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还差两个月就要79周岁了，但我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60年前演奏《梁祝》的故事。
当时我才16岁，刚进大学。学小提琴是因为分配。当时最大的苦恼是，小提琴并不受欢迎。我为农场里的老妈妈演奏，问她好听吗，她说好听；听得懂吗，听不懂，这令我们非常苦恼。于是，为了让这把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在党委和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想做点实验和创新。
为此，所有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最初，我们找到一些民族器乐曲和民歌，用小提琴来演奏。我们第一次到外滩去演出，路过的人都表示听懂了，但由于曲子太短，只有三五分钟，影响力不够。正好当时1959年是国庆10周年，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计划要想写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向国庆10周年献礼，组建几十个人的乐队，时间长短按照国际协奏曲，可以有25分钟甚至到一个钟头，这样气势大，时间长，影响力才大。但是，写什么？我们小组有一个从越剧团来的进修生何占豪，他对越剧很熟悉，那时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已经有了越剧戏，而且拍成了电影，有了一些铺垫。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把《梁祝》的备曲送给了我们的领导，他的大笔一挥才有了《梁祝》。
我们不会作曲、不会写，就请学校里面陈刚等几位老师一起合作。那个年代大家的无私，才有了这样的合作。有了作品，然后在5月份的“上海之春”，当时我们有三位同学试演。教研室所有教授听了以后觉得我合适。当时大家都很无私，觉得谁合适都可以，只要对演出有利就可以。于是，这辈子我就跟《梁祝》结下了缘分。我们当时年轻人的初心是，《梁祝》让小提琴被更多中国人喜欢。有了《梁祝》以后，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了，也普及了交响乐，也因此有那么多的孩子在他们的家长影响下学了小提琴，我们有了很多好的生源。
我一辈子都是为了这把小提琴。前面是为了作品，有了作品，我觉得我们才有了文化的自信。以前都是讲意大利话、法国话、德国话，就没有好好讲中文，现在小提琴讲中文了，中国人民不会拒绝了，因为讲中文听懂了。所以这个小提琴是因为有了《梁祝》，我们有了文化自信。后面是为了传承，我是搞教学的，我一定要努力，我的理想也就是让我们的演奏在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从前我做学生时，人家觉得中国人拉小提琴等于是非洲人拉小提琴，都瞧不起我们；但是我做老师以后，我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提琴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现在我们的确也做到了。我们出去，人家一看中国来的选手，他们就知道都是有竞争力的。
我生命当中还有一个事情，1960年我们国家要选拔一个组到德国去参加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最后选拔了我代表国家出去。从五个月前从来不会拉重奏，到最后背着谱上台得了第四名，上去比赛之前我们在后台像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那个心情真是一切为了国家。比赛结束以后，领队的团长讲了一句话“你们回去一散掉的话中国又是没有四重奏”，就是这句话让我们回来在工作之余，又整整坚持了30年，因为我们国家需要。直到我们的学生，上海四重奏在国际上拿奖，那时候我已经到50岁了。这30年非常艰苦，四重奏应该四个人，每个位置都换过人，我的位置从来没换过人。但是整个30年当中有10个人参加工作，就是这么坚持下来了。
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国家就什么都好了。
(本文整理自俞丽拿在“奋斗创造城市传奇——上海相册：70年70个瞬间”望道讲读会上的演讲）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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