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侵华日本鬼子兵,我想找到中国的救命恩人

口述:元山俊美

作者:元山里子

编辑:尹广料

排版:岩温香

史实审查:裴

每年8月15日,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

尽管我也如他们一样,曾是一名日本鬼子兵,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活着,就是为了忏悔和救赎,对我们国家曾经伤害过的人民。

我叫元山俊美,出生于日本江津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三那年,家乡遭到台风袭击,农作物全被摧毁,房子也塌了。我只得转到火车司机学校半工半读,每周两次课,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劳动。

三年后,我考取蒸汽机车副司机的执照。就在我准备考司机时,19岁的我收到一纸强制征兵令,成为了一名日本侵华士兵,那是1940年的冬天。

临别那天,家乡突然大雪纷飞,双胞胎妹妹偷偷对我说:但愿大雪再厉害些,火车无法开动,哥哥就可以不走了。

父母嘱咐我,将来一定要保护好体格羸弱的妹妹。那时候的日本父母们,送子出征时最忌讳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因为那意味着懦弱,对天皇会不够尽忠。

我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别扭着背过手去

妹妹一路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时,机灵妹妹悄悄在我耳边说:“阿哥,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

火车吐着白烟,越开越快,妹妹孤单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被送到了宇品军港,从这里乘船前往中国。

离开日本前,一位将军来训话,他说现在亚洲只有日本和中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中国沦陷,下一个殖民地就是日本。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武装起来,抵抗侵略!

新兵们被将军的话激愤起来,高喊:“打倒英美!”

将军还说:“这就是我们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去打仗的原因,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当时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要去挽救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亚洲。年轻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想法来到了中国。

入伍后,新兵训练最常见的是“打耳光”,让两名新兵互打,直到双方眼眶青紫,腮帮红肿为止。如果谁稍微手下留情,将会面临更残忍的惩罚。

老兵们还发明了五花八门的侮辱新兵游戏,把新兵的自尊一点点剥夺,最终让他们失去人性,变成战争机器,还美其名曰“锻造军人精神”。

我被征兵后的纪念照

有次我的一位伙伴生病了,吃饭时我看到碗里有蛋黄,便偷偷藏起来打算带给他吃。结果被一名老兵发现,将蛋黄打落在地,训斥道:“怎么能把好东西给病号,没用的人不配吃。”

接着我又被打了一顿耳光,直到老兵手疼才说:“掉在地上的蛋黄,可以给他吃了。”

在无情的训练中,连同情都被剥夺。

三个月的非人训练后,我被划为技术兵种,分配到哈尔滨郊外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兵第三联队,在一位老兵司机手下担任副司机,负责军火运输。

不用上战场,可以躲过血腥的厮杀,我感到很庆幸。

一天,一匹马受到火车汽笛惊吓,拉着车向火车狂奔而来。赶车人拉不住,我赶紧拉起刹车杆,但最终还是撞上了。火车停下后,马被撞死,马车也被撞得粉碎,赶车人被压断了一条胳膊。

我在哈尔滨日本关东铁道兵部队服役

我赶紧跑去救人,忽然屁股上被踢了一脚,跌了个嘴啃泥。老兵司机冷笑着问我:“你想救他?”

我回答道:“他受了重伤,我们得把他送去医治。”

话音未落,老兵连续几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吼道:“你今天救了这个中国人,不仅是你,连我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如果将我们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你我的死期就到了。”

对中国人必须见死不救,这条不成文的命令,是要杜绝我们与中国人产生任何一点感情。军国主义者利用人的求生的欲望,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人性都掐灭掉。

我不敢相信,如果真到了战场前线我该怎么办?

1944年初,由于日军节节败退,士兵严重缺乏,我被派往湖南前线,随部队参加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也就是第四次长沙会战。

6月27日晚,我们按命令组成7人小队潜入湖南的衡阳车站,破坏铁路设施,阻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

夜幕中看不到半点星光,我们用绷带把带着死亡光亮的刺刀裹起来,以免刺刀反光或碰撞出声,而被发现。

我们这些铁道兵,虽然到中国已经好几年了,但从未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过,个个提心吊胆,谨慎前行。

走出一个山谷后,我们看到了衡阳车站的灯光,大家骤然紧张起来,腿都有点颤抖。我们慢慢往车站方向靠近,越接近车站,腿越抖得厉害。突然,不知道谁的水壶“砰”一声掉到地上,碰到石头发出清脆的声响。

中国军队的岗哨被响声惊动,高喊:“什么人?口令!”

我们被发现了,拼命往回逃跑。紧接着枪声、炮声响起,子弹嗖嗖地飞过来,炮弹在周围炸开。

突然,身边一名士兵被炸飞,弹片割开他的腹部。他一边抓着自己往外流的肠子,一边凄厉地喊道:“这就是天皇给我的报酬吗?见鬼去吧!

我一下惊呆了,在日本,天皇是绝对不可质疑的神圣偶像。但那句饱含痛恨的嘶喊,从此在我脑中盘旋。

1944年8月初,日军攻进衡阳市区。我随部队进入城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硝烟弥漫,尸体堆积如山,血腥味充斥着整个衡阳城。

战后的衡阳城一片瓦砾

看着惨烈的战场,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和亲人来这里杀人或被杀?

衡阳沦陷前,早已桥毁路断,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也没留下一粒粮食,这样的破坏没有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几乎不可能完成。

可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有着多大的仇恨和决心,我们这些野蛮的入侵者,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我被派到冷水滩据点,看管四名中国游击队员,只见四个人的手被绳子绑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跳水逃跑,就会把别人也拖下水,这样谁也跑不掉。

战后重回衡阳

老大名叫卞庆,其他三人都很年轻,我的任务就是24小时在舢板上看管他们。他们从小生长在水边,非常适应这样的船上生活,而我一直在晕船。

他们竟教我怎样保持平衡,用什么姿势吃饭,才不会晕呕,甚至他们还教我说中国话。几天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错位了,好像是跟四位朋友在一起生活。

没过几天,忽然传来命令,让我们放弃据点,准备全体撤退与大部队会合。大队长命令我:“处理掉他们。”

我心想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卞庆还有妻子和儿子。所以下定决心放他们走。

傍晚时,我解开卞庆等人的绳索,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卞庆睁大眼睛,怀疑地对我说:“等我们上岸以后,你再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们?”

“天黑后,我睡觉,你们走。”我告诉卞庆。

晚上我到船舱假装睡下,听见他们悄悄走了。我突然如释重负,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第二天破晓时,我从舢板上起来,在一层薄雾中,突然看到卞庆他们四人匆匆走来。我紧张起来,一瞬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武装起来回来杀我了?”

可是等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必用语言就可以传达的友善之色。

顿时我放心了,手中紧握的枪也放了下来。卞庆从破旧的衣服下拿出一瓶老酒,旁边的年轻人拿出几个破口碗。

卞庆往破碗里倒满了老酒,然后说:“我们没什么好东西感谢救命之恩,就用这碗老酒代表我们的感谢吧。

然后,卞庆四人齐声说:“为元山干杯!”

这是我在中国五年中,第一次喝中国老酒,也是我24岁第一次喝老酒。

此后,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1945年1月,我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负责押运被强行征用的中国民船运送军需。

大多押运兵对船夫常常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对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不逼迫。他们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

一天船队走到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我一时不知所措,只听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船老大悄悄拉了下我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我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我这才有幸捡了一条命。

这次袭击,好几个日军押运兵都被打死,有的跳进湖里,再也没有浮起来。

我真没想到,我对船夫们那点小小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回报。我想起东北那位被压断胳膊的车夫,内心充满愧疚。

后来我时常与船夫一起摇橹,他们还教了我船工喊拉纤的号子。我知道船老大他们都缺盐,就从日军军需处偷了一些食盐,悄悄送给他们。

偷盐事件暴露后,中队长将我狠狠打了一顿,我气鼓鼓没回宿舍,在船上和船夫住了一夜。心想这些盐本就是中国的,我只是还他们一点点,有什么不对。虽然被打了,但我还是感觉做了一件人做的事,很开心。

但我第二天就被强行押送到了文明铺据点,虽然大战已停,但这里仍是最危险之地,生死只能由命了。

我在这里惶惶不可终日呆了四个多月,1945年8月18日下午,我正在搬运残缺不全的武器,一位参谋长骑马过来对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武器已经没用了,丢掉吧。战争结束了,我们败了,回日本吧。”

原来早在3天前,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看着拍马远去的参谋长,我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五年了,我不曾眺望过头顶的蓝天。那句“回日本吧!”久久停留在我的耳边,这是我五年军旅生活中,唯一接到的人性化命令。

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战的胜利,我也终于得以脱掉令我讨厌的军装。我依然记得当年入伍时,不愿意穿军装回家乡,也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

文明铺远方的山峦、身边的丘陵变得那样美丽,树木的叶子散发着绿色的光泽。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活下来了!我,可以回家了!

活下来的我们都变成了俘虏。刚开始部队还有一些存粮,十几天过后,已经到了吃早无晚的地步。平时傲慢的日本军官们也放下身段,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

有人建议:我们可以给中国人干活,卖苦力换口粮。

可中国人恨透了我们,哪那么容易获得帮助。我突然想起了押运船的薛老大,他们那么善良,对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到湖边一打听,居然有不少人认识他。虽然他不在,船工们还是接待了我,其他几个得到过盐的船老大也过来见了我。

我50年后在湖南河边回忆被中国船老大救命的往事

他们得知我们没饭吃了,同情地说:鬼子们放下武器,就是一般老百姓。元山当时帮过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饿死。

我和他们提出,我们这些俘虏可以给他们干活,只要给口粮吃就行。

几个船老大先商量了一阵,又派人去找附近的乡绅和一些头面人物商量,最后让我们去修路,条件是干一天活,发一天粮食。

因为船老大们对我的信任,我成了日军中队的领导,带领日本兵战俘去给中国老百姓修路,修路发的粮食很充足,只是下雨天干不了活,就没有粮。

其他中队的日本兵,也想模仿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像船老大一样的朋友。因为吃不上饭,日本兵战俘也有少数饿死、病死。

虽然做苦力,每天劳动量很大,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日军来到中国犯下的罪行,这岂能是做苦力就能偿还得清的?

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希望——回家。

对于我而言,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粮食,与战场送死、当炮灰的那种恐惧相比,简直是一种解脱。

薛老大还曾多次派船工给我们送来盐和大米,他给我捎来一句话:“元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回家的那天。”

12月29日,我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在连云港上船的那一刻,薛老大、卞庆、船工、那只残破的酒碗,在我脑中一一闪过。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船越过中国领海基线时,我和几个士兵来到夹板,朝中国的山川深深地鞠躬。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

我暗自发誓,为了这些曾被我们国家伤害过的人民,必须做点什么来补偿他们。

1946年1月2日,我终于到达日本舞鹤港。

破旧的轮船缓缓驶入舞鹤港,气氛冷冷清清,岸边码头的一面墙上,贴着船上士兵的名字。岸边的亲人,焦虑地寻找着。

那些等不到儿子的绝望母亲、等来丈夫骨灰的寡妇,更加使整个港口沉浸在悲情的氛围中。

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白小叶子纹样的日常和服,拎着一个用蓝染方块布结好的四四方方的包袱,日语里叫“重箱”,这在接士兵的人群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东西。

母亲为了装满这个重箱,足足存了半年。母亲来不及擦眼泪,赶紧招呼我去吃重箱的食物,我舍不得自己吃,招呼小分队10个归国战友一起吃。

重箱最底层是芥菜叶包饭团,中间是豆渣与土豆泥拌在一起的日式沙拉,最上一层是煮熟的黑豆、蚕豆和红豆。在日本,黑豆代表和平,蚕豆代表自由,红豆代表开运。

五年没有吃过家乡菜的战友们眼冒绿光,那饭团的美味让大家舌头都颤抖了。多年后,每次战友相聚,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饭团和象征和平自由的豆子。

除了重箱,母亲还带了一根生的白萝卜,这是当时最好的维生素补给品。而我除了一身旧衣服、一个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和一个凹凸不平的军用水壶,一无所有。

战后日本街景

在回家乡的火车上,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妹妹拼命干活,结果重活把妹妹的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沿路到处是残破的房屋,我回到家,打开柜子,昔日值钱的衣物全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国债单据。

我先到陵园看了看父亲,才去看卧床不起的妹妹。妹妹有些艰难地侧过身来,只见心爱的妹妹身体变形了,驼着背,比原来矮了20厘米,像虾米一样。

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微笑着对妹妹说:“我现在活着回来了,这也要感谢你的祝福。妈妈说,你不停歇的为我祈祷,所以我才能活着回来......”

看着残破的家乡,卧病在床的妹妹,想着侵略战争把日本千万无辜百姓变成骨灰回来,这时候,天皇军国主义者们为什么不去剖腹自杀?

战后的日本政府已经瘫痪,但我来不及多想,全部精力都用在给妹妹治病上,经常背着妹妹到各处去寻医问药。三个月后,妹妹虽然腰不能直立,但终于可以走路不用卧床了。

领居的大儿子在中国战死,每次见我都说:“要是我儿子还活着,该多好呀,我们就有靠山了。

几年后,妹妹身体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也找到善良的丈夫,我才决定离开家前往东京,找到铁道部要求恢复工作。

在东京,我亲身体会了战败国的道德衰败和耻辱。恢复工作之路异常曲折,我和之前的战友慢慢取得联系,大家聊得最多的竟然是日本共产党。

那是日本当时唯一为底层民众着想的党,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加入日本共产党,同时将毕生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以揭露日军在华的罪行。

日本学生打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

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组建了一个“揭露731部队罪行之会”。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但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大多日本人并不知道。

展览举办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当然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关注,电话骚扰、恐吓、谩骂、人身伤害。在演讲时,我还被人从展台上狠狠推下,差点没命。

我在反对篡改教科书的会议上发言

展览困难重重,但我们坚持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日军曾经在中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对年轻的学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

每年8月15日,当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我们四处游行抗议、演讲宣传,抵制那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

我想,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靖国神社,让那些士兵回家。不要让那些无辜士兵的灵魂,还要再被国家利用。

中日建交后,我曾先后39次来到中国,想要寻找当初帮助过我的船工薛老大、卞庆他们,但一直杳无音讯。

2000年3月12日,时隔五十多年后,我带着200棵日本樱花树树苗,再次到文明铺。与文明铺的学生们,一起种下和平幼苗。

我知道,这些樱花当然不可能抚平曾经的伤痛。我到文明铺种樱花,是想告诉这里的人民,当年侵略过这里的一些人,正在反省和忏悔。

我在湖南文明铺栽种樱花

后来,我收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来信,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元山俊美的到访,我在理性上表示欢迎,但情感方面却无法欢迎。

确实,正如另一位89岁的中国老人,在信中用强调的口气说:日本政府应该像元山俊美这样不忘历史,鼓起勇气,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的有生之年等不到那天,我将种樱花的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目的地方,时刻提醒每一个看到的人,我们的救赎之路还未完成。

后记

2002年,元山俊美去世。2019年,他中日混血的妻子元山里子根据他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书。

元山里子一直惦记着丈夫心中的遗憾,她想替亡夫达成所愿:“希望有人能提供那位姓薛的船老大和卞庆(音)4位农民的线索。明年是元山捐赠樱花20年,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期待着在樱花树下与他们相见。

文中照片除资料图外,由元山里子提供

⊙文章版权归《龙哥的战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