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报国学班之前,不妨花5分钟了解下国学是什么

“国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它既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国产词,也是一个近代才引入的舶来词。

说它古已有之,是因为这个词,至晚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掌国学之政”,此后又屡见于各种典籍史册。

比如《文献通考》里说“(唐)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明史.选举志》里说“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

这些典籍史册中的“国学”,所指乃是朝廷控制下的教育制度及其相应机构,其中以清代的《钦定国子监志》说得最为明白:

“国学者,天子之学也。

与“最高官学机构”同义的“国学”一词,只活跃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它成了一个埋入尘埃的“历史性概念”。

之后出现的那个今人耳熟能详、以“本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国学”概念,是从日本舶来的。

如历史学者姜义华所言:

“我实在孤陋寡闻,不知何谓美国‘国学’、英国‘国学’、法国‘国学’、俄国‘国学’。日本倒是有过所谓‘国学’,‘国学’这一词汇其实亦发源于日本。”(姜义华,《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5日。)

在日本,“国学”的发展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时代,“国学”作为儒学与佛学的对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四大名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与平田笃胤,他们致力于整理日本古典文献,重构日本古代的历史、文化与制度,将之统合在“国学”概念之下,以对抗外来的儒学与佛学。

第二个阶段是明治时代,“国学”作为西学的对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志贺重昂、三宅雪岭、井上丹了、小中村义象、芳贺矢一等人。他们号召保存国粹,强调日本人有自己独特的“国民性”,以对抗当时的“欧化”风潮。

无论是江户时代、还是明治时代,日本“国学”的这种对抗,始终带有颇为明显的排外色彩。比如,本居宣长主张学好汉文,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读懂“唐国之书”,才能“善悟彼国种种恶事,更坚固大和魂”。再如,芳贺矢一认为,“西洋社会的单位是个人,因此他们的国家是由个人组织起来的。但在我们这里,国家是家的集合”,所以日本民族与西洋民族是不一样的。

大概在1902年前后,日本的“国学”一词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一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贞吉劝他若办西学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黄遵宪则建议他先写一部《国学史》。

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并创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在“国粹学报序”中,邓实公开承认,自己所使用的“国粹”一词,实乃“日本之名辞也”;自己拿来用,“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已算不得中国固有的东西。不过,“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词汇来自日本,词汇所指向的典籍文化,却是中国的。

其实,为了与近代文明接轨,晚清知识分子自日本“进口”了大量词汇,“国学”与“国粹”只是其中之二。

这种“词汇进口”,曾引起清廷的警觉。1904年初,清廷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拟写的《新定学务纲要》,对自日本“进口”词汇的现象提出批判,并列举了一批官方认定的不合时宜的“进口词汇”:

“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纲要》命令全国大小文武学堂:

“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摒弃。

批判也好,禁令也罢,都是徒劳。上述被清廷官方认定不妥的“进口词汇”,几乎全部沿用至今,已成为现代中文无法割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学”一词也是如此。不管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地难以确定和充满争议,都已很难将之从中文世界里消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日本引入“国学”一词,其本意并不是为了和“西学”对抗,而只是为了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他们提倡国学,是为了向国人强调,近代文明的很多因子,中国文化中也曾出现过,只是被专制皇权压制不能得到推行,国人可致力于时代变革,而不必在文化上有自卑情绪。

所以,在梁启超、邓实、黄节与章太炎这批中国最早提倡“国学”的知识分子看来,“国学”的对立面不是西学、洋学,更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学”与“官学”;“国学”属于国粹,“君学”与“官学”则属于国渣。

比如,梁启超在《国学无用辩》中说,“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那什么是“君学”呢?君学就是历代帝王所推崇的的那些东西,比如《商君书》《韩非子》和阉割过的儒学;“国学”则是“一二在野君子”所著,“为帝王所不喜”,世人也不太知晓的东西。

梁启超的看法,与邓实相近。邓实认为,国学与君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国家好,后者是为了皇帝好。历代科举取士所学的东西,都属于君学,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这些人留下的学问,才能算作国学。

这批中国最早提倡“国学”的知识分子,也反对以“国”为界限来划分“国学”。

比如,1902年,黄节曾撰文如此解释自己所提倡的“国粹”:

“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我国之粹。非国粹也。……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予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大意是:拿着一个东西,把它定性成我国特有的,然后说它是国粹,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国的好东西适用于他处,属于国粹;他国的好东西拿过来适用于我国,也是国粹。

以上种种,乃是清末知识分子将“国学”一词引入中国的初心。

遗憾的是,当下的国学市场泥沙俱下,早已丧失了这种初心,甚至于绝大部分的“国学从业者”根本不了解“国学”一词的由来与这种初心的存在。那些渴望提升自身国学修养的消费者,遂虚掷了光阴与金钱,深陷在伪知识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我们的这档音频节目,名叫《五分钟破解一本国学名著》,并不是说听完这五分钟,就可以完全了解这本“国学名著”。“破解”的意思,其实是破除误解、破除伪光环、破除伪知识。我们希望重拾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引进、提倡“国学”的初心,来分辨何谓“真国学”,何谓“假国学”。

八期音频,我们选取了八部著作,《易经》《盐铁论》《黄帝内经》《女诫》《增广贤文》《易筋经》《三字经》与《三十六计》(附带《冰鉴》)。这些著作或出自庙堂,或出自知识分子,或出自底层民间,极大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与文化底色。

在当代国学市场上,它们被统一安置在“国学”的名目之下;商业价值方面,有的炙手可热(如《易经》),有的门可罗雀(如《盐铁论》)。我们所做的,是以百年前“国学”的初心为准绳,来重新衡量它们在当代的价值。通俗一点讲就是:

我们希望通过这五分钟,来告诉听众,它们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是否值得今天的普通人,再耗费诸多的时间与金钱去探究它们。

以下是课程的详细介绍,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