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说自己无法与父皇康熙相比,但唯独这一点,他颇为自诩

雍正是一个积极进取、勇于革新的君王,他即位之初并没有盲目崇拜父亲康熙帝,而是把自己和父亲作了一个比较,他说自己什么都比不上父亲,唯独在官风民情上知道的多一点。原话是:“朕当了当了很多年亲王,凡是臣下结党施行奸计,相互徇私包庇,阳奉阴违,等等各种恶习,都是朕亲眼所见的,历史上从藩王当上皇帝的人没有几个,如汉文帝等人,朕的见闻,要比他们多得多。”

雍正帝对他在当亲王的经历颇为自负,这还真不是自我吹嘘,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时期奉旨处理过一些政事,虽然事情不多,当时已经让他了解了现实情况,产生他的政治思想。而这些经历,对他即位后施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雍正帝实施的改革,做出了许多政绩,勇敢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集团发起了进攻。主要措施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为了保证政治纲领的实施,雍正加强君主集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为天下奉一人”,迫切地表露了他对集权的渴望。

“人治”是雍正统治思想的内核,他强调一方面要有一个好皇帝,另一方面皇帝要会用人。好皇帝的标准是四个字——励精图治。这样才能避免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同时“人治”又需要一支良好的官僚队伍。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上奏请求规定天下统一的法律条款,雍正回答说:“你说的虽然也有道理,但是治理天下的事情,关键还是要看人,只要有了合适的人,就算是没有律例也能很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算法律再健全,也只不过是多了一些舞文弄墨的人罢了。”

法令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两者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雍正把人看成是重要因素,而法的作用则取决于从政者的实际情况,是次要的。他还认为,一项法律实行太久的话,就会产生漏洞,所以不能完全依靠法律,需要有贤能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更改过来,才能免除弊病。“有治人,无治法”自从被荀子提出来以后,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雍正也是如此,他的这些观点,明确把“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

从现代的角度看,雍正的这套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人是感性的,不能保证始终可靠。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也有合理的地方,那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广大的劳动人民被限制在土地上,百姓和统治者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对于法律没有发言权,所以法治在封建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雍正帝主张励精图治,重视官吏的品德和才能,从而对他们进行任用。

第二,为政务实。

雍正即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博取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时刻刻想的是澄清吏治、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为了名声。”

强调务实就必然会反对沽名钓誉,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利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官员讲的“实”是个人非法所得,而不是国计民生;官员讲的“名”,是官爵,而不是实心从政应得的美名。

第三,兴利除弊。

雍正主张革新政治,剔除前朝积弊,形成国富民殷的盛况。他不仅看到了康熙朝的问题,而且深知其渊源,绝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称:“朕要澄清吏治,务必要提振数百年来颓废的风气。”他所要清除的不良风气,主要是吏治不清和与之相关的科举腐败,民间陋习。这和康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形成强烈对比,主张多事,锐意革新,是雍正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严猛的政治风格。

雍正认为宽仁或者严猛,都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即位时刚刚经历过康熙朝数十年的宽仁时期,人心变得松懈,各种弊端都出现了,为了扫除前朝的弊端,他采取了严猛的政治措施。

他在鄂尔泰报告土司叛乱的奏折上如此写道:“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容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在整治吏治时,对待贪污的官员,雍正毫不手软,为了弥补地方和国库亏空,他将涉事官员革职、抄家。

但有的时候,雍正也讲究宽严结合。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一定要宽严结合,让士兵和农民对得到修整的机会。”讲究宽仁的,就不会提起严猛,宽仁好听,容易被人拥护,雍正说宽严结合,其实是用宽仁来掩盖严猛的事实。

在康熙死后的第七天,雍正帝登上太和殿,颁布即位诏书,正式行使皇帝职权。当时雍正四十五岁,正是人生的壮年。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养心殿一连发出十一道治吏谕旨告诫他们:要治理国家,首先在于吏治。这是对于全体臣民的警告,这十一道谕旨,标志着雍正朝将出现新的气象。

雍正推行的新政,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清朝的吏治焕然一新,前朝积累下来的弊端得以清除。但雍正毕竟没有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这就说明他的改革只能是对前代的调整而已,不会从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