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每个中国人在赏月时,都会情不自禁唱起他的词

文/戴新伟,诗人、媒体人。

公元1076年,岁在丙辰,北宋神宗熙宁九年,这年的八月十五,苏东坡写下了《水调歌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写中秋节最有名的一首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创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留下二千七百余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在这个人生跨度和作品数量中,《水调歌头》可能不是最能代表苏东坡文学成就的作品,但绝对是脍炙人口、传诸久远的一首词,因为中秋佳节,因为对亲人的思念,因为对世事无常的追问与开解,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诗意,更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使得这首词最大范围地流传下来

从文人学者到普罗大众,都熟悉苏东坡这首词,和他众多的文学名作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诗》等等一起,也是后世书法家最乐于书写的作品内容。

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在八月十五,仍然会对苏东坡这首词油然而生亲切感,仍然会觉得它是最能表达此时心情的语言,不能不为一千年前文学创作中永恒的激情所感动。而且,它也超越了当时苏东坡所感叹的空间的阻隔(“千里共婵娟”),当我们欣赏中秋之月的时候,分明还可以感受到时间悠远的力量:眼前这块月亮,就是苏东坡写到的那一块月亮。

难怪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提到这首名作时说:

“他在密州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就写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一出,其它描写满月的作品都不值一顾了。”(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

因为反对执行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苏东坡从熙宁四年(1071)开始外任,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当地方官。他的政绩很好,但作为不同意见者,他在基层执行新法的同时,不免有很多情绪发之于诗词(林语堂的苏传,将其名为“抗议诗”),遂有元丰二年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回中央受审的“乌台诗案”。

写《水调歌头》时,苏东坡在山东密州任上,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既没有发生文字狱,他跌宕的贬谪生涯也还没有开始。如果用他晚年的自述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看,“功业”都还没有开始。这当然是苏东坡的自嘲。从文学成就上看,也是实情。

他在密州不仅写下豪放的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还修建了超然台“稍葺所居园北旧台而新之,弟辙名之曰超然,作赋,自作记”)、快哉亭“密州城西北有送客亭,下临潍水,轩豁旷荡,欲重葺之,名快哉亭”,见孔凡礼《三苏年谱》),留下了这两所名迹的文章:苏东坡请子由写了《超然台赋》,自己写了《超然台记》,并且遍征“跟帖”,请张耒、文同、李清臣等人“同题作文”。

而《水调歌头》正是苏东坡八月十五在超然台喝酒之后写的,我们从孔凡礼的《三苏年谱》上还可以知道,苏东坡那晚是与客人喝酒,先写了“次韵孔宗翰题诗”,再“赋《水调歌头》兼怀弟辙”。

图源:纪录片《苏东坡》

《水调歌头》这首词有一个类似题目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使得我们一千年后的读者还能知道苏东坡创作此词的“5个W”。近世词学专家如顾随、缪钺、叶嘉莹等对苏东坡的词均有精彩赏析,而关于这段小序的研究,朱刚先生在《苏轼十讲》里从词这种文体的发展来分析,尤见胜义:“在苏轼以前,填词大抵没有题目,只标一个词牌,即乐曲名,接下来就是正文了。”苏东坡的贡献在于,他把词的题目和小序发展起来,是他“对词的文本发展史做出的一个贡献”。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段小序,后来的读者是无法直接、快速地进入到《水调歌头》关于中秋怀念亲人团聚这一主题的。

苏东坡所怀念的亲人,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与他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不仅在文学上互相砥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说:“说来有趣,子由常常让苏东坡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们在政见上也一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神宗死后,二苏被召回朝廷,在对新党的清算和对旧党的不同意见上,他们也保持一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东坡在狱中写诗与弟弟诀别,有句云“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手足之爱,溢于言表。

苏东坡的文学作品里不仅以男性视角为主(他的诗词不同于他之前的代女性立言的作品),其关注的对象也是男性世界——与他十分相得的第一位妻子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去世,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怀念她;续娶的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就是《后赤壁赋》里“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的那位“妇”。虽然相伴三十多年(1093去世),关于她的诗文并不多。苏东坡晚年的侍妾朝云,也只是笔记传说较多。这三位女性,和在“乌台诗案”救他一命的仁宗皇后、旧党当权庇护他的英宗皇后,是苏东坡生命中的守护神,但真正在他文学作品里占主角的,还是弟弟子由。

就在苏东坡第一次外任杭州的熙宁四年(1071),当时子由在陈州,苏东坡顺道去看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林语堂《苏东坡传》)“轼留陈州七十余日。”(孔凡礼《三苏年谱》),直到这一年的九月才离开。林语堂说二苏不仅交换了对政治的看法——这是可以想见的,还共度了中秋节——从时间上这是确凿的。

“这是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他日后常常怀念这个日子,因为以后六年他始终没机会和弟弟共度佳节。”

这个情节有助于我们理解六年后苏东坡创作《水调歌头》的缘由和心态:这首词不是偶然的,它潜在的因素,既有二苏深厚的兄弟情谊,也有短暂的相聚——古代人的种种不方便,是今人难于想象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种状况直到晚清,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从道光二十二年入京,到同治元年奉旨返京,与父亲翁心存长达二十余年未见面(见《翁同书手札系年考》)。

而在封建社会,家族观念也使得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白谦慎先生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中对吴大澂在外为官、接济家族和兴建家族义庄有详细分析,都有助于我们去体会古人的亲情世界,他们对维系这种感情所作出的各种努力

一千年来,《水调歌头》受到后人的热爱,除了体现出的亲情这种凡人情结,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视。毕竟,主题先行的文艺汇演主题曲也只能流行一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写出了面对世事无常的达观精神,但他更为我们描绘了词人上天入地、与神对话的大胆想象力,让读者随他缥缈的路线,经过幽暗与孤独,体会彷徨与疑惑(少有的多个疑问),最后降落,“何似在人间”

前人对这首词有诸多解读,甚至说宋神宗读到这首词的这一句,认为苏东坡还是忠君的。这倒不如说,苏东坡对于现实世界始终抱有积极的态度,他的乐天知命精神在其后漫长的岭南贬谪生涯中得到完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