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西修辞长处 提升国家话语力量

中西古典修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诸子百家的争芳斗艳铸造了中华文明光辉的一页,与同期的古希腊交相辉映,共同惠泽人类的世世代代。修辞本身在人类社会具备共同性质:非暴力手段处理人类冲突、协调人类行动,更新人类观念和思想。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知识和信息不断汇聚交融,中西方话语交流日益频繁。互动交往已经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表达,语言修辞逐渐增强渗透程度,表现出强大的话语力量,对中西修辞进行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中西修辞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早日实现中西修辞学的相接交融,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中西修辞研究存在差异

西方世界对修辞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期,历经古罗马繁盛时期、中世纪黑暗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振兴时期四个阶段。修辞在这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有时如同一位高高在上的女王,被置于艺术的顶端,统领着大多数甚至所有学科;有时这位女王又被赶下台,成为一名朝臣,甚至沦为仆人,辅助逻辑、语法和辩证法这三门基本艺术。修辞在西方被认为是人类最为危险的工具之一,也被当作促进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利器。当代修辞学家普通认为,人是使用修辞(象征)的动物,修辞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类使用象征手段影响他人的学科。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因此修辞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

中国的修辞研究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我们从先秦时期的浩繁古籍中可以找到记载着修辞思想、修辞规律的零珠碎玉。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的论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其中就包含着沉博绝丽的修辞哲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陈望道撰写了《修辞学发凡》,将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以适应题旨情境的需要”。这促使中国修辞学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现代修辞学由形成雏形、日益丰富到发展成熟,逐渐演变成一门理论基础坚实、体系完善的现代学科。今天,中国修辞学走出传统的重技巧、重表达、轻接受的狭义修辞观,打破语言本体理念,日益展现出跨学科、全方位的发展趋势。

轴心时代的中西修辞高度契合

古希腊的“雄辩”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异曲同工。传说西方的修辞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西西里岛。当时的先贤们奔走于各个城邦社会,通过说服他人、弭平歧见而追求平等、自由。西方古典修辞的精华是演说、论辩,核心功能就是说服。而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也涌现了一批流浪圣人、游说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这些人分为“儒”“侠”“辩者”“方士”“法术之士”和“隐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游说者为了使他的建议被接受,必须用言语打动他人。“游说”本质上和西方的 “说服”如出一辙。在轴心时代,中国的论辩风气与古希腊同样盛行。孟子“言仲尼之教,必广为论辩,以折百家”,墨家“名家道家多施诡辩,墨者不得不与之争”,正是儒墨之辩,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流派百家争鸣、争芳斗艳的序幕。劳思光认为,墨辩理论不输同时期的西方思想,名家的逻辑和思辨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一样具有价值。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先贤都是“辞而优则仕”。无论是古希腊依靠演说而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英雄的哲辩师,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合纵之术说动六国,联合抗秦而挂上六国相印的苏秦,或是劝说秦王、离间六国而被“封仪五邑”的张仪,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在各种社会互动中获得成功、求取功名。

中西古典修辞在修辞的作用方面高度契合。鬼谷子和高尔吉亚的部分思想非常吻合。他们都认为修辞的作用是影响灵魂。“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鬼谷子认为那些懂得修辞术的人,可以控制心气的活动规律,成为精神的主人。所以鼓舞人心的语言事实上能够激发人们的美德,比如诗歌、散文、演讲等。高尔吉亚则在其论述的修辞理论框架中指出,修辞作为一门劝说的艺术,犹如大权在握的王公,可以通过言说操控情感、态度和行为。

此外,中西古典修辞的社会功能可谓大同小异。从因能言善辩而被授予“最优秀希腊人”称号的阿喀琉斯到“即兴演讲的发明者”高尔吉亚,从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屈完面折齐师、王孙止楚问鼎到触龙说赵太后等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修辞在解决诸侯之间冲突和争端时的作用。在战乱迭起的时代,说服、论辩作为治国之术和战争同样重要,掌握修辞技巧,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综上所述,中西古典修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诸子百家的争芳斗艳铸造了中华文明光辉的一页,与同期的古希腊交相辉映,共同惠泽人类的世世代代。修辞本身在人类社会具备共同性质:非暴力手段处理人类冲突、协调人类行动,更新人类观念和思想。

比较中西修辞的当代作用

20世纪60年代,来自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西方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修辞学,纷纷“介入”这门古老学科;而修辞学也开始兼收并蓄,摄取不同学科丰厚的理论养分,试图将与意义相关的所有人类象征行为统统归入其研究范围,研究的焦点也转向意义、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西方修辞学在历尽几千年的起落浮沉后,终于破茧为蝶,成功完成蜕变与转向。

I. A. 理查兹将修辞定义为对误解和消除误解的研究。理查德·韦弗认为修辞就是说教,就是为好人创造一种求知的欲望。肯尼思·伯克则认为修辞就是植根于语言的一项基本功能,是运用语言这种象征手段诱使天生对象征敏感的人进行合作。雅克·德里达认为没有修辞、没有修辞的力量,就没有政治、没有人类社会。安德里亚·朗斯福德将修辞定义为研究全人类的交流的艺术和实践。

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修辞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自成一格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色。虽然因价值观念、社会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与西方修辞学大相径庭,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日益现代化,当代中国修辞学在吸纳、借鉴西方修辞学和继承、发扬中国修辞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了“语言艺术化”或“调整语辞以适应题旨情境”的狭义修辞观,发展迅速,纷纷实现重大转变,构建了灿然一新的研究范式和格局。

比如胡范铸着重探讨言语行为的分析问题,认为修辞在有效推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陈汝东则强调修辞是一种交际行为,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理解话语,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谭学纯侧重探索修辞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话语、文本和主体的构建,从而推动修辞学研究从“技”、语言学向“艺”、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方向发展。

当代中西修辞学者对修辞学的定义和剖析不胜枚举,令人目不暇接,但各个理论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契合。当代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话语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修辞在缓和或解决社会矛盾及处理社会问题等方面的作用。

让修辞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表现出空前的激荡和分化。有的国家企图阻止全球化进程,各国利益和价值分歧越发尖锐,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动。何去何从,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提高说服他人、以理服人的修辞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当修辞力量的极限止于“文斗”力量的极点时,人类或许无法避免局部“武斗”。但对于坐拥核武器的这个世界而言,“武斗”的结局可能是全人类的同归于尽,因此人类的理性必须倾向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尽管面对各式各样有可能灭绝全人类的暴戾,修辞学家们可能无能为力,但正如美国修辞学学者肯尼思·伯克在二战前写的针对希特勒修辞的批评,因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重视,最后被惨痛证实一样,修辞应成为避免和替代武力、暴力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当代中西修辞学的契合点。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