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阴谋”:在波兰尼和哈耶克间摇摆的世界

卡尔·波兰尼

两位奥地利思想家在二战结束前写出这样两本书来,简直就是企图通过戏弄人类来互证对方的伟大。二战后许多国家以苏联为榜样走了“计划经济”道路,到头来却证明了哈耶克何其伟大;而八十年代后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推动下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其失败却又证明了波兰尼何其伟大。

文 |赵鼎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源 |《上海书评》2014.2.23

今年是波兰尼的《巨变》出版七十周年。《上海书评》编辑邀请我为波兰尼的《巨变》写一篇书评。他强调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同年出版,而这两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社会科学巨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他因此希望我在书评中对这两本著作都有所涉及。我欣然应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麦基尔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时接触到《巨变》并且深受其影响。此后不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在波兰尼的影响下,我当时在课堂上下多次提出,像福山这样的观点在世界上成了主流,其实说明了苏联集团的垮台对自由主义阵营来讲也许也是一场灾难。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也需要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制约与平衡才能保持生命力,而如今苏联集团突然垮台,西方政治家和自由主义学者盲目弹冠相庆,这将会导致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脱嵌”(脱嵌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组织在结构功能上的分化,二是某一类型的组织在社会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本文取的是脱嵌的后一层含义,这也是波兰尼更为强调的脱嵌的一个含义),必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并给自由主义的声誉蒙上阴影。不久后,前苏联地区在“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下陷入空前的通货膨胀和贫困;许多国家陷入了低质量民主和血腥的族群冲突的泥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金融危机的拖累下,持续走向衰退。在当今世界,除了那个能够永远不断激发集体仇杀热忱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思想外,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各种世俗性意识形态 (secular ideology)在全球范围走向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宗教运动和原教旨主义。但是我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自由主义思潮,乃至整个世俗性意识形态,会在世界上衰退得如此之快。

但是,我今天的书评并不是专为追捧波兰尼而来的。首先,波兰尼在国内外的“粉丝”众多,不缺我一个。其次,这种追捧式的文章对国内青年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经典著作时往往有着膜拜的传统,年轻一代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学习经典势必会越学越呆,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写《巨变》书评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要指出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许多观点其实都失之偏颇;其二是要点明为什么这两本观点偏颇的书籍能成为永远的经典,历久弥坚。我从《巨变》入手。

《巨变》一书的观点直截了当:虽然市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存在,但它们在当时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始终是附属性的。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确立以及自由贸易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市场不但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波兰尼把这一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称为“巨变”,而把市场走向主导这一现象称之为“脱嵌”。波兰尼强调,市场的“脱嵌”过程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西方各国政府(当然首先是英国政府)的积极干涉甚至强制推动下到来的。但是,已经脱嵌了的市场并不具有所谓的“自律性”,因为经济的消长会带来周期性的失业。面对失业压力,各种“保护”措施将应运而生。当社会进行自保时,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而当国家不得不出钱来消解这一压力的话,就会引发预算透支和通货膨胀,危及金本位制的地位,并出现强国利用其霸主地位向他国转移经济压力的帝国主义行为和霸权竞争,自律性市场在该过程中也将被进一步破坏。波兰尼强调,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市场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由自律性市场带来的乱象把工人运动引向极端的阶级政治,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迫使美国采取“新政”,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尼认为一战系因霸权国家之间的均势失衡所致,与二战有很大的不同,90页。书中关于《巨变》一书的引文页码都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的《巨变》。引文都根据英文原文的涵义在《巨变》翻译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一个建立在乌托邦设想上的自律性市场的发展被社会的反应性自我保护和战争所遏止。

波兰尼的许多言论,比如“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绝不会产生自由市场。…… 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推行的”(250页);“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254页)等等,现在都已经成为经典。波兰尼的核心观点,即经济并不是一个自主体,它与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军事、宗教和社会关系相互嵌入,并构成社会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巨变》对各国工人阶级的特性的分析、对国家为了减轻市场的负面压力而进行干涉时所产生的财政危机的分析,等等,也都已融入后人的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巨变》毕竟是一部发表在七十年前的作品。近年来,社会科学在西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巨变》中大多数经验性结论现在已经很不切题了。以下仅举两例。

为了强调自律性市场在十九世纪出现的突然性,强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以及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在自律性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波兰尼用了大量篇幅来陈述这么一个观点:“18世纪的欧洲社会在无意识中抗拒了将它变为市场附庸品的任何企图。”(158页)事实是,欧洲社会从来就没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抗拒过一个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全新事物,即工业资本主义;欧洲人只是在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时按照当时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问题而已。比如英国在1795年颁布了《斯皮纳姆兰法案》。波兰尼把这一法案解读成英国在无意识地抗拒着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其实,对于这法案的历史作用我们也可以做出相反的,但也许是更为贴切的解读:该法案虽然推迟了英国的全国性劳工市场的形成,但它同时也缓解了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普遍贫民化倾向,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政治护航作用,而不是什么抗拒作用。

波兰尼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工人运动的极端化、美国的新政、苏联集体经济的建立,乃至二战的起因,都归因于“经济自由主义为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所作的乌托邦式的努力”(91页)失败的后果,这是非常牵强的。比如法西斯运动,我们一般不会认为它仅仅是对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反应,因为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法西斯运动在一战结束后马上就盛行起来,远先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们甚至不能说法西斯运动是一战战败国的现象:罗马尼亚是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国家之一,但罗马尼亚不但是一战的胜利国,而且在战后获取了很大的利益。我们今天会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壮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一战的后果、西方传统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族群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消退,再加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且每个国家法西斯运动兴起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我们今天也不会认为苏联集体经济的建立与世界经济体制的垮台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苏联的情况就好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当时即使没有冷战和国际封锁,中国也肯定不会立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除国际经济环境而外,一个共产党国家所采取的经济道路还受到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逻辑发展的制约。最后,把二战归因于国际经济体制的崩溃也实在是牵强。经济危机危及全球,但主要的战争发起国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比如日本,它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东亚的扩张,其军事行为背后的主要动因肯定不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兴衰而是日本人的帝国梦想。

问题马上来了。既然波兰尼的许多论点在今天来看要么偏颇,要么完全不能成立,为什么其《巨变》一书在出版之后能产生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至今不衰?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不得不提到波兰尼的“敌人”哈耶克和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波兰尼虽然在年轻时就在左派圈子内小有影响,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则是在五十八岁时发表了《巨变》之后,特别是在他去世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与波兰尼不同,哈耶克在四十五岁时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后马上就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波兰尼是个经济史学家,他的分析从经验入手,归纳多于推理。掌握复杂的经验事实和把握其中的历史脉络都非常之不容易,而经验证据一旦有误就可能会危及论点。波兰尼不玩哲学,而是紧贴着复杂的历史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以说是走了一条很难走的道路。好在波兰尼在他《巨变》一书中撒下了一堆具有哲理的名言,弥补了他在经验现象分析上多有牵强附会这一弱点。哈耶克则是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从观念出发,推理多于经验归纳。这样的著作在明白人眼里是头脑过于简单,但是一旦读者接受了作者的论证出发点,作者高超的文字技巧和自洽的逻辑就会很容易把读者折服。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永远能吸引大量的生活经历单纯或是头脑简单的读者的缘故。

我不清楚波兰尼和哈耶克是否有私人层面上的关系,但是波兰尼的弟弟迈克·波兰尼与哈耶克有近四十年的友谊。据此,我认为他们两个肯定是相当熟悉对方的工作的。虽然波兰尼和哈耶克都没有把批判对方的著作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们的论断却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以下我从两人的书中摘录几段“名言”进行比较,以飨读者。需要提醒的是,本文中哈耶克的名言都由笔者译自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在1945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缩减版:

哈耶克说:“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下,竞争是取得足够的多方协调的唯一的途径。”(51页)“只有在计划竞争而不是计划反对竞争时,计划和竞争才能很好地相结合。”(38页)

波兰尼说:“…… 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因为来自社会的出于现实需要的自我保护会阻挡自律性市场的发展。”(254页)

哈耶克说:“走向计划的每一步的背后都是人为的刻意行动。并没有什么外在压力促使我们这么干。”(53页)

波兰尼说:“虽然国家的刻意行为造就了自由放任经济,但其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产生的。自由放任是计划的结果,而计划却不是。”(252页)

哈耶克说:“国家‘计划’得越多,个体就越难进行自己的计划。”(27页)“(计划)承诺把我们带向自由,事实上却把我们带入了通往奴役的大道。一旦民主踏上计划之路,这样的后果就不难预见。”(41页)

波兰尼说:“自由在法西斯主义下受到的挫折乃是自由主义哲学所导致的必然后果,……”(422页)

他们俩一个说自由经济是复杂社会下的最为可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另一个说自由经济是乌托邦,它的负面效应必然会迫使社会进行自我保护从而阻止自由经济市场的形成;一个说计划是一种反自然的刻意行为,而另一个却说自由市场才是刻意造就的而计划是自然产生的;一个说计划是通往奴役的大道,而另一个却说是自由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奴役(即法西斯主义)。把他们放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我看非死掐不可。

但是,为什么这两本在观点上截然对立的著作却都成了名著?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西方近代学术的发展逻辑。西方科学受到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演绎传统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又出现了另一个传统,即控制实验方法。所谓控制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其他条件进行控制从而来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演绎和归纳来推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背后的“机制”。控制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社会科学中却应用有限,因为社会领域的大量现象并不具有可控性。虽然如此,控制实验方法的思维方式却在社会科学领域以新的形式得到了表现——这就是在一定出发点(可以是某种假设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演绎和归纳。通过这一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符合任何事实,但是却能揭示出某些社会机制的性质,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在特定条件下所可能发生的作用,这就使得西方理论获得了我们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所没有的一种片面的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做到了这一点。为了把自己的逻辑推到极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不惜对他们书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做各种模糊化处理。比如,当波兰尼说“自由放任是计划的结果,而计划却不是”的时候,他是在强调,从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而进行的局部计划乃至计划经济这样的全方位计划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压力下自然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和具有正当性的;而当哈耶克说“(计划)承诺把我们带向自由,事实上却把我们带入了通往奴役的大道。一旦民主踏上计划之路,这样的后果就不难预见”,他其实也已经把一个政府的局部性经济计划和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和政治效果等同了起来。

然而,正是这些片面的视角才使得这两本书的理论有了很强的标识度,很容易让大家认准站队。毕竟,波兰尼书中那些絮絮叨叨的经验描述和推理即使全错了,他的核心逻辑,即,单靠市场,甚至市场加上完善的法律,是没法解决自律性市场失灵这一问题的,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毕竟,哈耶克书中大量的推理和描述再天真,他的核心逻辑,即,想通过推行计划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话,到头来只会是计划漏洞百出,社会走向专制,却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用瞎子摸象这一寓言来描述波兰尼和哈耶克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且设想这大象是一个单维度的“动物”的话(请把这“大象”想象成一根细长的绳子),那么我们可以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各自摸到了大象的一端。

至此,我想对本文的标题做一个题解。当我选择“奥地利‘阴谋’”作为文章的题目时,我有这样的想法:这两位出生于奥地利的思想家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写出这样两本书来,简直就是企图通过戏弄人类来互证对方的伟大。二战后许多国家以苏联为榜样走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到头来却证明了哈耶克何其伟大;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的推动下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它们的失败却又证明了波兰尼何其伟大。当然,波兰尼和哈耶克都是各自理论的忠实信徒,“戏弄人类”的说法只是一个玩笑。但是,这一玩笑的背后却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人这一动物爱忘事,缺乏正视现实的能力却又非常自以为是,非常理性但却又十分非理性,再加上每一代人都有大量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需要解决,中庸之道因此永远难以为继,这世界也许也只能在追寻波兰尼与追寻哈耶克之间摇摆了。

可是,这世界在波兰尼和哈耶克之间来回摇摆的时间也许也不会太久了。当今世界在思想层面上所面临的危机要比十八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情感、激情、潜意识、现象、意志、集体等等,成了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的兴趣所在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由此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潮为法西斯的兴起做了准备。但是那时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趋向以及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却依然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而在今天,大众对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世俗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大大不如从前,取而代之的则是宗教领袖的强势和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复兴(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略为滞后,但却也不是一个例外)。今天我们还在喊“波兰尼伟大”、“哈耶克伟大”,喊着喊着也许就会喊成了“真主伟大”、“上帝伟大”、“佛陀伟大”,甚至是各式各样的新兴宗教教主的伟大。

波兰尼在《巨变》中说:“毫无疑问,自律性市场的终结将会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 (254页) 近半个世纪后,哈耶克的一时信徒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两种观点虽然相反,但反映的却都是智者的极端狂妄。

智者犹如此,何况我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