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乾:曾国藩家教之法

【编者按】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林乾做客北大博雅讲坛、新华大讲堂,围绕曾国藩家训中有关“劝学”的方法,为我们分享了曾国藩指导子女读书的“看读写作”等多个面向,对今天具有颇多启示。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林乾教授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林乾教授在讲座现场

早年毛泽东在他的《讲堂录》里提出:“几千年中国历史中,办事兼传教之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朝的范仲淹,一位是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践行儒家“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思想理念,一生以克己为体,严于治家,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家人,包括几个弟弟和子女,还是对待自己的官长和同僚,特别是他所供职的清朝政府,都极尽心力。他的家书多达1500多封,一百余万言。每一封家书,都婉言劝善,用心良苦。其中一部分提升为曾门家训,世代相守,他的后代也人才济济。“劝学”是曾国藩家书中最为重要乃至核心的部分。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速、熟、恒、思”。“速”就是博览群书,“熟”就是背诵经典,“恒”就是坚持不懈,“思”就是要有个人见解。后来,他把曾家的男子必须作的功课,概括为“看、读、写、作“四个字,提出只要是曾家子弟,断断不能缺了这四个字。互联网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了很多挑战。我至今仍然认为,真正读进去的书,一定要经过曾国藩所说的“三到”,即眼到、手到、心到,通过自己的阅读,把重要的段落、语句,抄写下来,记忆就会非常深刻。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就是读书后抄写、编辑而成。他所说的“读”,就是“诵读”,对经典、名篇,不但要熟练地诵读,还要背诵,特别要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古人文章的精义,像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的名篇,不涵咏、诵读,就无法体会文章的意境。只有在广泛阅读、对名篇的精读的基础上,才会有古人所说的“出口成章”、“下笔如有神”,进而到达“作”即写作的层面。

曾国藩说:人生是一个“常”字,因而“恒”对劝学读书,极为重要。普通人大多有懒惰的心理,厌倦的时候,不耐烦的时光。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有一段时光,不愿意读书。曾国藩没有逼,更没有勉强,而是针对儿童的心理,给曾纪鸿放了一个月的假,让他痛痛快快地玩耍,让他玩耍到了“厌烦”,有强烈读书欲望的时候,因势利导,让他回到书本,回到课堂。这是他在教育中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教育,兼顾科举考试与文化素养多个方面。而通常的做法都是以经史为轴心。张居正在培养万历小皇帝时,上午基本学的都是经学,即儒家的经典教义,到清朝为十三经做注疏,就是便于理解经义。下午读的基本都是史书,也是印证历史兴衰的过程。自宋朝以后,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成为历史教育特别是帝王必读的“教科书”。

曾国藩强调读书要经世致用。他在给弟弟、儿子写的家书中,反复强调读书立志,要“志大人之学”,即不为己寒己饥而忧,而要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追求的不是个人、家族的发达,而是要培养一代代有家国情怀的人。在曾国藩五兄弟中,曾国荃资质最高,曾国藩在翰林院时,收入微薄,还是把曾国荃接到京城,亲自课读,一篇文章要他读五十遍,并以蜀汉马良相期许。后来曾国荃位至封疆大吏,他多次写信告诫这位“沅弟”:精力虽有八分,却可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每天晚上历数为国家劳心的事情做了几件,劳力的事情又做了几件。

按照孔夫子所说的,“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曾国藩由于家庭等原因,治学的时间显然较晚,读他的早年日记,他对“三十而立”充满自责和惶恐,他加入由倭仁主持的“修身俱乐部”,每天都在批评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明天又该怎么做,真正下苦工夫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来完善自己。曾国藩后来做了高官,担任两江总督,兴办洋务,每天有大量的公务需要处理,但他每天都要“舟次不废学”,读几卷诗书。桐城的方宗诚颇为不解,曾国藩回答说:我身在名利场,如果不读几卷圣贤书,理不能明,心不能养,何以知人,何以应事,古往今来大人物,中途栽了大跟头,都是不学之过啊!后来家属来到身边,在安庆、金陵、保定,每天晚上做的最多的,就是灯下课子读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夜与纪泽论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隙,斯可矣。(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

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日记中,留下非常多的庭前闻训,随大人课读的记载。曾国藩把儒家的主要经典,整部讲解。据曾纪泽日记:“自(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二更后听大人讲孟子,每日如此。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大人忽患艰于言语之病,侍奉良久。”此时距离曾国藩去世仅有一年,曾纪泽每夜陪着自己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听他讲孟子。因为曾家的家运渐渐不顺了,曾国藩担心家道衰落,为长子讲解孟子,就是要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

曾氏不是长寿家族,他的小儿子曾纪鸿34岁就去世了。曾纪鸿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翻译了欧洲经典的数学研究著作。在他与长兄曾纪泽的“青葱岁月”,曾国藩为他们请外国人教习英文。曾国藩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但他不固守传统,又与时俱进的把西学纳入子女教育中来。曾纪鸿虽英年早逝,但他有四子,他的妻子郭筠是曾国藩的同年进士郭沛霖的女儿,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写的家书中,称赞郭家“家教勤俭可风”,曾纪鸿一家随侍父亲后,曾国藩指导儿媳妇郭筠读了几部大部头的书,包括《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一个老公公指导儿媳妇读书,即便今天都不可思议,曾家确在郭筠这里光大门户。

《百年家族的秘密:林乾讲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读书治学有两个字最为重要,一个是“专”,一个是“耐”。他提出,艺多不养身,人只有做到专,才有可能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如果“庞杂”,什么都懂,就会什么都不懂。他还引用荀子“梧鼠五技而穷”的典故,说明人如果要有成就,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要专熟一代。立志成为古文大家,也必须专门在一家上下功夫。要学王安石的文风,必须看熟、背诵临川文集。如果兼营多物,肯定是“四不像”。所谓“耐”字诀,就是读经书、读经典跟读史不一样,一开始会觉得索然无味,但这些书籍却是经过了中国几千年的锤炼,因此一定要读透,一句不通,不看下一句,今天不通,明天再看,今年不通,明年再读。钱穆先生说他就是受到曾国藩的专字诀和耐字诀,才走上治学之道有成就的。清朝康熙教育皇子读书,都是每书读到120遍。

曾国藩为子女们开的书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太多,所以择书非常重要。曾国藩提出一个人做事、读书、治学,先要择善而从,然后是“守约”。这里都涉及择书。他特别重视从文化的源头上择书。曾国藩谦逊地说,他终其一生,有的书还没有读透。

“我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可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姚鼐)所选《古文辞类纂》,自编《经史百家杂抄》。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炎武、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与纪泽

四书五经,最迟从宋朝起,是传统士大夫知识架构中的主体,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符合儒家的义理,所以从儿童启蒙后,几乎相伴终生。这跟我们今天学校的教育有很大不同。除四书五经外,曾国藩最推崇的还有《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史书中难以超越的里程碑,因为《史记》不是官方史学,写得又惟妙惟肖,现在中学的课本,采用了史记的不少名篇。诸子百家中曾国藩最推崇的是庄子。庄子有一种洒脱的气质,明朝张居正告病假居乡六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庄子。一个人心灵无法安放,最应读的就是庄子。曾国藩还特别推崇“韩文”——韩愈的文章。他在家书和日记中,至少几十次谈到韩愈的文章。韩愈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先驱,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盛誉,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曾国藩对曾纪泽详细解释曾家男子的“看、读、写、作”四字必修课:

“看指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愈文、近思录之类书。读是指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左传等经书和《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诗作,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等,如果不高声朗读,就无法体会到它们雄伟气概,如果不细心、认真地低声咏吟,就不能探究到它们深远意韵。譬如兵家战争,看书就像是将帅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像是将帅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得到土地便能保守住。看书与子夏所说的“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缺一不可。”——与纪泽

古代读书与我们现在不同。互联网时代冲击我们的阅读习惯,现在阅读大多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但曾国藩强调,看的时候一定要做札记,要笔笔划划,核心的还要抄下来,博览群书、由博到专;其次,曾国藩特别强调诵读,一定要出声,把文章的灵魂、韵律读出来,像李白、杜甫的诗,你不高声朗读,就无法体会那种雄伟的状态。

他又解释“写、作”二字:“余生平因作字(写)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谕纪泽(咸丰八年)

看、读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写”和“作”。“写“就是”书写“。唐代公务人员进入职场,要经过“身、言、书、判”之类考试,可见书写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写”主要是指书法,要临摹很多大家,写的熟练,才能提升速度。最后是“作”,是指“写作”,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多了才有了写作的资本。许多文章失之于空泛,就是没有“看”、“读”的基础。对于写作,曾国藩强调不能只会一种体裁,而是文章的各种体裁都要熟练,但有一种体裁,你是最精通的。他谈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曾国藩鼓励他的儿子“少年不可怕丑”,少年人有些狂妄,应该肯定。

曾国藩还提出,年轻人的文字,应该蓬勃向上。他说:

“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皆有最盛之气势。”——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

他在家训中强调,年轻人做文章,最重要的不在于熟练,不在于字句用语,而在于气象峥嵘、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他列出了长长的“蓬勃之气”的篇目。他给青年人打气,告诫不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世故圆滑,后来的成就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