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发生在冀中一场战斗,改变了八路军政委负责军事的格局

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是从苏联红军借鉴来的,但发展不同。初期双方都执行政工干部享有比同级军事主官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由政治主官最后拍板。苏军从40年代开始实行了军事首长负责制,即一长制;这一时期由于冀中雪村战斗的教训,我军也改变了政治主官享有最后决定权的做法,赋予了军事主官在指挥作战行动上的决定权。

1930年,红军总部就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中对政治委员的权限有重要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1933年11月,中革军委又颁布执行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继续明确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这就是红军时期一直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中央领导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有抵触情绪,甚至写信给中央要求更换领导。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同意林彪的做法,双方争执时,聂荣臻就严正警告林彪,如果林敢下违背上级意图的命令,他就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命令部队不执行军团长的命令。对于这一杀手锏,林彪也无可奈何,只得闭上了嘴巴。

到了抗战初期,情况有了一定变化。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12月颁布执行的《政治委员暂行条例》中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由上可知,这时虽然军事指挥员有了一定的扩权,但仍比同级政治委员低,没有军事上的决定权。这一情况到了1942年才得到改变。

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损失惨重,根据地大量地盘沦为敌占区,冀中部队主力不得不跳到外线暂避。在此期间,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一个营兵力返回已沦为敌占区的河间、肃宁一带的中心区,想重新开辟根据地。当转移至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附近时,突遭乘汽车、骑马、骑自行车的日军大部队合围。最后大部伤亡,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阵亡,政委王远音负伤难以行动,举枪自尽殉国。司令员和政委在同一战斗中同时阵亡,无论是红军还是八路军中都极为罕见,因而震动了延安。后来考察遇袭经过,确认是决策失误才导致此严重后果。当时常德善、王远音率部回到中心区后,侦察到敌人可能会对这一带发起合围。司令员常德善主张连夜转移,跳到子牙河东岸的外线甩掉敌人。而政委王远音看到中心区的乡亲们欢欣鼓舞欢迎子弟兵归来的情景,认为刚回来就走,“不好向群众交待”,可以再坚持一下。双方争论了大半夜,最后常德善尊重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带部队继续向中心区公路线附近的雪村地区转移,却正好落进了日军的合围圈。

常德善出身于贺龙的红二军团,曾救过贺龙的命,红军时期就是红6师参谋长,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干部。后来有人说过:“常德善真是一员好将,不死的话,评个上将都没问题。”常德善牺牲后,乡亲们偷偷将他的遗体掩埋。日军根据汉奸的告密,将常的遗体掘出,切下头颅,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示众达数月。政委王远音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像《亮剑》中的赵刚一样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他牺牲时,也才27岁。在同一战斗中牺牲的还有30团政委汪威、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2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干部。这样一个惨重的损失,使得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了新的规定。

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10月,修改了《政治委员暂行条例》,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

从这时开始,政治委员失去了“最后决定权”,军事上的决定权转到了军事指挥员手中,但政治委员仍负政治上的决定权,并通常在党委会中担任书记,掌握各级干部的组织任命权力,以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万一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上级指示的情况发生,政治委员虽然干预不了军事决定权,但可通过党委会讨论将情况报告上级,并由其掌握的军队组织权力稳定军队,不使发生大的异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