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勤县:决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绿洲里,农田的绿才是主色调。(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进化地标)

每到灌溉季节,农民们就聚集到村里的智能供水控制机前,刷IC卡、缴费、取水。“就像缴电费一样。额度一用完,就再不能用水了。”

民勤县是一片绿洲,却总让人联想到风沙。在汉代烽燧的见证下,这片绿洲上出现军屯、农业后,人与风沙的抗争从未曾间断。

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23倍,1.5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90.34%被沙漠和荒漠化土地占据。本地人把民勤绿洲比作插入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中的一个楔子,如果两大沙漠吞噬民勤绿洲而合拢,不仅民勤人要被迫离乡,整个西北乃至北方都将少了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句口号曾被张贴在每家农户的土坯墙上。不过,现在的民勤并非想象中的一片昏黄,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小麦、玉米、葵花、蜜瓜、茴香联结成的绿,才是主色调。

另一种绿色来自于绿洲边缘的300万亩梭梭,那是民勤几代人铸就的绿色长城。“如果从1958年引进土方格算起,民勤治沙已经有60年了。”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常年工作于民勤治沙站的刘虎俊说,“几乎可以反映新中国的治沙史。”

人工种植的一排沙枣树,现已枯死(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治沙的“标准答案”

当过三十多年村支书的石述柱,83岁仍思路清晰,民勤人都尊称他一声“石爷”。

“宋和村在民勤的风口上,沙害严重,收成不好。种树以前,碰上灾年常常要到外头讨吃的。我说服村里人,只要沙压住了、树种起了,大家就能富起来。”石述柱回忆。

石述柱是民勤治沙标志性人物,曾获“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称号。他带领村民在村子西北面硬生生种上了沙枣、白杨等乔木,形成一道9公里长的林带。“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等大家看到风沙确实小了,农田增产了,都愿意一起干。”

民勤林业和草原局工程师张世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民勤县的防沙治沙工作主要靠群众自发,原动力就是保卫农田和生命财产安全。

据民勤林草局提供的《民勤县防沙治沙工作汇报》(以下简称《汇报》),截至1958年,民勤完成造林142万亩,封沙育草353万亩。

沙漠里种下的梭梭林(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为将风沙挡在村庄之外,以乔木为主的防护林蔚然兴起。不过,防护林只能照顾到农田、道路和水渠。1950年代末,民勤政府开始组织农民用土方格和沙生植物将移动沙丘固定住,当地人称“压沙”。

固沙技术一直在进化。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为防止流沙侵袭铁轨,中国从苏联引进了方格式黏土沙障技术,并在宁夏沙坡头实验成功。民勤治沙站将“黏土方格”介绍给石述柱等一线治沙人。

“从线性沙障到土方格,只是形状上的改变,却让沙障有了抵御各个方向来的风沙的能力,效果有明显改善。”刘虎俊介绍。

之后,性价比更高的草方格技术也从苏联引进到民勤。石述柱与民勤治沙站又尝试在草方格上种植沙生植物,使固沙作用更牢。这种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的固沙方式,被科学家竺可桢命名为“民勤模式”,至今仍是中国治沙的“标准答案”。

至1970年代,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民勤治沙的组织方式升级。有了经费,政府雇用专业的治沙队对绿洲边缘和重点风口进行综合治理,民勤的一些农民也转变为治沙工人。

现在,更多力量参与其中。从武威市区往民勤的公路上,能远远望见“蚂蚁森林”种下的梭梭林。

据《汇报》,“十二五”以来,沙漠气候的民勤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50年代的3%提高到17.91%。2014年民勤县荒漠化和沙化面积较2009年分别减少6.26万亩、6.76万亩。荒漠化和沙化趋势被遏制,并正在逆转。

草方格压沙。(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症结在地下水

石述柱渐渐发现,当初那些茁壮的乔木在逐渐死去。“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择,可能不会种乔木,太耗水了,不适应民勤的自然环境。”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发现了乔木死亡的现象。一开始想不明白它们的死因,后来与同期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的数据相关联,才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地下水上。”刘虎俊说,早期工作都围绕抵御沙害本身,并没有认识到地下水和荒漠化的联系。

尝试过红柳、花棒等多种沙生植物后,民勤人从新疆引进了梭梭。它的根系可伸入地下20米寻找水源,种植以后无需灌溉。

“梭梭很‘聪明’,当它找不到水分后,会只保留顶层的叶子,下部的叶子自行脱落,以减少水分流失。”但是刘虎俊观察梭梭叶子发现,早期种植的梭梭林也不同程度存在退化现象。这说明两点:地下水位下降了;梭梭种植密度过高,地下水难以承载。

相较于地面肆虐的黄沙,地下水的下降更难以察觉。

保护农业是民勤治沙的逻辑起点。因此民勤人在植树造林的同时,也一直在开垦荒地,扩大农业收入。民间治沙人士马俊河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物价飞涨,孩子的学费贵了,生活开支大了,但每亩地的收成变化不大。“对农民来说,没别的法子,只有开辟更多耕地,种上当时行情很好的黑瓜子。”

《汇报》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荒进入高潮,十年间民勤绿洲开垦荒地达45万亩。

水是开荒最大的制约因素。煌辉村是民勤县最北的一个村子,村外5公里即是巴丹吉林沙漠。村民李伟(化名)说,这里的浅层地表水已是咸卤水,不能用来灌溉,开荒者只能打下300米深的机井。“也有好几口干涸的机井被废弃了。”

《汇报》显示,截至1996年,在大面积开荒、大气干旱、上游来水减少、下游水资源无序开发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民勤的天然沙生灌木林由20世纪50年代200万亩下降到110万亩,近400万亩天然沙砾质草场退化为荒漠草场,500万亩湿生草甸变成盐渍荒滩。民勤绿洲本是分隔两大沙漠的一堵绿墙,但当时两大沙漠已经在民勤北部合拢,“酝酿”着规模更大的入侵。

2007年,国务院批复《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民勤治沙工作迎来转折点,其中的标志性举措是严格限制超采地下水,为此不惜关掉部分水井,退耕还林还草,“关井压田”。

李伟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从2007年开始,为恢复早已干涸的青土湖,民勤政府对煌辉村实施生态移民,整体搬迁。李伟是坚持留下的4户人家之一,田地被禁止耕种。“那里原来是我邻居家的房子”,他指着一片荒地说,人迁走、房屋推平后,地基上种起了梭梭。

“关井压田”共计关闭3018口井,压减耕地44.18万亩。像李伟这样脱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2000年,民勤县人口还有30万,现在只有不到24万。人口压力降低,也给绿洲地下水位的回升提供了条件。

向青土湖生态补水的水渠,水渠边还生长着当年种下的乔木。(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还没有“最终答案”

绿洲农业仍是民勤经济支柱,政府引导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来弥补“关井压田”带来的损失,但像洋葱这样的高耗水蔬菜在民勤被严格禁止。

作为全国治沙的标杆,民勤执行着最严格节水措施。农业灌溉用水水费较高,且有每亩460立方米的限额。每到灌溉季节,农民们就聚集到村里的智能供水控制机前,刷IC卡、缴费、取水。“就像缴电费一样。额度一用完,就再不能用水了。”

所幸民勤人并非孤军奋战。从2006年开始,石羊河上游的武威市凉州区西营水库每年向民勤调水;从黄河向民勤调水的景电二期工程于2000年投入运行,每年调水1亿立方米以上。

根据2017年甘肃省统计公报,在甘肃的90个区县里,民勤的GDP可以排到第26位,并非贫困县。

一系列节水和调水措施后,民勤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恢复一度只剩下地名的青土湖。

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1950年代还有70平方公里的水面,具有隔离两大沙漠的重要作用。1958年,在“以粮为纲”的时代背景下,石羊河上建起红崖山水库用以灌溉,青土湖丧失了河水补给功能,逐渐干涸、沙化。

现在上游来水增加后,民勤县将每年23.3%的来水量作为生态流量,向青土湖泄放。据民勤防沙治沙纪念馆资料,青土湖已形成了26.6平方公里的湖面和106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

“我们以前把沙漠视为敌人,现在承认,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在学会如何和沙漠和谐共存。” 一名民勤政府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民勤的气候让这里生长的蜜瓜和羊肉质量很高。马俊河正在推广“蜜瓜+梭梭”模式:卖掉一箱民勤蜜瓜,马俊河的公司就会帮客户种一棵梭梭。他笑称,论互联网治沙,他比蚂蚁森林探索得更早。截至2019年,马俊河的团队已经在民勤种下了2.8万亩梭梭,而民勤与他一样的公益治沙人士还有很多。

刘虎俊说,国家对民勤在沙尘暴中尘埃的贡献率有量化指标。这意味着民勤治沙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地民众,也负有减小民勤沙害对外地影响的责任。

具有标本意义的民勤治沙之路还没有“最终答案”。一名治沙专家警示,一些本来能天然生长沙生植物的沙地也被种上了梭梭,带来治沙资金的浪费,这可能是当年大规模治理沙害留下的后遗症。

张世虎介绍,民勤县正推行“精准治沙”,针对一些还没完成治理的重点区域规划专门的治沙方式、树种,“我们也在尝试封育一部分有条件的沙地,让其自然恢复。”

民勤县穿沙公路两旁栽植了梭梭,以防公路被风沙侵袭。(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图)

(南方周末实习生宋炳晨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