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怒视特朗普的气候少女,为什么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文/龚克,媒体人,现居法国

2019年度诺贝尔奖曲终人散,最为普通大众所关注、同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00届和平奖,授予了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而非此前呼声甚高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也称“气候少女”,2003年生人,因为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一系列抗议行动而世界知名,并被提名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这一结果无疑会让后者的拥趸失望,但在另一重意义上,或许也避免催生了一个早熟的神话。

“作秀”的气候少女?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桑伯格这个名字进入视野,最密集的信息来自于她在今年9月联大会议上的发言,她“怒目而视特朗普”的画面被媒体津津乐道,而这段发言也被反复引用——“这一切都是错误。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本应该在大洋彼岸上学。而你们都来向我寻求希望?你们怎敢!你们用空谈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而我还算幸运的,有人正在受苦、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正在一场大规模灭绝的开端。你们却只会谈钱,谈论经济永远增长的神话。你们怎敢!#How dare you#

在中文互联网上,这段发言引发了为数不多的呼应和赞叹,以及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从现场视频来看,桑伯格言辞激烈,表情丰富而夸张,尤其不时低头看稿,几乎看一句念一句的表现,让很多看客质疑是“作秀”,加上此前中国社交媒体上已经颇成气候的言论氛围,桑伯格的出现,似乎再次提供了一个“白左圣母”的例证(尽管她只有16岁),以及此前已有的“父母制造偶像”或“利益集团利用”的说法,甚至有人给她加上了“生态主义纳粹”的骂名。

俄罗斯领导人的看法代表很多人观点

面对这种言论氛围,一些严肃作者也在努力为桑伯格辩诬。例如学者方可成的《对16岁气候活动家的抹黑与误解》,将中文互联网上的这种攻击,归结于欧美极右翼网站制造的假新闻和阴谋论被翻译引入中国,并迎合了人们既有的知识盲区、情绪和偏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桑伯格的确是一个符号、一个偶像,由此而言她的言行必然有“秀”的成分,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阴谋论的暗示,毕竟,对偶像的需求植根于人性本身,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焕发出巨大的建设性力量。

但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承担起这个角色,既是时势使然,也在提醒着人们,将巨大的热情寄托在这样一个偶像身上,注定是不牢靠的。

不必嘲笑,也不必讳疾忌医

这位“环保少女”身上有一个极为独特的标签,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这是她本人所承认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社交与沟通障碍,被认为是广义上自闭症的一种,但症状没有通常的自闭症那样严重,致病机理也不明确,患者并没有智力低下特征,甚至某些情况下智力还显著高于常人(桑伯格在学校的成绩可以称之为优秀),以至于有些医学标准认为其介于“自闭症”和“正常人”之间。

同时据媒体报道,她还有强迫症选择性缄默症。(选择性缄默症同样是一种社交焦虑,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生活大爆炸》中那个在不喝醉的情况下无法和亲属之外的女性说话的印度裔怪咖Raj。)

《生活大爆炸》中的Raj,正常状态下遇到女性时会失语

桑伯格的这种生理特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她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表现,同时很容易被她的批评者利用。例如今年联大会议之后,美国FOX电视台的嘉宾Michael Knowles攻击桑伯格是“精神有病(mentallyill)的瑞典小孩”,这种满怀恶意的措辞引发舆论哗然。Knowles本人事后也被迫为此道歉,但他只不过换了一个词汇——他仍然声称桑伯格有“精神障碍”(mentaldisorder)。

而对于桑伯格的支持者来说,“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此有些声援文章索性对此持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将此类质疑笼统斥之为人身攻击。而桑伯格本人,却对这种标签抱一种“大无畏”的立场。

精神上的disorder,对她而言成为一种武器。

她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意味着我有时不那么循规蹈矩,而且考虑到眼下情况,与众不同是一种超能力。”而且和一些媒体说法不同,她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症状已经治愈,只是说“我的症状此前限制了我……我没有活力,没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说话......而这些现在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许多人眼中毫无意义的世界上,我找到了某种意义。”

英国《卫报》文章也提到,“她(桑伯格)的家庭将她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视为一种祝福,她是那种可以抛弃社交干扰、用一种黑白分明(black-and-white clarity)的方式关注议题的人”。桑伯格本人也承认,“如果我像别人一样、如果我擅长交往,我可能会试着发起一个组织,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我不是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所以我自己做事情。”

这种情景,让人想起当年那句红极一时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桑伯格当然不是偏执狂,但相对于芸芸众生,她作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对于气候危机的关注,无疑会比常人加入更多类似“偏执”的心态。

她的精神状态绝不该遭到嘲笑,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作为“气候旗手”的她,很大可能确实被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所驱动。她的愤怒、她的倔强、她的黑白分明,都注定不是批评者和赞美者所能轻易理解的。

而对一个批判者的无条件赞美,或许是对他/她的最大嘲讽了。这种讽刺,甚至要超过特朗普推文满怀恶意地“称赞”桑伯格是个“非常快乐的年轻女孩”。

说她“快乐”的特朗普,不能不让人觉得满怀恶意

警惕过于澎湃的道德激情

即便和“白左圣母”的污名化划清界限,我们仍然有必要看到,桑伯格是一个“非典型”的行动者,她的诉求中有强烈的、有时过于简化的道德控诉色彩。这种道德控诉或许可以作为运动的助推剂,但恐怕无力支撑起整个运动的逻辑,甚至可能为将来的发展埋藏陷阱。

“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大规模灭绝的开端”虽然看上去危言耸听,但不妨交给科学家去评判。或许气候危机后果之严重已经超乎多数人想象,甚至“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已无济于事,亦未可知。

然而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在这段标志性的发言中,桑伯格把当下气候危机归结于“你们怎敢”(How dare you),从而把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增长模式与国际博弈问题,轻易地简化为道德问题,似乎气候危机的根源,是成年人“利欲熏心”“胆大包天”的产物。

事实上,这也不是她在联大一时激情控诉的结论,从以往的街头演讲和媒体采访中,这种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澎湃的道德激情,当然会不乏喝彩之声。但通常而言,社会运动中的诉求越是具体、所针对的对象越是细分,越缺乏戏剧性效果,但问题越容易解决;相反,诉求越是宏观、对象越是宏大,越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但问题反而不容易解决。而在桑伯格的“黑白分明”的思路中,分殊是高度二元化的——“你们这些有罪的成年人”vs“我们这些无辜的青少年”。

这种思路也得到了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呼应,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这一代没能恰当地回应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年轻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难怪他们会愤怒。”而在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这种表态不绝于耳,至于说其中有多少是真心诚意,有多少是场面话,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毕竟,在桑伯格所控诉的这个既成晦暗现实中,这些“忏悔者”也同样曾经为之添砖加瓦。

但除此之外,这种道德化立场会导致潜在的负面后果。

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动者在坚信自己绝对正确的前提下,放手采取激进手段。一个间接例子是,随着全球危机加剧,气候保护和动物保护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弃绝肉食成为同时能够满足二者诉求的选项(据报道桑伯格的家人在她的劝说下成为素食主义者),而西方近年来声势渐涨的“反物种歧视”(Antispéciste)运动,也因此自我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理据(成为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食肉者鄙,未能远谋”),开始频频采取冲击肉铺和屠宰场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理念。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化立场可能会阻碍最优策略的选择。仍以今年联大为例,在面对特朗普时,桑伯格只能象征性地“怒目相向”(当然她此前也一直激烈批评美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而与此同时,却准备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采取切实法律行动,指控法国、德国、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五国未能完成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义务。

这让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不满,用外交场合罕见的重话批评桑伯格。

事实上,这位法国总统此前对桑伯格态度相当友好,今年二月还曾经在爱丽舍宫接见后者,但这次看到桑伯格似乎毫无章法的行动,也不得不为本国辩护:“眼下必须集中到那些走得最远的人、那些试图阻碍(拯救气候)进程的人身上,而我不认为法国或者德国政府在阻碍这一进程。”

马克龙的矛头指向谁,显然不言自明。而桑伯格把原本可以引为援手、事实上在气候问题持积极立场的国家,就这样推到了对立面。或许在她的世界观中,41岁的马克龙和73岁的特朗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成年人”,也都是“偷走梦想和童年”的“你们”。

作为政治宣示,这种划分有简洁明了、直击人心的力量,但很难经得起深入推敲。在一个既定的生产-消费模式中,除了个别孤绝于社会之外的隐士,很难说谁完全是无辜的。成年人固然要为气候危机承担最多责任,但作为群体的年轻人也绝非清白无瑕(何况二者界限如何确定,是个无法说清的问题)。

每年全世界天文数字级别的快速消费品,目标主力人群更多指向年轻人:消耗大量资源的电子产品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更新、性能过剩却鼓励升级换代(最典型者如iphone),又如众多“快时尚”服装品牌,不仅目标群体主力就是青少年,季末甚至会将大量滞销衣服销毁来清理库存,虽然决策是成年人做出的,但那个桑伯格眼中清白的“我们”,早就被编制在这张网中。

很多面向青年人的快时尚品牌被指大量销毁衣服以去库存

从桑伯格到阿比·艾哈迈德:去激情化的政治

如果不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阿比·艾哈迈德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外界大多数人所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声明中称,这位埃塞俄比亚总理之所以获此殊荣,是表彰其在促成“和平与国际合作”方面、尤其是结束旷日持久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所做的贡献。

消弭边境冲突固然是和平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成就,而必须放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来看。在致力于结束边境冲突的同时,阿比·艾哈迈德在内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松绑措施。即便在最为外界瞩目的边境争端问题上,解开死局的关键步骤,是阿比·艾哈迈德承认2002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放弃埃塞俄比亚政府此前坚持占有的巴德梅(Badme)地区。

而在一系列决断的背后,是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履历:他曾在军队服役,参与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出任过国会议员和部长,承担过幕僚角色,也领导过政府机器,调解过复杂的族群关系,甚至斡旋过邻国苏丹的事务,而这一切,都不是通过质问对方“How dare you”能够做到的。或者,这里正可以提出那个雷蒙·阿隆的经典问题:如果你是部长,你会怎么做?

有观察人士提醒说,非洲大陆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看上去年轻有为的政治人物,在1980-1990年代,曾经涌现出多位人气高涨的统治者,但最后除了曼德拉,其他人几乎都转向了威权主义。“勇者斗恶龙”最大的悲剧所在,是勇者自己最后长出了鳞片,变成了恶龙。

尽管比桑伯格年长得多,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经验也足以给她上一课,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和桑伯格一样,某种意义上说也仍然是一个年轻人,仍然面临着越发艰险的挑战,正如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承认的,鉴于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势头上升,有人认为阿比·艾哈迈德领奖为时尚早,但委员会仍然认为,他的努力应当被承认,并加以鼓励。

“鼓励”从来就隐含着不确定性,即便当年毫无争议,近30年后,似乎又走到了初心的反面。而“去激情化”的政治,也还远远没有看到终点。

气候问题在中国,如何知行合一?

近两年来,气候问题明显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无论是法国以“巴黎协定”作为外交主轴之一(并由此凸显出欧美的不同步性),还是欧洲各国绿党近年的触底反弹,都成为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气候危机不再是小众群体“杞人忧天”的话题,尤其2019年夏天席卷全欧的热浪,导致北欧国家频发森林火灾,这成为促使桑伯格一开始在瑞典议会门前抗议、继而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因素。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气候/环境问题又是在一个极为不同的语境下展开的,由于地理上的纵深和生态上的多样,候变化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冲击,远不如在欧洲那样深入。

当然,从抽象意义上说,中国人并不排斥气候变化消极后果的命题。许多观察者都援引了201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人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一命题的认同程度最高,不仅远超美国,而且显著超过意、西、法等排名靠前的欧洲国家(甚至超过桑伯格所在的瑞典),这一命题的反对者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以切身感受诚实地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气候变化考量很难说是否取得了重要地位。

举个未必贴切的例子,当桑伯格等人倡导低碳出行、甚至带动起一股以坐飞机为耻的潮流(这个号召的价值和效果当然有争议)时,中国商业界更感兴趣的,是发现这个国家在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后,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而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桑伯格拒乘飞机而乘船15天抵美的行动,也被质疑为比坐飞机更加不经济不环保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到:“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但与此并行不悖的现象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桑伯格“黑白分明”的道德激情,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本质上并不陌生,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早有领略。但在当下,如何在不同维度上同时保持“去激情化”的警惕和“再激情化”的赋能,的确是个令人纠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