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50万服刑人员子女:何以为家?

无论孤儿和特殊困难儿童,这些孩子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国家救助,现在的问题是后续服务不到位。这些钱给到了监护人手上,有没有很好的用在救助孩子上,监护人是不是履行了抚养义务?

本刊记者 陈光 / 文 谌彦辉 / 编辑

“你想爸爸妈妈吗?”

“我不想他们。”六岁的玲玲总是回答得很干脆。每次被问及父母的话题,她总不多说,更多时候避而不答,继续埋头专注在田字格内,小心翼翼用铅笔写出一个“心”字。

玲玲不愿提起的父母都曾吸毒,父亲后因过失杀人被判无期徒刑,母亲得了抑郁症,抛下玲玲一人走了,只是偶尔回家看看。

玲玲现在和爷爷一起生活,生活过得很拮据。55岁的爷爷打零工补贴家用,她一个月680元的幼儿园学费都让老人发愁。今年9月,眼看玲玲就要上小学,家里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大人就是太自私了。”玲玲爷爷偶尔也会抱怨几句,这些年玲玲父母没有尽到任何抚养责任,“老的指不上,小的又不养”。

暑假大部分时间,玲玲都在练字,她能这样写上几小时,像个上了发条的小机器人。

像玲玲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很多。尽管父母在世,却又无力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他们中很多人长期游离在儿童福利救助体系之外,处境艰难。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被称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也叫“事实孤儿”。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全国约有50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7月10日,民政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等12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些孩子今后将获得由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补贴。这是中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出台专门意见。

只是,从中央的政策到玲玲家之间,还需要一个过程。包括玲玲在内的50万儿童是否会因此迎来命运的转机?

孩子吃了两大碗

玲玲家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上,一幢破旧的砖砌平房,周边是一大片荒地。屋内不到五十平米,摆设着几件简陋的老式家具,墙上贴满了玲玲的画作。最醒目的是一幅画着两个大圆脑袋、四条细线构成四肢的大人,两人亲密地靠在一起,身边还站着一个相似模样的小人,看上去像是幸福的一家人。

8月初,玲玲家来了一位老熟人串门,他是“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武克。玲玲见了他满心欢喜。武克每次上门来总送一些米、面、油,有时还有被褥和书包,给玲玲和爷爷的生活带来补给。

三年前,“黑眼睛”工作室在金积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成立,这是一家专门帮扶涉毒人员子女的公益组织。

“父母吸毒、入监,小孩子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懂。”武克说,他们定期会对涉毒家庭孩子进行心理干预,不让他们感到自卑。

据“宁夏禁毒”报道,吴忠市目前共有在册吸毒人员近9000人,占全宁夏吸毒人数的30% 以上,金积镇是首批试点建立“黑眼睛”工作室开展关爱行动的乡镇,全镇在册吸毒人员169人。这些人因长期吸毒导致丧失劳动能力,无力赡养、抚养家庭成员,他们的子女,尤其是未成年人往往缺乏监管和关爱,甚至可能再步吸毒贩毒后尘。

“好多孩子都没人管,家庭很困难,我们就提供一些帮助,不能让他们受到父母影响。”武克说。

12岁的小浩和10岁的弟弟小智都是“黑眼睛”帮扶对象,他们的父亲被强制戒毒,母亲离家出走,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是奶奶每月200元的养老金,家里五亩地租出去,一年也只有四千元收入。奶奶平时打些零工,小浩放学就搭把手。

像小浩这样的孩子,在金积镇共有二十多名。“只要能帮的,我们都给予帮助。”武克说,这些涉毒家庭子女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父母吸毒、服刑而无人抚养,孤苦无依。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孙磊也一直关注“事实孤儿”。她发现,在陕西一些劳务人口输出大县,外出打工农民多数在矿山或建筑工地劳作,安全措施差,致死致残、丧失劳动力的案例不少。而在农村,男人一旦死亡或者残疾,家里便失去经济来源,女人大多会丢下孩子离家出走。

孙磊出示了一组调查报告数据:父亲死亡,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的,占调查数字的91%。孩子只能留给老人和亲戚。

“这些离家出走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孙磊说,这些孩子其实和孤儿一样,父母抚养缺失,却得不到救助,大部分生活艰难。若父母一方重病,对他们家庭的打击更大。

这种“爹死娘嫁人”的现象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也很普遍。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一直在当地帮扶困境家庭。他说,彝族农村孩子受教育机会少,他们到城市打工竞争力差,没有稳定收入,连自己都养不活。对那些留守在家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出去打工,又挣不到钱,家里还得靠老人种地、养猪”。

“这些孩子生活非常苦。”侯远高说,家里一无所有,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菜里都没油。和城里的孩子比,“他们先天营养不良,身高和体重也不达标”。有些刚上学的孩子在家里挨饿,一到学校饭量就大增。“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吃两大碗,你能想象吗?”每次看到这些场景,侯远高心里都很难受。

每年寒暑假,有一些孩子回家也没人管,他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动,特别是七八月,赶上一年最忙的农季,孩子们都要去挖土豆,收荞麦。让侯远高忧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彝族农村孩子迫于经济压力,过早辍学去城市打工,女孩子十五六岁就订婚了。

一个都不能少

“要落到每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一个都不能少”。7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正配合财政部门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的测算工作,进一步完善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再次组织排查核实,符合条件的一定精准到人,做到一人一档,确保应保尽保。

她同时强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19年10月底之前要把所有政策制定完毕。市、县一级则是在12月底之前要具体落实。

据粗略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共五千多位“事实孤儿”, 约70%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联,另一方失联,其中很多是“爹死娘嫁人”的情况。约7%是父母一方或双方服刑,或被剥夺监护权,涉毒家庭子女也包含其中。

“几年前,一些偏远地区民政干部可能对‘事实孤儿’都没有明晰概念。”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协会秘书长康雄说,该协会从2011年起就开展对湖南省“事实孤儿”帮扶项目,是全国最早关注这一群体的公益组织之一。

很多时候,康雄发现当地方政府想帮扶“事实孤儿”时,会遇到一些对政策公平性的质疑。“他家的孩子有补助,为什么我家的孩子没有?”康雄说,如果认定“事实孤儿”有一些偏向,下面的人就觉得不公,会很恼火。

这次《意见》明确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有上述情形的儿童。

2016年1月18日,贵州,34名服刑人员子女集体探监(视觉中国 图)

8月7日,玲玲爷爷看着她在饭桌上练字(陈光摄)

《意见》还指出,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过程中,一般不要求服务对象提供各类证明,而是通过部门间信息比对方式进行,而且各部门和组织要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让民众少跑腿。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目前已建立“事实孤儿”信息资料库。资料库已经登记了来自陕西汉阴、南郑、洋县等7个县“事实孤儿”,共计1049名,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们和当地妇联、民政和教育部门翻遍山沟坎洼,走遍一个个村子寻找这些孩子。”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孙磊说,他们依托基层妇联进行调研,后来出具了一份《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报告》。据她估计,陕西省“事实孤儿”可能将近2万。

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近年来,民政部联合多部门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摸底、排查,据统计,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有50万左右。

这一数据与中国公益研究院2011年12月的调查大致相当。该调查显示,全国约58万名“事实孤儿”。

然而现实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具体情况多变。有时,父母双方并不明确属于《意见》中列举的类型,但实际上孩子长期缺失有效监护。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在遵义市绥阳县考察时,发现一对姐妹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危房中。村里本来出资帮她们盖房,但中途又拿不出钱来,房子盖到一半就停工了。

“现在的家就像工地一样。”高玉荣说,两姐妹经常一个月不洗头,头上长虱子。孩子妈妈时不时也会回家看看,带她们去集市添置一些衣物,但每次待一会便走了。

“这样的孩子可能很难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畴。”高玉荣说,“事实孤儿”相对隐蔽,不可能详细列举所有类别。即使人们发现身边有类似无人照料的孩子,可能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们救助的范围还是扩大了一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说,有些家庭的父亲死亡,母亲有劳动能力还没改嫁,但是她抚养的孩子比较多,他们通常也会施以援手。

一位民政系统工作人员介绍,有时候,政策在实施中,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致使个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没有申请,导致其没有纳入保障范围。

“凉山彝族乡民文盲和半文盲比较多,他们不了解国家有什么政策,也不会主动找村干部报告这种情况。”侯远高也担忧,尽管《意见》中明确了“事实孤儿”,但由于具体情况复杂多变,如何认定“事实孤儿”仍是难题。

偏见、误解和无奈

玲玲上学前,她爷爷想申请低保,寻求政府帮助。但因玲玲父亲名下有车等原因,目前仍未获得批准。

“过去,很多涉毒家庭想申请低保,民政部门一看父母吸毒,一般都不批。”“黑眼睛”工作室站长武克说,“他们担心这些钱又被用来买毒品。”他非常理解政府的顾虑,实际上有一些强制戒毒人员又复吸了。

在各类“事实孤儿”中,因社会偏见和误解,涉毒家庭子女往往在申请相关政府补贴时遭遇尴尬。

“他们家吸毒还有理了?还要照顾他们家的孩子?对他们这么好?”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听过不少类似观点。她发现涉毒家庭子女申请津贴时会因父母问题备受质疑。

近些年来,各地从民间到官员对涉毒家庭的认识有所改善,能将父母的过错与孩子分开。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就表示,“父母犯罪,子女无辜,孩子一天天成长不能等,父母的错误不能影响孩子的生存与成长”。

玲玲的画里经常出现成双成对的图案(陈光摄)

宁夏回族自治区“事实孤儿”数量相对较少,自治区政府2011年11月率先提出“事实无人抚养的孤儿”这一概念,尝试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救助体系,每人每月可获500元养育津贴。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儿童福利和社会事务处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2011年,自治区民政厅在调研时,发现这部分孩子处在救助保障之外,所以就想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生活补贴,让他们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

肖林是吴忠市昊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的总干事,他曾在网上发起寻找“事实孤儿”的活动。在走访中,肖林发现不少儿童虽然现实情况符合申请津贴的标准,却因缺失材料被挡在福利救助体系之外。“我们这早婚比较多,孩子父母结婚时都没领证,两人分手或一方死亡、出了事故,孩子往往因为材料不全,根本没法享受津贴,有的甚至连孤儿证都办不下来。”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连续多年参与摸底清查湖南“事实孤儿”情况。她也提到,“即使是家庭贫困,但只要家中有人服刑,各地往往在低保评定精准扶贫、民政救济过程中不予考虑。”

“除部分‘事实孤儿’获得低保外,国家在其他救助政策上几乎空白。”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曾对中新网记者说,“事实孤儿”与孤儿遭遇相似,但孤儿可以获得政府救助,而事实孤儿往往被忽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获得救助,但偏远地区的救助非常乏力,且救助标准非常低。

据新华网2015年刊登的一篇报道,民政部门在救助“事实孤儿”时也感到有心无力,他们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无法享受国家孤儿福利救助政策。一些基层福利院想接收,但上面又没有相应的政策,还有涉嫌挪用孤儿专项福利金的风险。

针对为何民政部等部委现在才出台关于“事实孤儿”保障的专门意见问题,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的讲师王俊丽解释,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中央一推动就可以解决,这其实是误解。“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是由顶层设计和基层管理,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还有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很多问题要靠基层及时发现、补救。”

一部分“事实孤儿”会流向福利院,由当地民政部门承担监护责任。吴忠市儿童福利院目前有31位孩子,其中有9位困境儿童。

“来之前,我会想孩子们会特别可怜,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会比别的孩子早成熟一点。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吴忠昊善的社工王欢对本刊记者说。今年3月,她开始在吴忠儿童福利院工作。接触一个月后,孩子们对王欢的态度才从礼貌到熟络。当发现她开始戴戒指时,孩子们会问她是否结婚,有没有小孩。他们也会好奇一个问题: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

“也有个别老人为了拿政府补贴,不愿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因为一旦孩子送到机构,他这笔钱就拿不上了。”一位公益人士说,当然这是个别案例,大多数老人无法割舍亲情,只要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他们通常不会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王俊丽是宁夏困境儿童关爱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她遇到过另外一个案例。16岁的男孩经常被爷爷奶奶关在家里的小屋,除了必要情况,几乎不让他独自出门,导致他没有同龄朋友。这个男孩的父亲在他两岁时离家出走,也许爷爷奶奶对“分离”产生了恐惧,死守孙子。王俊丽曾经试图说服老人调整抚养方式,试了四五次,都没能成功。

民间救助的短板

每周末上门,“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武克会给玲玲这样的孩子辅导作业,有时也会带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如果家里没人照看,他们会带孩子去乡镇政府的机关食堂吃饭,改善一下伙食。

三年来,吴忠市已建成6个“黑眼睛”工作室,帮扶280 名“事实孤儿”。同时,他们还为14 户无房居住的涉毒家庭申请了公租房,帮助26 名涉毒人员父母和子女申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也一直在帮助这些孩子。” 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说,2011年启动“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其中包括助学行动、陪伴成长和环境支持等形式。目前,该项目已走进湖南19个区县,筹集善款420余万元人民币,帮扶“事实”孤儿564名。

“今年将资助‘事实孤儿’2000名,陪伴400个。3月底还组织全省20余个公益机构共同加入‘事实孤儿’救助。”康雄说,他们拟用5年至10年时间,让这个计划覆盖湖南的近2万名“事实孤儿”。

近年越来越多民间救助团体开始关注“事实孤儿”,许多公益组织也加入到救助“事实孤儿”的行列。

比如福建三盛控股公司发起项目“填满事实孤儿的空房间”,还有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发起“HELLO小孩!加油江苏孤儿”项目等。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则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组织,他们向当地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每人按月发放200-300元,尽全力帮助“事实孤儿”这一群体。

不过,考虑到全国庞大的“事实孤儿”群体,这些捐款杯水车薪。一些公益组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让这些孩子脱离生活的暗角,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

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对“事实孤儿”持续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要求捐款去帮助这群特殊的孩子。

该栏目主持人薛乐也是今日关注爱心基金创始人, 他寻求民间的救助力量,在网络上发动了上百位志愿者,分别深入到了广东河源和平县和湛江徐闻县,找到了195位“事实孤儿”,为他们每人送上了三千元的助学金。

“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多少,我们帮得过来吗?”薛乐在一次演讲时称,目前民间救助的短板日益凸显,“我们需要的是儿童福利制度的变革”。

62万名儿童主任

7月29日至8月1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在宁夏银川举办了一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骨干培训班”,来自江苏、湖北等地一百多名民政干部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还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姚建龙、广西柳州市未保中心主任罗仲楠和湖北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卢文博,他们分别从儿童福利制度的思考、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未保服务社会化发展、以共治共建共享思路孵化培育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进行授课。

事实上,早在2013年,民政部设立浙江海宁、江苏昆山、河南洛宁、广东深圳四个试点城市,探索将“事实孤儿”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一年后这样的试点增至48个。

在201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就有部分关于“事实孤儿”的条目,如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法定抚养人无抚养能力的未满16岁儿童,可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民政部此前公开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而在一些省市,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已纳入父母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

到2020年1月1日,民政部将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高玉荣对此乐见其成。

为统筹设计儿童福利制度,民政部2019年初新设儿童福利司,各地民政局设儿童福利处。201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村(居)一级设立儿童主任,现已有62万名。高玉荣介绍,民政部目前正在积极组织培训,这一套人马还在准备上岗阶段。

“现在真正参加学习和培训的人少之又少,他们还不知道马上要做什么。”高玉荣最近参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80名儿童主任的一周培训,她发现,这些人大部分是新手,之前很少从事儿童工作。“他们还都是一张白纸。”

湖北省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卢文博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骨干培训班”上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来参与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服务。

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现有全职社工30人,他们承接了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自2013年成立以来,该中心已陪伴近3万名留守儿童,为近400个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家庭提供服务。

“这些孩子大多在农村,我们的项目服务也要依托基层的儿童主任来提供日常的帮助,社工定期下乡服务,做干预。”卢文博说,他希望今后能帮助乡镇培育社会组织,推进社工服务。“但目前还没起步,只能慢慢引导。”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也正在推进社会工作,目前大多数乡村还没有普及社工。“每个孩子的需求是多样的,你需要用社会工作方法来评估,然后为孩子提供不同的服务。”他说。

儿童主任此前曾在凉山试点,一些大专毕业生到村里任职,专职负责这些孩子,落实各项政府救助政策。“这不是一个正式岗位,发挥的作用也因人而异。”侯远高说,乡村各级又没有专人负责,村干部也管不过来。

“无论孤儿和特殊困难儿童,这些孩子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国家救助,现在的问题是后续服务不到位。”侯远高说,“这些钱给到了监护人手上,有没有很好的用在救助孩子上,监护人是不是履行了抚养义务? ”

确实有一些孩子的救助补贴挪作他用,比如监护人拿去吸毒,抚养家庭补贴家用, “有个孩子的钱就被他姑姑存起来,说是为他将来娶媳妇。”一位公益人士说,今后政府为这些孩子发放生活补贴,这些钱有没有发挥作用,需要有人去监测、督导和评估。“我现在推广乡村社工,希望将来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

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

从明年开始,玲玲就可以领取生活补贴了。目前,宁夏民政厅也正在和财政部门沟通,争取提升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贴金额。

现在,各地都在制定标准。天津目前对“事实孤儿”的生活补贴最高,一人一年2420元,北京上海都是1800元。“帮助这些孩子当然不是光给他们钱就够了。”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说,这只是一个补贴,“事实孤儿”生活的改善远不止于此。

民政部此次摸底排查发现,由于经济上相对困难,长期缺乏监护人有效监护,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关爱,一些儿童出现了心理问题。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只有35%的孩子心情不好会向家人倾诉。多数孩子存在明显的自卑倾向。32.4%的孩子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心理压力。”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说,因为缺乏监护,在农村的“事实孤儿”更容易成为性侵和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让“事实孤儿”心理出现了问题。

“事实孤儿”的犯罪率在一些统计中明显高于正常家庭子女。新疆瑞欧公益基金会曾请第三方对2400个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事实孤儿”犯罪率比正常家庭儿童犯罪率高13%。广东司法厅也有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5月,广东省未成年管教所收押的未成年服刑人员中有15%是父(母)服刑和有家庭缺陷的。

“他们比别人更怕生,比别人更不愿意说话,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说,近年他开始从儿童救助转向更多关注儿童教育。“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后,我们能对这些孩子做什么?”他说,“我们提供更好的教育。”

侯远高现在创办了爱心学校,让彝族文化艺术进校园。他发现对这些孩子进行音乐教育,教他们唱彝族的歌,成为抚慰孩子们心灵的最好办法。而平时,学校还有管理老师、驻校社工对孩子进行单独的心理辅导。两三年后,这些孩子性格开始转变,交流的障碍也基本消除。

2016年5月7日,湖南长沙,湖南省女子监狱举办了一场亲子互动活动(东方ic图)

目前,吴忠市儿童福利院31位孩子住在一栋相当于一所学校规模的“L”形大楼,室内装修干净整洁,各种功能区俱全,操场也有专业的橡胶底跑道。现在,福利院主要从养、治、康、教四方面综合帮扶孤残儿童,直到他们18岁成年。所有孩子都会安排就近上学,年龄小的有专业养护人员照顾。有疾病和残疾的孩子会安排就医和康复训练。

“我们最初就是想把孩子抚养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我们现在要转型,不但让他生活好,还要让他们适应社会,让他去标签化,快乐成长。”吴忠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马田说,今年引进社工,也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每一位孩子的具体身心发展情况,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吴忠昊善的社工王欢时常会感叹,“其实福利院的孩子物质什么的,都不缺,就缺爱。你要使劲爱他们,他们会懂你。”

玲玲家的桌上,放着一本精致的相册,照片中,玲玲和其他四位小朋友身着学士服,高举双手,将学士帽抛向蓝天,笑得很开心。这是幼儿园的订制毕业纪念册,要200元。对这个连低保都没有申请下来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大支出。爷爷思前想后,还是给她买了,他知道,对玲玲来说,太需要有一段美好回忆了。(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及其亲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