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清洁快闪”发起人:有人用我信息去捐精 但站出来是值得的

近3个月来,香港各项集会示威活动不断,一些激进示威者在多处公共空间留下侮辱性标语和垃圾。平时就热衷公益活动的高松杰和欧阳凤盈决定站出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自发清洁周边的环境,希望为恢复这座城市的原貌。

9月21日,香港青年高松杰带着工具与十多名伙伴出发,准备清理天桥上的标语和涂鸦。

部分激进示威者在多处公共空间留下涂鸦和垃圾;香港市民自发组织“清洁快闪”行动清洁环境

9月21日上午8点半,香港青年高松杰、欧阳凤盈早早来到港铁何文田站口,和十多名伙伴会合。

他们拎着水桶、垃圾袋,带着抹布、清洁液、小手铲等工具,准备清理何文田站外天桥上密密麻麻的标语、海报和涂鸦。

近3个月来,香港各项集会示威活动不断,一些激进示威者在多处公共空间留下侮辱性标语和垃圾,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和香港的公共环境造成影响。

平时就热衷公益活动的高松杰和欧阳凤盈决定站出来,他们组织了“清洁快闪”行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自发清洁周边的环境,希望为恢复这座城市的原貌、弥合这座城市的裂痕做出自己微小的努力。

何文田站的清理现场是他们的第五次行动。从出站口到天桥的尽头,超过200米的距离,大家默契地分散开,拿出工具开始清洁。先喷水,再用手铲刮,有些粘胶较厚的地方则需要使用清洁剂。

一位中年男子的手铲坏了,他从钱包里翻出一张硬质的会员卡代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参加这次活动是出于“对香港的爱和信仰”。他表示,自己身边很多人都是很主动、有爱心的人,现在香港遇到困难,他们不想只是冷眼旁观,参加清洁活动虽然只是“小行动”,但却是“正确的事,好的事”。

清洁完何文田站,他们又步行至红磡,在一处被污损的天桥上继续清洁。上午11时许,持续约两个小时的清洁工作完成,恢复原貌的通道显得干净清爽。多位路过的市民向他们伸出大拇指,称赞“做得好”。

高松杰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活动信息后,还有内地居民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来香港时,加入他们一起进行清洁工作。

他们像一点小小的火星,正在激发更多的火苗。

近日,新京报记者与高松杰、欧阳凤盈进行了对话。

“清洁快闪”小队将清理垃圾收集起来带到附近的垃圾桶,欧阳凤盈为垃圾袋打结。

作为市民想站出来做点贡献

新京报:为什么要发起“清洁快闪”行动?

欧阳凤盈:从6月份起,香港开始出现一些游行,之后开始出现暴力行为,游行过后,墙面和地面很不干净,隧道里堆着垃圾,蛮臭的。我们作为普通市民,就想站出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改善现在的情况,为社区做点贡献。

新京报:第一次清洁活动的现场是什么样?

欧阳凤盈:第一次是8月17日,在深水埗,那里头一天有游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环境很不干净,墙上很多涂鸦和标语,就决定第二天过去清洁。

第一次人不多,只有四五个人,我们没有叫太多人,想先试一试。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几个人穿着雨衣,但很快身上就湿透了。不过也多亏了下雨,我们一边清理,墙上的东西一边也被冲刷脱落,那次大约一个小时就清洁完了。

新京报:一共做了几次,中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欧阳凤盈:一共5次。我记得湾仔那次当天本来应该有个嘉年华,很多小朋友和老人很期待的,但就是因为有游行,嘉年华取消了,让很多家庭觉得很遗憾。所以我们过去清洁,也希望能够稍微弥补一下这种遗憾。

高松杰:有一次在旺角做清洁,一位婆婆已经90多岁了,还专门过来和我们致谢。她说自己年纪太大了,只能靠我们这些年轻人替她做这些清洁工作。她这样讲让我们很感动。

新京报:成员都有哪些人?

欧阳凤盈: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都有,来自不同行业,做教育、金融、文字工作、公关的都有。最开始都是我和高松杰的朋友,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说,不敢一个人站出来,看到我们站出来,就会跟我们说,让我们加入你们一起去清洁吧。

“9·18”前连夜清洁抗日烈士纪念碑

新京报:清洁过程困难吗?

欧阳凤盈:需要清洁的有标语、海报,还有喷的涂鸦和字,我们用多一点水,需要很用力地擦。我们现在有了经验,用一些清洁剂去喷,就会清理得快一些。

新京报:除了清洁标语,9月17日你们还连夜去清洁了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

高松杰:是的。17日那天烈士纪念碑被人喷上了标语。我非常愤怒,这是对烈士的不敬。我决定一定要在“9·18”之前把纪念碑恢复原样。

我当晚打电话给朋友,有人说太晚了,很远很危险,不要去了。不过最后还是去了7个人,我们当晚就把纪念碑清理干净了。

新京报:其他人对你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欧阳凤盈:第一次清洁的时候有位中年的街坊在旁边看,他过来告诉我,你们做得对。有些朋友平时不常联络,但是因为我站出来做这个活动,他们会打电话、发消息给我,说我很勇敢,提醒我注意安全。还会有人主动捐给我们一些清洁工具。

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他们看到视频片段,看到我们很努力地清洁,就觉得好安慰,自己的女儿愿意花时间去做义工。他们也想过跟我一起做,不过我会很保护他们,在精神上支持我就够了。

高松杰:我很早开通了微博,很多人在微博上替我加油打气。还有内地的网友说,以后到香港来,想加入我们的行动。

我本来只是想自己做清洁活动,比较低调,但发现越做人越多,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自己做成一个样板,激发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常受到骚扰 但站出来是值得的

新京报:遇到过阻力吗?

高松杰:会被起底。有反对者把我的个人信息都发到了网上,包括名字、电话、住址等非常详细的内容。我接到过骚扰电话,还有人用我的电话号码去订餐、订酒店,我每天都要忙着取消这些预订。所有在网上可以办理的东西都给我办理了,甚至还有人用我的信息去捐精。

新京报:会觉得委屈?

高松杰:最初的时候有一点委屈,但是如果我不站出来,更多的人不敢站出来。香港是个很文明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香港生活,我非常爱这个城市,我站出来是值得的。香港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很多家庭和学校历史教育很缺失

新京报:对于有些激进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做法也是爱香港,你怎么看?

高松杰:有些老师也会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学生,让他们变得盲目和偏激。他们的诉求究竟要达到什么样子,我有朋友去做过调研,他们很多人答不出来。

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知道香港之前是怎么成为殖民地,如何被瓜分和欺负的,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同我讲外婆的事情,讲香港沦陷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要如何避开日本人,所以我对这段历史有个认知。我1997年中学毕业就出来工作,听到很多关于回归的负面消息,我当时半信半疑,但香港回归之后这么多年,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反而越来越好。现在很多家庭和学校对于历史的教育是很缺失的,所以这些学生的认知是片面的。

欧阳凤盈:我小时候父母带我经常去香港历史博物馆,我对历史的了解比较多。我6岁就和父母去了北京,看了万里长城、故宫和天安门,真的很伟大。我中学的时候选修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历史。我爸爸跟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留在香港,我的家庭是爱国的。

安全才能自由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新京报:你的微信名是“小小人物做小事”,有什么内涵?

高松杰:现在有些年轻人做事想一步登天,没毕业就想买房,一工作就想当经理当CEO,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期望过大,眼光过高,导致落差很大,就有很多怨气。我用这个名字是想表达,要谦卑,每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都是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的。

新京报:有什么想对激进的年轻人说的话吗?

高松杰:暴力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暴力可以解决问题,那整个世界就会充满暴力。只有很安全的时候,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自由,暴力是争取不到真正的自由的。

新京报:有什么想对内地同胞说的么?

高松杰:在清洁活动中,我们有人在身上贴了标语,“香港照常营业”。我们想告诉内地的朋友,我们是很友善很热情的,香港是很文明的,内地的同胞还是可以放心地过来玩儿。

本版采写、摄影/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