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寄生虫》主题无关贫富差距,韩国也不是那个样子

撰文/徐图之,媒体人

2019年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曾特地在网上发帖,祝贺凭电影《寄生虫》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奉俊昊导演,并表示,“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部电影”。但是,到了5月30日《寄生虫》韩国首映日,文在寅当天并没有像其他把“快点快点”当口头禅的韩国人那样走进影院,青瓦台也没有安排什么优先场次的内部放映。

直到过了快一个月的6月23日,文在寅才携夫人及青瓦台秘书室长等人去影院与民共赏,但并没有与导演、主演等人见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前,同样由宋康昊主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上映后第12天,文在寅不仅与主创人员一同观影,还召开座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现场讲话。

这次《寄生虫》代表韩国首次斩获金棕榈,又适逢今年韩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但官方的褒场规格在外界看来明显低调得多。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它令文在寅政府颇为尴尬。

看过韩剧《天空之城》和其他韩国电影如《上流社会》的观众会发现,《寄生虫》中展现的贫富差距并不明显,特别是代表富人的朴社长一家所谓的豪宅,实在称不上富丽堂皇,甚至连别墅也算不上,只是住起来宽大舒适而已,他家也有地下室住着女管家的丈夫,而宋康昊饰演的金家四口人(以下简称金家)住在所谓的半地下室。

其实,不论是买还是租,带地下室的房子在韩国挺常见,而与贫富关系不大。

我于今年5月至6月在韩国自由行18天,除去釜山一天光州两天外,其余半个月都待在首尔,住的正是那种接待室设在半地下的旅馆。即使当过韩国总统的家也不外如是:前总统崔圭夏的故居就在我住处附近,当我前去探访时,接待的老爷子就带我参观了含地下室的三层小楼;另一位前总统全斗焕尚在世,他家地址在网上是半公开的,当我按图索骥到达他家所在的小胡同时,只见一个依法为卸任国家元首提供警卫的警察小哥在蹓跶,我问能否到门口参观拍照,他友善地笑着说不行。

依我所见,这两位前总统住宅由内而外都挺朴素,而且除在青瓦台任职期间外,就任前及退休后,都住在自家私宅小屋里。几天后,我在朴正熙总统图书馆发现一本《516民族赏》,其中1979年“安保赏”获奖者正是全斗焕,书中他登记的住宅地址与现址完全一致,令我颇为惊讶。

《寄生虫》中的朴社长不是财阀,只与妻儿而非像其他豪门那样与父母同住也证明他非富二代;从宋康昊去他公司那一场面看,他手下员工不会超过一百人,他是那种创业成功的中型IT企业社长。在韩国,如片中所见卖汉堡包的也会被人尊称为“社长”,如同在广州光顾餐厅的顾客也会被喊作“老板”。

但朴社长显然不是曾经开过炸鸡店、台式蛋糕店的宋康昊那样的社长,他属于中产偏上阶层,而宋康昊是韩国典型的创业失败的小商户,前者不像韩剧中的财阀是为富不仁的邪恶化身,后者也并非好吃懒做:他们做家教当司机操持家务比竞争者更胜一筹,只不过没有真正的证书或身份而已,好在这家雇主并不太在乎这些外在之物。

朴社长待金家不薄,金家也没有很明显的仇富心态与言行。那么,本片主角在意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或者说工作机会!金家人生活窘迫,不只是因为住的地方不好,而是他们属于韩语里的“白手”一族,即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在韩国被人叫“白手”,有点像《三国演义》里刘关张三兄弟说自己是“白身”之后被董卓轻蔑地啍一声那种感觉。有这种切肤之痛的这一家子,才会在感叹“一个警卫的工作有500个大学生争抢”后庆祝自家个个有工开;甚至在设计赶走朴社长的前司机后,担心他能否找到更好的工作。

结尾那个前管家的老公吴某冲出地下室杀了金家女儿,也是因为是她直接设计让他老婆过敏症发作丢了工作。工作不好找,尤其对韩国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失业率已达10%。我在首尔时每天必去的便利店就感受到了年轻人打工的无奈:在一家GS24便利店,时常见到的是一位20多岁略胖的姑娘当值,付款完之后她通常会用韩语说“谢谢”,但有时像周六见她也在上班,她看上去心情不好就一声不吭。在另一家7-11便利店,我光顾过三回,按惯例店员都会对顾客说“欢迎光临”,但只有那位看上去我该喊她阿姨的大妈(估计也不到40岁)会喊得非常热情(我从韩语语气听得出来),结帐时还拿出两种类型的泡面赠品给我选,在我在店里吃发现纸巾已完时还会让人递上新的抽式纸巾;而另一位打工的小伙子则喊得有气无力,结帐时也是不问我喜欢什么就随便拿一种泡面赠品,看来工作显然不如他意。这两家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年轻人即使有工可做,显然也是不满意的,因为这样的临时工作现在也会朝不保夕。

片中朴社长夫人给来面试家教的金基宇第一笔钱时说,考虑到物价上涨,就多给几张钞票。她没说出物价上涨的原因——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为兑现竞选承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许多便利店、个体户开的餐馆等小本生意顶不住上涨的工资成本,只好少雇人看店或者干脆自己一脚踢。文在寅曾接见过小商户代表听取诉求,韩国政府与首尔市也推出了诸如zero pay的支付系统,目的是减少小商户结算时的信用卡手续费,但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投入了98亿韩元的财政预算,加盟该系统的211093家小商户得到的优惠仅4400万韩元,即每家只省了208韩元(不到2元人民币),韩国纳税人的钱被政府大笔一挥却收效甚微,好心却办了坏事,与最低工资政策效果如出一辙。文在寅能不尴尬吗?

奉俊昊导演说,《寄生虫》有些情节只有韩国人能感同身受。他没有说穿,我来说好了:被排挤走的女管家,发现金家四人是诈欺家族后,发表的那一通惟妙惟肖的某电视主播模仿秀,在电视上见惯了类似腔调的韩国观众哈哈大笑(我在首尔东大门某影院所见),但推行所谓“月光政策”的文在寅能笑得出来吗?恐怕会觉得讽刺吧。另外,那场令金家暴走的大雨,虽然影像处理上颇为夸张,但看到流离失所的人们被安排在体育馆过夜、次日官员们手足失措的样子,韩国人一定会想起“世越号”惨事后家长们与朴槿惠见面的急躁场景吧?

还有,在朴家地下室住了四年多的吴某,回忆说他和女管家婚礼好像也是在这里办的。镜头闪过的结婚登记书显示,他生于1977年,妻子比他大三岁;另外还有一些人的大头照片,我认出了唯一的政治人物——前总统金大中。吴某反复说,他对屋主朴社长只有respect(尊敬);那么,对金大中呢?虽然没有明说,看过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的人应该记得,1997年是韩国陷入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年底当选之时。从年龄来看,正值20岁的吴某,本该在大学读书;如果他没上大学或大学没读完,就要进社会工作。金大中上台后虽然重振了韩国经济,但为人诟病至今的临时工/派遣工制度也正由他开启。吴某自述没有国民年金(退休金),因为他虽然也开过蛋糕店,但创业失败了啊。他对金大中的感情,肯定谈不上respect。与金大中同属进步阵营的文在寅,对此又会做何感想呢?

最后,我想指出,《寄生虫》和其他韩国影视作品一样,不能指望靠它们去了解韩国现实,因为虚构作品为了艺术之便必会采用夸张或象征的手法。

韩剧尤其如此:靠财阀投放广告获利的韩国电视台,往往在剧本中以略加改头换面的新闻事件、企业或人名来影射现实,比如将“现代”和“三星”各取一字合成财阀集团,借剧情抨击它们而点燃韩国国民情绪(因为韩剧绝大部份目标观众/广告对象是本国人),借势推高收视率以争取更多的广告——这样简直形成了一个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无限循环,由此给韩国以外的海外观众造成的印象是:财阀是韩国万恶之源,似乎财阀垄断了韩国一切,令小市民无法生活。

事实并非如此:以韩国地铁为例,无论是光州、釜山还是首尔地铁,在站厅层甚至站台层都可以见到不少大妈大叔大爷老奶奶摆摊设点,贩卖土特产、小吃、日用品等等,我曾见过其中一个卖的耳机,售价仅为外面连锁便利店的一半。而且,在地铁内并没有连锁便利店,地铁车厢没有商业广告招牌,地铁电视也不播商业广告,如果从商业角度考虑,对首尔市政府及地铁公司肯定是一大损失,尤其很多黄金地段,居然是留给小商小贩做小本生意的。在釜山宝水洞书店街附近的国际市场,更是遍布这样的小商小贩,包括头发花白的老人都在以自己的劳动顽强地宣示:我们也许生活不易,生意也许不好做,但我们还有活路,不是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