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遭遇甜腻的中年退步

卢南峰 庄沐杨

周杰伦发新歌了,《说好不哭》听哭了许多人,缅怀青春成为朋友圈的主旋律。在7月份“周杰伦老年粉开始被迫营业”,发起与蔡徐坤粉丝的“微博超话排行榜第一名”争夺战后,“夕阳红粉丝团”又一次迎来他们的狂欢。

有人在怀旧,有人在嘲讽这种怀旧的媚俗,《说好不哭》的豆瓣评分掉到5.8,网友“L+”评论道:“当周杰伦也到了贩卖情怀而非才华的这天,我们是真的老了。”而QQ音乐上新歌的销量一路高歌猛进,3块钱一首卖出了两千多万元,乃至提振了腾讯音乐的股价。

尽管《说好不哭》引发现象级的网络热潮,然而即便宽容点说,它也只能算作是一首世俗平庸的好歌。“孟大明白”微信公号直言:“周杰伦的格局越来越小,歌曲半径越来越窄。”作为华语乐坛划时代的人物,以前的周杰伦不是只会写情歌。

他虽然没有罗大佑等人去国怀乡、兼济天下的沉重,但依然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他唱过反家暴、反狗仔,也唱过理想的挣扎,童年的回望,“周杰伦有前辈歌手缺少的天马行空的创作涉猎。”而这些年,他即便是写情歌,也不再动人,“既不是少年气,也不是暮气,是大人装小孩。”

横空出世的少年最终变成了自我重复的中年,唱着年轻时的模式化情歌。“北方公园NorthPark”微信公号评论道:“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自我重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重复且呈现的作品还低于曾经的水准,如果这种可怕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这样的作品还被许多人以偶像idol惯用的方式传播。”那些在“超话榜”争夺战中对流量明星嗤之以鼻的“中老年粉丝”最终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融入到流量逻辑。

在周杰伦登顶的港台音乐“黄金年代”,虽然流行音乐也将市场价值放在第一位,但并未像今天一样,在底层逻辑上破坏音乐作品对现实性与艺术性的追求,

“北方公园NorthPark”认为,我们不会苛求一位创作者永远保持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当一个颠覆者和引领者,但如果一位创作者连直面当下的时代环境或者简单地直面自身境况的改变都做不到,无意也无力去完成某种必要的自我迭代和升级,那即便我们为曾经的美好记忆再刷上几层滤镜,都无法对这些新作品给出一个简单的称赞。

“每日人物”试图解释粉丝心中微妙的情绪:“周杰伦到了疑似江郎才尽的这天,我们到底为什么依然愿意为他买单?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就是我们青春的背景乐,是整个80、90时代共同的音乐底色。就算他胖了,锐气磨平了,出的歌一首比一首土味,我们也依然爱他。”

周杰伦遭遇甜腻的中年退步,借《说好不哭》缅怀青春的80后、90后,也在借大规模的怀旧重拾群体感和时代感。面对流量明星时,“中老年粉丝”缅怀华语乐坛的辉煌,散发出与有荣焉的自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不断复述过去,将个人附庸于滤镜中的“黄金年代”,从而纾解人到中年的无力感和意义匮乏感。

《说好不哭》MV讲述的忧伤爱情故事也冒犯了不少女性主义者。作家侯虹斌发微博称:“我最讨厌的一点是,卷走了女人的钱财跑了之后,还有脸回来,回来就回来吧,还抒情一把,赞美她的好,甚至还能把自己的冷漠无耻美化成多情,把女人的付出,当作是自己魅力的证明勋章。”

有网友认为,这个爱情故事的本质与“贤惠发妻送秀才赴京赶考”的封建故事模式别无二致。“映画台湾”微信公号的“火哥”直斥MV中那套“男性/主动/主体/事业/成功”和“女性/被动/客体/家庭/付出”的父权文化逻辑,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要么依靠男人,要么为了男人。

周杰伦式的“直男癌”折射出整个时代在性别观念上的退化与恶趣味,这种根深蒂固的父权逻辑贯穿《娘道》,乃至《欢乐颂》《我的前半生》等诸多电视作品中,不仅如此,“连以艺术性和独立性著称的中国民谣也只剩下‘有酒有肉有姑娘’的那点儿出息了”。

李皖今年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五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概览”系列乐评,第一篇题为《“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他如是开头:“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已然发生、正在发生一些足称重大的转变,但绝大多数人浑然无觉,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流行音乐不再产生强烈的社会信息,音乐人很少有自觉的社会意识,只大量生产感性。流行音乐作为公众表情、社会晴雨表的功能,虽然客观上仍存在,却已极为微弱。当下最引人注目的感性力量,一方面低龄化,不影响社会主流人群;一方面代际化,速生速灭,不断更新迭代。”

周杰伦歌曲中包括爱情在内的丰富人文主题,退化为有些油腻的中年直男爱情想象,为李皖“今不如昔”式的凭吊和喟叹写下一个生动的脚注。尽管创作者一方已经放弃与时代文化语境的勾连,而耽于玩票和回馈粉丝性质的随性(更准确说是“随便”)创作,但不可否认,现象级的《说好不哭》依然是这个复杂时代文化症候的一个缩影,能够“被”读出很多东西。

比如“苦流量久矣”的周杰伦粉丝与流量逻辑之间既对抗又融入的悖谬关系,比如“数据战争”中对外偏执而内部趋同的网络群体,比如对华语乐坛辉煌年代的回忆中召回的群体感和时代感,比如流行文化一面与主动的社会表达脱钩,另一面又愈发频繁地引发社会争论,比如有文化批评家甚至在《说好不哭》MV的日本元素中看出了“后殖民文化身份想象方式”。

当然,这些喧嚣很可能是创作者和粉丝不愿承受的时代之重。

本期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