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为了孩子的教育，耶鲁博士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和丈夫从纽约下城区搬去了上东区。这片4.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着美国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他们统治着这个国家，掌控着金融命脉。初入上东区，这里与外界迥异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让薇妮斯蒂震惊，她觉得自己像是“降落到了一个外星球。”
在找房子的第一天，上东区就给了薇妮斯蒂一个“下马威”。薇妮斯蒂一身普通装扮，于是被戴着爱马仕头巾的中介认成了客户的助手，而不是客户本人！
在购买公寓之前，薇妮斯蒂和丈夫必须填写一份无比详细的公寓申请表，从他们上的学校、学校成绩、父母的身份，到信用卡号码和他们的孩子曾经去过的学校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这个封闭的精英社区流动，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时候，便奠定了他们在曼哈顿岛上的等级位置。
薇妮斯蒂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进入这个社区，碰壁，受辱，被疯狂的竞争压到喘不过气。这却让她看到了这个纸醉金迷的社区里，一群光鲜亮丽的贵妇们令人同情的生活。 在这个私人飞机和全职保姆都已经司空见惯的社区里，等级意识让人窒息。
为了能让孩子在上东区的食物链上向上攀升，这位初来乍到的母亲不得不卷入无穷无尽的竞争：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他们必须提前很早就开始准备；孩子们也要经过层层面试。而孩子们的玩伴，则决定了他们在这个部落里的社会阶层。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
一次，薇妮斯蒂在路上被一位背着铂金包的女士粗鲁地逼迫到路边，她决定反击，融入这个社区——她让丈夫在日本为她抢购了一只爱马仕铂金包，这成了她的剑与盾，用来在上东区开疆拓土的武器。
拥有一只铂金包，是进入上东区妈妈俱乐部的“门槛”。它透视了上东区令人窒息的性别压力。上东区的女人必须保持身材完美，生活完美，婚姻完美，也必须养育出完美的孩子。她们必须把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养育孩子和雕塑身体上。一个成功的孩子就像是价格高昂的名牌包一般，成了上东区女人立足的基点。
男人们则控制着资源和女人，他们可以决定妻子们在慈善晚宴上捐出多少钱，有人甚至会在每年年末给妻子发放“年终奖”。男人甚至会影响到女人的社交——薇妮斯蒂一直在名流晚宴上尴尬的独处，直到一位有权有势的男人跟她攀谈了几句，其他人才开始向薇妮斯蒂示好。
压力如影随形，薇妮斯蒂承认，自己在这环环相扣的竞争中，不断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一个“上东区母亲”。
她把在上东区的六年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这本书近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并引起广泛讨论。谷雨邮件采访了薇妮斯蒂。
在上东区“入乡随俗”
谷雨：你还带着你的铂金包吗？会不会在拜访上东区朋友的时候带着它？
薇妮斯蒂：对，我还留着它。但它太重了，如果背太长时间，我的胳膊会受不了。但如果要坐飞机，而且不带太多东西，它是个很好的选择。日常生活中我不会用它。我是个作家，我可不能有个麻掉的胳膊。
谷雨：是什么启发你写这本书的？你的上东区妈妈朋友对你做的事情感到好奇吗？她们看了你的这本书吗？你得到她们的回应了吗？那个社交女王妈妈呢？根据你最后一章的描述，她似乎对你的书很感兴趣。
薇妮斯蒂：当我们从下城区搬到上东区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上东区妈妈群体是这个上东区世界里的又一个独立世界。从她们的穿着打扮、度假地点、健身方式、驯狗的方式和对母亲身份的不同理解上，我就清楚地知道，我降落到了另一个星球。我那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线立刻启动了。我觉得，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会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极佳方式，尤其是理解这里的女性、母亲的育儿行为和方式。
在我孩子的学校和兴趣班里，我告诉那些女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上东区妈妈的书。那些对书不感兴趣的人就不与我交往了。但大部分我遇到的女性，都特别渴望能分享她们的故事，解释她们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大部分时候她们都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美国妈妈太习惯被忽视和诋毁了。我们只是嘴上赞颂着母亲的伟大，但实际上，全职妈妈根本得不到尊重。 我的书被翻译出版到其他国家，比如在中国，获得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应该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每个人都对顶级富豪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对育儿方式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每个人都不喜欢读到光彩照人的万能妈咪的故事。
但是，我的朋友们以及所有读过我的书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只想描述这个世界，或者用它做噱头，而是想要真正理解它。嘲讽和轻视女性已经被说滥了。我是个女权主义者，绝不会贬低女性。我不知道社交女王们是怎么看待我的书的，但是我希望她们能通过这本书，对女性内部的竞争和等级有更好的理解。
麦迪逊大道，《绯闻女孩》街头热拍
谷雨：当你在上东区“入乡随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自己是否也感受到同样的焦虑或欲望呢？你的下城区朋友会觉得你被上东区同化了吗？
薇妮斯蒂：我的下城区的朋友很多是同性恋、单身人士或艺术家，我觉得他们曾经一度怀疑我已经被上东区同化了。他们那时看到的我是一个压力很大，并开始屈服于传统价值的女人。那时我改变了我的着装、我的发型、我最在意的事情，等等。我总在跟我的下城区朋友们说我在上东区经历的一切——刻薄的妈妈小团体，担心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是他们帮助我静下心来，提醒我，在这个我正在努力适应融入的世界之外，还有着许许多多的精彩。
但是，真的，上东区的确控制了我。就像是一棵树被绞杀榕缠住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无法把树跟绞杀榕分开。我变成了一个上东区妈妈，我身上其他的特质都消失了，再也不见了。
谷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主观情绪的呢？你试图保持客观中立吗？
薇妮斯蒂：当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上东区妈妈的书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改变了。当一个观察者会极大减轻我的压力，参加那些妈妈们的活动也变成田野调查，所以当其他女性告诉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上东区妈妈，向我解释她们的文化时，我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
我对于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很感兴趣，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些妈妈们如此行动。我写书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做沉浸式调查，看很多研究，采访专家。这本书也一样。但跟《继母》（Stepmother）和《非真相》（Untrue）那两本相比，这本更加个人化，有更多的叙事。当然试图融入另一个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了。
每个上东区女性都是梅拉妮娅·特朗普
谷雨：据你观察，上东区妈妈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吗？如果是，你觉得这个共同体会不会帮助女性对抗男权？或者她们只是合作育儿？
薇妮斯蒂：上东区优雅，但是个父权笼罩的无情社会。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女性被要求留在家里，不然会被视为“坏妈妈”。这让男性在经济上、婚姻上以及其他方面有了更大的权力。我把上东区比作是波光粼粼，充满金钱气味的一潭死水，这不是在开玩笑。在这种环境中的女性非常清楚自己最好的选择，是与有权势的男性结盟，而不是其他女性。
谷雨：上东区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性别区隔？美国女性一直都站在争取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前列，为什么这个曼哈顿小王国却没有被这些理念渗透和影响呢？
薇妮斯蒂：上东区的性别区隔是公然存在的。有时候我去参加晚宴，男人和女人分别坐在桌子两端，甚至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对我而言，上东区的性别区隔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标志——男人们拥有外面的世界，而女人呢，就得整天待在与世隔绝的闺房里，相夫教子，打扮得漂亮以取悦男性。
在这种父权社会中，性别区隔也被女性所利用。在上东区，如果男性掌握所有资源，而女性被迫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而不是出去工作，那么这个女性唯一的武器就是她丈夫的宠爱，而其他女性，对她而言，更多是威胁而不是同盟。另一个女人可能会与你争夺你的丈夫，甚至取代你，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那就不如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吧。
与此同时，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女性有效工作参与率和有效政治参与率都低得可怜。很多女性死于枪支暴力。还有很多女性，在试图离开男朋友或是丈夫时，成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美国并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天堂，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尤其是从2016年，我们那位被花瓶娃娃们包围的总统上台之后。即便是通过婚姻获取权力的女性——比如跟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结婚——和那些自己手握大权的女性也不是一码事。她们的权力建立在男性一时的慷慨之上。他才是拥有绝对决定权的人。
就这一点来说，我研究的所有上东区妈妈们都是梅拉妮娅·特朗普。虽然我敢打赌，梅拉妮娅通过跟特朗普结婚，给自己做了一笔很值的生意，但我研究的女性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通过婚姻获利太多。
梅拉妮娅·特朗普
谷雨：对上东区妈妈而言，孩子意味着什么？丈夫又意味着什么呢？
薇妮斯蒂：上东区的妈妈们当然都很爱自己的孩子，我也看到了不少幸福的婚姻。但在我看来，幸福的婚姻只是例外。经济不独立很难带来长久的幸福和相伴。而且现实是，你几乎得为孩子的发展和成功全权负责，这给母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生态下，孩子是你的地位和你自己的延伸，就如同铂金包。
谷雨：我们能说上东区妈妈的工作就是努力变得完美，以及把自己奉献给孩子吗？
薇妮斯蒂：是的。她们的身体、孩子和家务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直到孩子长大了，她们才会重新进入职场。有些我的访谈对象就回去工作了。社会学家莎朗·海耶斯（Sharon Hayes）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提出一个概念“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而这正是上东区那些妈妈们的日常。
当育儿压力全部落在母亲身上，焦虑不可避免
谷雨：你觉得在上东区生活的这段经历给你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这段经历改变了你对这群人的看法吗？
薇妮斯蒂：说实话，那段时间真的是我生命中很奇怪的一段时光，我也不怎么开心。我没有处理好那些压力和竞争，我一直为了社会地位不断改变自己。幸好写作帮助我缓解了压力。
在这本书出版并大获成功后，我的生活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我们搬离了上东区，我的孩子们也不去那里上学了。我们居住在一个更加轻松休闲的社区，人们穿得都很随便，也不那么正式，更不会看重外表和阶层。但我还有一些上东区的好朋友，我跟她们保持着联系。不过我确实很怀念上东区的完美和整洁。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们说，不如哪天我们搬回上东区吧。他们就会大喊：“千万别呀！妈妈！那里太正经了！”他们是真正的纽约人。在我们一家人看来，纽约的每个社区都是个小世界。
美国纽约曼哈顿
谷雨：你为什么把这些妈妈跟猿猴做比较？为什么你会用“公园路上的灵长类动物”作为标题？你真的认为猿猴和人类在育儿方面有共同点吗？
薇妮斯蒂：我有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的背景，而且人类就属于灵长类啊。为什么我不做这种类比呢？为什么我不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有钱的智人呢？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都是猩猩。就是这样。
谷雨：这本书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有很多中国读者说，她们也正在经历同样的育儿焦虑，尤其是那些新兴中产阶级。她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竞争中失败，或者未来会从父辈现在的社会阶层上跌落下去。即便在美国，亚裔父母也同样以对孩子严格要求著称，比如有名的虎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群体的育儿焦虑？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点吗？
薇妮斯蒂：我有一次在海南待了几周，亲眼看到了中国父母如何带孩子。我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源，就像在上东区一样，而这极大地影响了育儿和对童年的理解。对童年的叙述是不断演化与改变的。最开始，是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小一点的孩子。从全球的民族志数据来看，母亲承担最主要的育儿工作是不常见的，更多的是由其他孩子来承担。
在美国和中国，当我们开始控制生育，家庭单位从大家庭逐渐缩小为核心家庭、并把育儿的压力全部推给母亲时，焦虑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是个非常美国式的家长，我认为孩子们必须要勤勉，必须要对整个家庭做出贡献，但他们也必须拥有大量玩耍的时间。当然，我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国式家长，我不认同压榨式的训练和死记硬背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好处。在很多中国家长眼里，可能我的孩子们都被惯坏了。
谷雨：上东区的孩子们呢？他们幸福吗？父母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他们也被期待能取得成功。你觉得他们也跟自己的妈妈一样，承受着很大压力吗？
薇妮斯蒂：在上东区，我遇到很多根本就不知道玩耍为何物的孩子！他们每一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有时间玩，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玩。他们说话也是那种很物质的风格。比如，有一次一个孩子来我家玩，他走进我儿子的房间，那里有一些书，很多玩具和一些拼图游戏。他问道：“玩具在哪儿？！”跟上东区的很多孩子一样，他太习惯于物质过盛了。假如你从小到大都觉得有私人飞机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你的标准就扭曲了，你的期待也会跟着扭曲。
撰文 | 许晔
编辑 | 柯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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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谷雨计划（guyu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