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都说诺贝尔文学奖保守,法兰西选院士犹有过之

撰文/云也退

大到中央空调,小到苍蝇拍,所有人类的发明都称得上伟大。而且,越是那些人们已习惯到感受不到其存在的人造物——比如椅子,越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人。有了椅子以后,坐和立就产生了地位高下之分,《韩熙载夜宴图》里,坐着的少数人被站着的多数人侍奉,希腊人的浮雕里,众神之主宙斯当仁不让地坐在椅子上,埃及壁画上,位高权重的人也都坐着。因为坐是一种特权,古时的椅子还被极尽修饰,用材名贵,雕花精美。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到现在,每说起法兰西学院,还需要强调椅子。四十把椅子是这个机构的象征,能坐上它们的人,都是“不朽者”——Immortal这个很重的词,是1634年,学院初创时就用上的。那时法国处在路易十三的统治下,内阁一把手、权倾一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牵头创立了它。黎塞留说,学院的使命是“推广和捍卫法语”,很有战斗性,院士们似应该是一些持戈而立、准备战斗的青年,但现在,学院暮气沉沉,院士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穿着每件造价近一千欧元的院士服,挂着佩剑,以坐姿示人的“坐者”。

红衣主教黎塞留

阿明·马洛夫出生于黎巴嫩,后入法国籍,成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和历史学者。他对学院历史上的十几个院士做了点研究,发现这些人中,半数以上,都太没名气了。像作家皮埃尔·巴尔丹,剧作家菲利普·基诺,作家弗洛里安,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他们的作品早已没人看,顶多有片言只语保留下来,比如弗洛里安的两句诗,因为被写进了歌词而流传:“爱的愉悦仅一时,爱的忧伤伴终生”。

生活时间越早的院士越是籍籍无名。17世纪,也就是学院刚创办的那个世纪,入选院士们的著作,“没有一部当前还在再版的”。1634年的首批四十名院士中,坐上第29把椅子的那位“坐者”,是作家皮埃尔·巴尔丹,他写过什么书,如今没人知道。而且,他还是首批四十个人里最早离世的,只坐了十四个月的椅子就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0岁。“这使他得到一个悲惨的美名:第一位死亡的‘不朽者’。”

应该重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人的成就,给他们“翻案”吗?翻不了,时间是公正的:掸掉他们的作品上的尘埃,打开读几页,还得重新放回尘埃里——那是合适的归宿。那么称呼他们为“不朽者”,难道不是讽刺?

法兰西学院

当然,法兰西学院吸收的院士不只是作家,外交官、主教、生理学家、博物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乃至画家和摄影艺术家,等等,都有机会进入。因为法国是一个文学思维强大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受过教育的人不管干什么职业,不论专攻哪一块,都会以著述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独特价值。同为一国元首,法国戴高乐的回忆录,和美国杜鲁门的回忆录完全不是一码事,后者顶多是“生平纪要”,前者却是洋洋洒洒的文学,不能由秘书代笔。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里不乏厉害的作家,在曾坐过第29把椅子的人里,就有过克洛德·贝尔纳这样,“在文学领域有过影响”的生理学家,有过弗朗索瓦·勒南这种文采斐然的宗教学家,更有过世界级名人——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他的代表作《忧郁的热带》,是一个绝佳的文学读本,被誉为“如诗一般的人类学著作”。

《忧郁的热带》中文版

然而,法兰西学院并不靠这些人长脸。这个机构很清高,它不屑于用选入知名人士的方式吸引大众的注意,更不会主动鼓励院士们多出“不朽”的成就,以光耀学院之名。法兰西学院早就是一个极保守的机构,它的工作似乎只是票选新院士,派发“不朽者”的桂冠,给空出来的椅子找新主人。如今,一般的法国人大约只知道学院的一项职能,那就是修订从17世纪就开始编纂的标准法文词典,每年法国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要提及词典又新增了多少词条等等。

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于1694年向路易十四提供词典

法兰西学院词典的第一版(1694年)

都说诺贝尔文学奖保守,将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这类文学世界的革命家排除在视野之外,但与它相比,法兰西学院的保守犹有过之。法国顶尖的作家和诗人,从巴尔扎克,到左拉,到魏尔伦,都被它拒之门外,连雨果这样的一代巨匠,当初都是经多次申请后才入选的。他在第三次参选时,就是瞄着约瑟夫·米肖去世后空出的第29号椅子去的,结果败给了生理学家弗卢朗。

此外,参选者不管名头多大,社会声誉多高,都要提交申请书,等待院方严格的审核。申请书必须足够热情、虔诚,表白自己是多么希望为法兰西的文化和语言贡献力量,并不惜用上阿谀之词,歌颂学院的伟大。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一书,粉碎了我对法兰西学院的一些不怀好意的猜想。例如,院士椅固定为四十张,只有去世了一个院士,才能补入一个新院士,那么,倘若某院士传出病重的消息,是不是会让候补院士们一个个兴奋地摩拳擦掌呢?再有,当选院士要对他所接替的那位送上一番礼节性的纪念词,但术业有专攻,隔着行业,彼此或为门外汉,例如一个文学批评家刚好接班了一个物理学家空出来的席位,他该如何发言,如何评价人家的贡献?如果了解不能,那这篇讲话能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阿明·马洛夫 著,马振骋 译,文汇出版社 2019年版

马洛夫用他自己的经历澄清了一些事实:首先,至少在近两个世纪里,院士是经过严格投票选出来的,院方会尽量选最合适的接替者。比如弗卢朗,他战胜了雨果当选(当然十个月后雨果还是被选入了,正所谓延迟满足),是实至名归的,雨果呈献给世人以《悲惨世界》,弗卢朗在麻醉学技术方面的探索,也为改变外科手术台这一曾经的“悲惨世界”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其次,新任院士一般能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准备他的发言稿,在此期间,他可以详尽地了解自己的前任。

29号椅子的现役“坐者”,正是马洛夫。2011年,他接替上年去世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成为椅子的第十九任主人。当时,他得到施特劳斯的遗孀的邀请,去他的庄园做客;他还不紧不慢地把施氏作品通读一遍。马洛夫本人是学院选入的第一位中东背景的院士,就像另一位院士程抱一是中国背景一样,很有新闻效应。

马洛夫

但他知道,院士个人在学院的长存面前不算什么,相比于“不朽者”的身份,他首先是一把椅子上的“坐者”。马洛夫的文字中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故感,他对昔人的敬意——“(我)倾向于怀着感情凝视他们,尤其是他们中间没被人爱、没被理解、没人记住的那些”——渗透了对过眼烟云的深沉感触。

有些院士是较真的,他们不愿简单地赞美自己的前任。第29号椅子的历史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椅子的第十三任,著名宗教学者欧内斯特·勒南,他的代表作《耶稣的一生》,通过逐字逐句推敲文本的方法,将耶稣从半人半神的身份还原成一个人。他的身后,继坐者沙勒梅尔,一个左翼政治人物,在入院仪式上发表了一篇阴阳怪气的“赞词”。他说勒南喜欢嘲笑法国人心中抱有的最宝贵的定见,又说他不分好歹地贬低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传统不耐烦,却“幼稚地崇拜一切来自德国的东西”,还说他内心虚无,认为世界没有意义。

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

与此相似、也更有名一些的故事,发生在第38号椅子的历史上。1925年,法国人十分崇拜的瓦雷里坐上这把椅子,瓦雷里是大诗人,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美学家。他接替的前任,是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按说两人是同行,可法朗士生前一直不承认瓦雷里所领军的象征主义运动,故而,瓦雷里在讲话中明褒实贬,专揭法朗士的短,他讽刺法朗士出身卑微,作品二流,之所以成功,靠的是结交有钱的女人。“法朗士”这个名字(Anatole France)是笔名,其中“France”即“法国”,瓦雷里尖刻地说,也就是因为呆在法国,他才能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同时,外国人看到他的书,又很容易被“France”所吸引。瓦雷里暗示道:难道说,一个真正的法国作家、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如他自己),会用“France”来做笔名吗?

这段故事记录在美国文化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城堡》里。威尔逊说瓦雷里胸狭量窄,还揭露说,瓦雷里自己也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不过,瓦雷里这等人物的入选,毕竟是一件实至名归的大事,瓦雷里的认真,也反映了他对这个身份的看重。

《阿克瑟尔城堡》中译本

现在的问题是——不再有人较真了。入选的院士需要代表法语写作的最高水平——在乎这一点的人,不如以前多了。莫迪亚诺和勒克雷齐奥,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得主,眼下都不是院士。在欧洲被公认为一流小说家的乌埃勒贝克也不是,这三人的文学成就和水平究竟如何,暂且不论,单凭他们根本无心申请当院士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学院和法语都处在某种危机之下。

而那些愿意申请当“坐者”的人,又总是无法在票选中得到多数票。当马洛夫在2016年出版《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一书时,学院就开始出现长期填不满的“空椅子”。至今,2016年去世的作家米歇尔·德昂留下的第8号椅子已经空了三年,第12号、第13号、第24号椅子也分别空了两年多或近两年。今年,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和小说家韦耶尔冈的去世,让“不朽者”人数进一步减少,补选谁进来,则迟迟没有眉目。

和书中那些18—19世纪的前任院士相比,马洛夫的院士同僚好像也太寂静了点——他们绝大多数年过七旬,最年长的院士之一,前总理吉斯卡尔·德斯坦已经93岁了;对比在拿破仑帝国末年入院,后来写书讽刺皇帝的约瑟夫·米肖,或以《耶稣的一生》引爆舆论的勒南,或在1945年巴黎光复后,险因政治原因被逮捕的剧作家蒙泰朗,现在的院士们似乎与外界的变动脱离了关系,而同他们的椅子合二为一了。

黄马甲们在示威,奥朗德、马克龙,挨个上台,挨个遭国人痛骂,新纳粹分子在鼓吹一个对犹太人、穆斯林和各种移民关门的白人法国,法兰西学院始终静悄悄的,它局限在自己的使命里:不紧不慢地选出下一个“不朽者”,填满椅子,赞美法语的优美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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