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籍出版何以如此繁盛?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士人高濂对宋版书有以下的评价:“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崇祯年间(1628-1644),藏书家毛晋就曾在自己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宋版书启示:“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号称收藏宋版书二百部,故名藏书楼为“皕宋楼”。事实上,两宋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中最为突出表现在书籍出版产业上。

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寺门东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铺。”“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胜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令曲之类。”现在我们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中便有“书坊”的店铺。由此可见,宋代首都开封的百姓对书籍实有一定的需求,于是城中处处是书店。

两宋时代出版产业大盛,可以从软件配套及硬件配套两个方面分析。

礼士崇文

宋代自太祖立国以来,奉行重文政策,尊重读书人,重视文化。例如石介认为:“古之养士也薄,今之养士也厚。”“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蔡襄:“国家既平四方,追鉴前失,凡持边议,主兵政,内有宥密而外方镇,多以儒臣任之。武臣削去牙角,磨治壮厉,妥处行伍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然则今天下安危大计,甚倚重儒臣乎!”此为软件配套之一。

完善科举

961年科举取录进士有11人,962年科举取录进士有15人,至992年科举取录进士猛增至353人,诸科取录亦有774人。据研究宋代科举与教育的学者李弘祺教授的研究与分析: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之中,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为7,833人,占总数的52.71%。此为软件配套之二。

推动官学

1044年太学收生人数为200人。宋仁宗末年太学收生人数为600人。1104年太学收生人数猛增至3,800人。官学的大规模扩充,无疑令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此为软件配套之三。

重视刻书

宋代奉行重文政策,并且非常重视刻书,投入了大量资源印刷书籍,因为宋太祖认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非书籍,何以取法”。而宋太宗亦提出读书的好处,认为“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士人邢昺指出“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说明了宋代官方印刷书籍量既大,质量也精致。此为软件配套之四。

印刷产业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上述记载详细说明了活字的制造流程及其优势之处。此为硬件配套之一。

制墨产业

制墨最基本的材料是松烟与桐油的油烟。宋代赵希鹄认为“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南墨用油烟,故墨色纯黑。”苏东坡指出“近世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说明了当时士大夫对用墨非常讲究。明代高濂对宋版书的用墨评价甚高,认为“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灭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此为硬件配套之二。

造纸产业

据记载,宋代时“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一焉。”“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南山,二曰假蕠,三曰清水,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溪纸最精洁,凡官私簿契,书卷图集文牍,皆取给于是。”此为硬件配套之三。

三大出版系统

在众多软件及硬件配套下,宋代发展出出三个重要的出版系统,分别是官刻、私刻及民间刻。官刻是指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单位所刻印的图书,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都不刻书,只是使用公费去刻书,通常称他们所刻的书为官刻本。私刻就是指私宅、家塾和书铺、书坊、书肆等以个人之力所刻的书,通常称之为私刻本和坊刻本,其中坊刻专以刻书为业,偏布大江南北。坊刻主要以文学、科举及生活用书为主。宋人岳珂《愧郯录》有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其中私刻的底本精善,校勘仔细。坊刻印量颇大,流通广泛。至于民间刻,论其投资来源,既非公费,也非私人资金,而是通过民间集资而来的,包括募捐或家族集资,某些寺院、道观、祠堂、书院等所刻之书,就属此类,如1221年广陵赵氏祠堂集资刻印了《复斋易说》六卷。

一直以来,宋代被视为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这从当时书籍出版产业的繁盛便可见其一二,而宋版书在今天亦成为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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