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桥和他的安塞剪纸农民画

山桥和我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970年我由西北财经学院毕业,分配到安塞县文化馆,从事文艺辅导和业余创作。一个学财经的大学生却分配到文化馆工作,一是当时的安塞县全县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仅有的一家几十个人的农机修造厂,也不是什么正规企业,而是由私人的铁匠铺公私合营而改建的小作坊,而当时的银行完全用不上我这个工业经济系成本核算专业学了五年的大学生;二是我自幼喜爱美术,于写字绘画有一定的特长。

恰好文化馆、宣传队(剧团前身)广播站、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影剧院合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需要一个能画又能写文章的人,我就被滥竽充数地分进了文化馆,从事了与财经毫不相干的文化工作。也因为斯,安塞大街小巷墙上的宣传画标语,甚至各单位的招牌也都出于我手。

1975年秋,山桥由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文化馆。来了个科班出身的画画的,我很高兴,也很羡慕,于是热情接待了他,向他介绍情况,提供方便。我们俩都是西安人,他住灞桥,我住蓝田,语言相熟,习惯相近。我又对写字画画情有独钟,关系自然亲近了许多。

山桥性格平和,不苟言笑,人很善良,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相同的爱好、同样的出身使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互切磋业务技艺也使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块儿办橱窗,一块儿画宣传画。他的水粉画、油画让我入迷,刮目相看;我的书法、国画,他也频频首肯,赞誉有加。橱窗也因为他的绘画和我的文章而耳目一新,一时在安塞街上传为佳话,我们之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安塞农民画)

在地区文艺汇演中,我受冯家营腰鼓老艺人张朋秀的启发,他说他们在窑里炕上两人对打腰鼓,这样可以为病人祛病禳福。土炕有多大?为什么不能把广场上的腰鼓表演搬到舞台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山桥,他亦有同感。我们从延安插队妇女知青中选了张延冬、王玉琪、耿秀霞、任陆梅四人参与其中,一个名曰“胜利腰鼓”的节目诞生了。山桥还特意为其画了幅画幕作为背景。这个节目在延安大获成功,获得了优秀创作奖、优秀演出奖。安塞腰鼓从此由广场搬上了舞台,继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安塞腰鼓第一次由广场搬上舞台,也是第一次由女同志打腰鼓。

山桥也下乡。每次回来,都带来一卷卷、一沓沓剪纸。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有的甚至是用旧书废报纸剪的。

“这不是窗花吗?”我从小生长在农村,逢年过节见过。

“是窗花,但不全是。”山桥拿出一张大如草帽的圆形剪纸,“这是结婚的喜花。”还真如此,有窗花,还有结婚用的坐帐花;窑里土炕边上的炕围子;还有驱灾辟邪的吊帘花、门楣花。

山桥很高兴,好像淘到宝贝似的,他连连称赞:这可是宝贝!这是好东西!

我不解,窗花,于农村婆姨女子,可谓十分平常,何奇之有?山桥却说,这些剪纸,构图饱满,刀法洗练,很有汉代的风格特点。

山桥说,你看看这些剪纸、厚重、大气,可以说和霍去病墓前的石刻“马踏匈奴”一脉相承。我也仔细地翻看着山桥带回来的剪纸,其中有一幅一人一手扶犁扬鞭子耕地的图案,和汉画像上的牛耕图十分相似,那幅牛耕图在中学课本上有,我有印象。

山桥走乡串户,上山下洼,可以说踏遍了安塞的山峁沟梁,庄庄户户,对安塞的剪纸进行了一次大普查。他走访、收集、整理那些婆姨女子手中的“花样子”,不遗落每一个旮旯角落,把每一个能剪纸的人都登记造册,铭记在心。

山桥认为农村妇女自由自在地剪纸,那是自主行为,没法提高、发展,且有可能自生自灭。所以,他向文化局提出办剪纸学习班的建议,获得了文化馆的支持,文化馆按他的要求向很多公社、大队发出邀请,请能走动的、会剪纸的婆姨女子到县文化馆集中“铰花花”,县上提供纸张,管吃管住。老几辈散落在民间的“铰花花”能手,第一次以政府行为被集中在一起。破天荒的举动激发了广大妇女极大的热情。安塞文化馆展厅顿时热闹起来。人常说,三个婆姨一台戏,三四十个女子在一起,会唱出什么戏?

开始时,个人都剪些自己会剪的图案,后来再交流各人压箱底的一些传统纹样。熟悉的铰完了,山桥鼓励大家创作新花样、新作品。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剪什么,能剪什么。山桥说:“就铰你身边的人,你家里的牛羊猪狗鸡,你村里的窑洞,院子里的碾子、磨子,沟洼的柳树、崖畔的枣树,山梁沟峁、石桥小河……铰你们熟悉的生活,喜欢什么就铰什么!”几个灵性的婆姨、大胆的女子开始铰了:这小脚婆姨在铰自个儿的小儿子在说书,这胖婆姨在铰自个儿的汉在打石箍窑……慢慢地大伙开始剪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生活。剪纸由老辈人传下来的吉祥之样变成了对现实题材的展现。大家的视野拓宽了,兴趣更浓了。山桥游走在她们中间,有时也略作指点略作提示,一大批作品诞生了。

山桥很满意,也很高兴,他挑选了一些他认为不错的作品拿到延安,请地区艺术馆的美术老师品鉴。原中央美院教授董希文、办公室主任靳之林给了很高评价:指着白凤兰的牛耕图,说这个和汉画像石图案相同,很有古味;看着高如兰的抓髻娃娃说,这和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商代青玉女佩相似,有商周文化的遗迹。靳之林后来还以此为题材出了专著,认为抓髻娃娃是中华民族的繁衍之神和保护神,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

山桥说,从这些老太太的剪刀下找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根。安塞剪纸从此开始走出金锁关,走出潼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80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安塞剪纸展览,引起轰动;1982年,安塞剪纸艺术家李秀芳等应法国法中友协的邀请赴法国访问交流;1985年,白凤兰、高金爱、曹佃祥、胡凤莲四位小脚老太太走上了中央工艺美院的讲台;2009年,以中国北方剪纸为主的剪纸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桥尝到了甜头,他一发不可收拾。学习班一个接一个地办下去,他又让这些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老太太拿起了毛笔开始画画了。

开始的阶段是艰难的。山桥启发她们以剪纸的造型、刺绣的色彩作画。这些婆姨女子在捉不住造型时,还是剪了个样拓在纸上勾出外形再填出色彩完成。在全国农民画坛上独树一帜的安塞农民画横空出世。

1981年春节,安塞农民画应邀在北京中国美术展展出;1982年张芝兰的《谷林间》、高金爱的《娃娃鱼艾虎》、李秀芳的《端午节》等7幅农民画入选法国巴黎“独立沙龙”展出;1987年,中国农民画大赛薛玉琴的《牛头》荣获全国一等奖,高金爱的《伏虎》荣获二等奖;1988年,曹佃祥的《大公鸡》上了中国美术权威杂志的封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山桥调至陕西省群众艺术馆,退休之后,又被省“非遗”中心反聘,陆续编辑出版了五卷本大型画册《陕西剪纸》,又受中国民协之邀,主编了《中国民间剪纸集成》陕北卷、关中卷,还编著出版了民间剪纸技法研究等多部书籍,至今仍为他所钟爱的中国民间艺术贡献着力量。

来源:各界杂志第8期—我的回忆

作者:于志明

监制:田东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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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史 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