

2004年末,罗大佑发行《美丽岛》,为了不让唱片公司承担损失,他自费出版了这张专辑。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声音湮没在周杰伦和“超级女声”带来的新浪潮中。

曾经以为不可能被盼到的2000年,竟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隐埋。回头看时,了无痕迹。

那么,我们有没有长进一些聪明才智,与人生的顿悟呢?似乎并没有。

罗大佑眼见着黑白颠倒、美丑不分,陈旧的谎言被包装成崭新的学说,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他焦虑于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本身,找不出某种合适的叙事与情感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一切。

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有一首长诗叫“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对于罗大佑,未来已没有主人翁。

2004至2008年期间,罗大佑被失眠反复折磨着。

在被问及失眠的原因时,他回答:“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想得多一点,忧国忧民之类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产生巨大的改变……我不觉得现在有人认识这个世界。”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罗大佑见证了华语乐坛30多年的变迁。令人感慨的是,这个曾经唱着《光阴的故事》的青年,终究也会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变成后辈们的故事。

今天的罗大佑,仍然能在演唱会上连唱两个小时,锋芒和锐气却已不比当年。

2010年,罗大佑遇到了小自己十三岁的Elaine,两人于巴厘岛结婚,他终于再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六十多岁的的罗大佑时常调侃自己,是可以搭免费公车的老头,但他骨子里依旧还是那个保持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

“我常会想一件事情,网络的时代,我觉得最后一定会摧毁人类。这种东西会让地球转得很不自然,整个世界会失掉它的秩序。”

身处天翻地覆的时代,对于13年才出一张专辑的罗大佑,他没办法快,也没有要费尽心思,去追赶这个时代。

有人说罗大佑是悲情的,也有人说他是时代的歌者,而今的他,在瞬息万变的娱乐时代下,更像是一个遥远的身影。

这些年不论如何被世人做定义,这位在音乐的道路上坚守了35年的匠人,在暌违华语歌坛十三年之后,于2017年7月发行新专辑《家III》,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距离上一次《家》那张专辑,已经时隔 33 年。对罗大佑来说,恐怕是如同经历了好几辈子的人生。

在罗大佑的音乐和生活里,家一直是他想要逃离又想回归的地方。他曾经三次写家。

第一次是他30岁那年,那时的他认为家是自己诞生的地方;第二次写家,则更像是写给另一半的情诗,“给我个温暖的家,给我个燃烧的爱情”;第三次写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带着妻女回归家乡台北。

“给我个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

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

1984年的《家》是罗大佑离开的起点,时隔33年的《家III》是他归来的方向。他歌声里充满了逾越三十年的漂泊感。

曾经为一群人种下热情种子的罗大佑,如今选择“回家”。

在他看来,家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面对的名词,但对于命运的选择与定义各不相同。不论走到哪里,我们最终都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的罗大佑,有着前所未有的温柔和平和。

2017年,罗大佑携妻子女儿回到台湾定居。回到生命的源头,再度诠释“家”的含义,他延续一路走来的历程,忠实地呈现出自己的状态与心境。

自己女儿出生的那一刻,罗大佑不敢相信。他说:“一个男人从此就改变了。”

往日的豪情、愤怒,渐渐平息为亲情和责任。现在的他,每天8点起床,送女儿上学。“你会牵着女儿这样走走走,后来才发现,好像是反过来,是她牵着你往哪里走一样。”

面对采访镜头,罗大佑说女儿让他更好地去了解了人的本质,我现在只想去做接近人味的东西。

有些年轻人却有些惆怅,自己当年的偶像如今怎么不反叛了,甚至有人问道:“那当你看到米克·贾格尔这么老了,站在台上还是那么疯狂地呐喊,你是什么感觉呢?”

罗大佑笑答:“他厉害啊,可我是罗大佑啊。我们东方人不需要到这个地步,适可而止。”

许多人认为如今温暖的作品不属于罗大佑,他却淡淡地回应道:“有看法就会尖锐,这次没有。”

很少有艺术创作者,会对外承认自己对外界没有看法。但罗大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罕见的清醒和坦诚,因为他从不屑于虚张声势。

时代与战争赋予他的所有可能性,他接住了,在集体情绪远去的当下,他又回归个体,关注自己的“小家”。他不再拧巴,不再对抗,不再有讽刺与批判,甚至很少皱眉。

许多年轻人质疑罗大佑你为什么不愤怒了?你怎么不去写一些抗议歌呢,你当初的豪情去哪了?

他却十分清醒地反问道:“这个世界已经那么多愤怒,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么多的愤怒,难道还需要我一个老人家来愤怒吗?”

罗大佑一直准确无误而又精彩万分地充当了,某段时间中我们灵魂的导向者,他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热血沸腾的记忆。如今他老了,我们也老了。

对于罗大佑而言,经历过深重的时代变迁与伤害后,他值得感受尘埃落定后的温情。

罗大佑65岁,人到老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归于宁静或幻灭,但他的内心仍然暗流汹涌险象环生。

他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一个战后婴儿与时代纠缠64年后,变为不再愤怒的老人的故事。这其中,有反叛、有孤独、有无奈,也有不为人知的酸楚。

罗大佑所有的桀骜与脆弱都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中找到根由。

如果说罗大佑如今“回家”的温暖与从容,令人感到惊讶不解,那么他30年前的出走,更像是一个意外。

当年那个决绝离家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在可以愤怒的年纪选择发声。老了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他的回归与“叛变”。

如今即使是快乐了一些的罗大佑,眉宇之间,依然是孤独的,那些紧张时代与战争所带来的汹涌时刻,永远都不会消失。

许多年之后,人们定会从他的音乐中,窥探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悲痛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