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皇帝御制诗:历史价值高于艺术价值

被誉为诗仙和诗圣的李白、杜甫,存世的作品共有有两千多首,这个创作量已经是十分可观了,且质量大多上乘。不过,比起数量,他们都远远不如乾隆皇帝,他的诗作几乎和一部全唐诗相当,可谓有史以来,首屈一指。

乾隆帝的“诗路”历程

据统计,乾隆的御制诗集共五集,434卷,收诗41800首。这是在位60年间所写的,平均每天有两首的产出。所谓“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此外,在他即位以前,当皇子的时候,有《乐善堂全集》;在退位以后当了太上皇,有《御制诗余集》。这些还在41800首之外,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可令人震愕。

写诗是乾隆一生的嗜好,在大内、御园居住办公也好,到江南、塞北巡幸也好,乾隆都始终保持写诗的习惯,留下大量诗篇。他自己说:“平生结习最于诗”,“笑予结习未忘诗”。又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嘲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

诗是文艺作品,写的多不一定就写得好。乾隆的诗,水平如何?大臣们对皇帝的作品自然是大加赞誉,竭力恭维,什么“金声玉振,涵盖古今”,什么“神龙行空,瞬息万里”,这类过分吹捧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乾隆对自己的诗,有两个字的评价——拙速。

拙速,多少能反映乾隆写诗的特点。他写诗很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有些诗还比较清新自然,但总的来说格调不高,佳作不多。

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清真雅正”的诗风。不主张立异猎奇,不使用绮辞丽句。他对杜甫十分倾倒,特别反对宫体诗、香艳诗,诗风和前代帝王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迥异。

不少人误认为乾隆是个风流天子,一定会写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诗句。而实际上,乾隆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对没有儿女情长、脂粉气。在他写的那多诗中,既没有美女宠妃的形象,也没有轻歌曼舞的场面,甚至诗中从来不用“酒”字。他说:

“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读来无味的御制诗

由于乾隆要“小中见大”,总想在诗中说点大道理,还想表达出自己的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因此他的诗矫揉、自诩和说教的味道很浓,不能不落入诗的下乘。再加上写诗太多,出手太滥,不加锤炼推敲,导致其诗味不浓。

许多应兴即景的诗,他都是信手涂鸦,千篇一律,味同嚼蜡。有些诗还要遵照程式旧例,譬如每年的元旦、上元、冬至、除夕,都要按例写诗,诗的体裁,字数是预先规定好的,“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这类诗,谈不上什么真性情、真胸臆的抒写。

还有一些诗,要凑成五、七言,任意减字、增字,如“土尔扈特”减为“土尔扈”,“札什伦布”加为“札什焕伦布”。这种杜撰的词汇和生硬的用句,比比皆是。有时字句省略太多,上下不连贯,意义晦涩不明。例如,乾隆四十一年,他在巡幸途中,接到北京下雨的报告,咏诗一首: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要不是乾隆的每首诗都有注文,想来这样的诗是极难看懂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乾隆在巡幸途中,照例两天一次要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报告中说北京下了二寸雨,易州和北京的雨量不一样。 北京所报的十八日的情形,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罢!

乾隆写诗很快,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如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八首,四十九年,他去香山游览,五日得诗六十七首。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非常强,常常因为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自喜的心情。

乾隆写诗,也有少的时候,一是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这个时期诗作很少。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增多;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几乎搁笔;三是忧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但总的来说,他的诗兴一直是很高的,创作活动也长久旺盛而不衰。

御制诗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乾隆在位时间长,亲理政事,用他的话说是“朕御极四十三年,事无巨细,必躬必亲”。他的诗都是在政务之暇,纪事抒情而作。有的叙述某件史事,有的表现某种制度、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心情。这些诗集是研究当时历史和乾隆其人的绝好史料。

乾隆帝喜游历,体察民情。他不仅接触了很多贵族官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普通百姓。正是因为他多少知道一点民间疾苦,所以写出了一些颇有思想内容的好诗。如乾隆七年,他去易州西陵的途中,遇见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人,孑然一身,无妻儿家室,贫病交加。乾隆听了他的悲惨遭遇,写了如下的诗:

我闻凄然悲,所悲非野父。曾记周诗云,君子爱父母。

教养违其方,黎民失怙恃。命医施针砭,或可离痛楚。

白金稠其窘,屋居免露处。固知煦妪仁,所愧泽未薄。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他的思想、愿望、政策、行动都要全力拥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像这类咏叹民间疾苦的诗章毕竟是少数。但他多少了解一点百姓的艰辛生活,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曾拨动过他的心弦,他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农炙背耕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

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

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

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

作为皇帝,乾隆帝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乾隆所写的另一类重要的诗是有关战争的诗,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御制诗》中有42卷、1520首诗大多取材于前线的奏报军报,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相印证。诗中叙述了战争的起因、发展和战斗细节,透露出作战中的困难、失误,多次在诗中自怨自艾:

西陲方荡平,卒未得休师。勤远非初意,三年乃逮兹。

设能先执领,安用屡移棋。事顺乏人干,乏人责在谁。

又如,在征缅之役中,作战于炎暑瘴疠之地,屡遭挫折,劳师糜饷,损兵折将,乾隆不得承认自己的失策:

一时思靖缅,讵曰非兵佳。

二字蹈轻敌,况复失徘徊。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一生写了四万几千首诗的乾隆已经88岁,正中病中,写了最后一首诗,念念不忘前线军情,埋怨将士作战不力,盼望擒获义军领袖。诗中说: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过了两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驾崩。嘉庆帝为太上皇诗集作跋写道:“己未正月二日,力疾成望捷之诗,孰意此章,竟为绝笔。”这位文治武功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始终没有见到这场震撼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平息,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饮恨而终。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还有和宗室大臣们的联句,或给他们的赠诗,多以政事为题,原原本本地叙述某一历史事情的始末,赠诗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赠诗有大量的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的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建筑和园林建制很有价值;有治理黄、淮、运河的诗,可以窥见当时的自然灾害和水利工程;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的诗,反映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书的诗,显示了皇家的丰富藏品和乾隆帝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还有记载他日常生活、听政、批折、召见、祭祀、读书、行围的诗文。

总之,乾隆留下的众多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为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乾隆一生的活动,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爱写诗,且产量多,也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