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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福瑞
体育大生意记者
新赛季CBA将于11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近期联赛各项事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联赛的热度逐渐升温。10月17日，CBA联盟召开CBA俱乐部投资人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传递出的改革信息引发业界和外界大众热议，将近期CBA联赛的关注热度推向一个高点。
和此前媒体透露的信息相近，本次会议主要从国内球员限薪、外援政策调整和发展青训几个维度来探讨CBA联赛未来的发展走向。
国内球员薪资方面：
1、 自2020-2021赛季开始，初始工资帽的基准值为3600万元，缓冲值为1200万元，初始工资帽上限为4800万元，下限为2400万元。实际合同工资支出超出工资帽上限或者低于工资帽下限的俱乐部，应向联盟缴纳青训调节费（比例逐年递增，2022-2023赛季起为100%）。调节费由联盟专款专用，统一用于青训和CBA品牌青少年赛事。
2、 自2020-2021赛季起，新签署合同的球员将按照联盟制定的标准合同统一模板，其中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工资限额为该赛季工资帽基准值的25%，2020-2021赛季为900万元。
3、为鼓励高水平外援加盟CBA联赛，暂时不设定外援工资帽。
外援政策方面：
1、 自2020-2021赛季开始，俱乐部可自主决定增加外援注册数量最高至4人，每场比赛最多可报名2名外援。
2、 自2020-2021赛季开始，每支球队外援上场为2人（最多）4节4人次，每节最多一人次（任一时刻只有一名外援在场上）。但为保证联赛的平衡性和观赏性，除八一队之外，上赛季成绩排名后4位的球队，每支球队外援上场定为2人（最多）4节5人次，最后一节最多一人次。
3、进入季后赛后，不再允许新注册外援或更换注册外援，所有球队（八一队除外）均适用4节4人次。
俱乐部青训方面：
各俱乐部将逐步完成两个梯队的青训体系，参加CBA青少年赛事，建立俱乐部长期运营的青训基地。
此新政甫一推出便引起广泛讨论。首先来看青训，加强青训算是众望所归，职业联赛发展至今，每个人清楚青训的重要战略意义。众所周知，如今传统的中国体育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趋于解体，体校、篮球传统名校等基层人才培养机构在陆续消失，而体教结合在国内方兴未艾，俱乐部担责是现阶段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但让CBA各队老板们自掏腰包烧钱搞青训，他们的自觉性能有多高其实很难把控，如今，CBA联盟将青训一事纳入行政规定范畴反而能倒逼他们加大青训投入，对于中国篮球长线发展来说，这不失为不错的手段。并且，例如中超等联赛此前也有过类似的先河。如此来看，加强青训的策略算是切中要害。
新政引发关注最多的是限薪和外援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男篮兵败篮球世界杯后，诸如“XXX你凭什么挣几千万”的话语流传在舆论中，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国内球员薪资增长过快，但实力却未能匹配的问题。斯科拉此前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安逸的成长氛围，相对不错的薪资条件让国内球员处在舒适区内，这限制了国内球员的成长。对于联盟本身来说，高薪也不利于各队薪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限制国内球员薪资也是CBA改革的重要方向。
实际上，近两年CBA公司也在为联赛薪资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而努力，比如，此前推出《标准合同》，并用几个赛季的时间实现全面推行，这说明了CBA公司试图让联盟各队财务运转更健康，如今继续深化球员限薪工作也属于众望所归。
在新政下，2020-2021赛季开始，初始工资帽的基准值为3600万元，上下浮动1200万元，球员的顶薪为900万元，虽然薪资设定的标准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球员薪资状况将得到改变，某种程度上，俱乐部投资人的投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
当然，具体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例如此次薪资改革更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NBA式的劳资双方谈判制度，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即大牌球员们，他们对于降薪的程度能有多少？阴阳合同会不会继续出现？在CBA联盟对于各队财政状况不甚明晰、透明的状况下，CBA联盟还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保障新政的顺利执行，从而确保联盟财政的真正健康。
另外，CBA联盟还需要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来制定一系列特例条款，充实薪资新政的细节，从而既能达到新政目标，又可最大限度保障各方权益。目前CBA联盟已经表示将制定单场赢球奖特例（另行设立上限）、各级国家队队员激励特例、边疆地区特例、鼓励年轻球员杰出表现和特殊贡献球员等特例条款，来让各队无需缴纳全部或部分调节费。
外援政策方面，新政可谓有限制、有放开。限制是指从2020-2021赛季开始，CBA大部分情况实现外援4节4人次制度，放开则是各俱乐部外援注册数量限制提升到4人。
实际上，近些年业界关于CBA外援究竟是“限”还是“放”的讨论一直存在，一直也没有达成共识，在男篮兵败篮球世界杯，几乎宣告丢失东京奥运会资格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更加激烈，一方认为要限制外援，希望避免外援包办一切的情况，让国内球员能够在场上有更多球权和表现机会，从而为联赛、为国家队培养人才。
而坚持“放”的一部分则认为应该放开外援限制，以此来提升联赛整体的竞争力，让国内球员在场上场下都能和高水平外援直接对抗，从他们身上汲取专业球技、训练理念、职业操守等等。并且从一个商业化、职业化联赛的角度来看，限制外援是不妥当的举措，考虑到CBA各俱乐部为外援耗费巨资，限制外援实则是各俱乐部的一种资源浪费以及财产损失。
如今，新政似乎中和了两派的观点。场上限制外援数量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国内球员成长，一个例证是，自从CBA近几年施行末节单外援制度以来，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优质的国内球员涌现出来，最终他们成为国家队的重要部分，服务于国家队，如今，国内球员拥有更多在关键时刻处理球的机会和球权，相信他们能够从实战中快速成长。
而在放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新政虽然让各队增加外援注册数量最高至4人，但这只是视各队需要来自主决定，而非强制性，如果考虑外援资源合理储备、外援管理难度、赛季中期外援受伤风险、以及各队外援财政支出力度等因素的话，恐怕各队很难用满4个名额。如今，广东宏远、新疆广汇、北京首钢等联盟内的豪强为了防患于未然，选择签约3名外援，这已经蔚然成风，未来3外援配置或将成为联盟主流。
在理想的情况下，注册多名外援提高了各队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可以提升球队战力、提升联赛比赛的悬念。更重要的是，多外援的加盟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国内球员的成长，或许有很多本土球员会在训练中不断见贤思齐，学习外援的技战术能力和职业精神等等，这也是新政设立的初衷。但想要达成这个效果还要看每个球员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风险同样存在，外援如何高效管理、外援投入如何节约成本，最大化外援资源的价值，这些问题未来也需要各队和CBA联盟来共同探讨。
不过，从外援政策设置的细节来看，CBA联盟似乎更希望通过限制外援来帮助国内球员进一步成长。
归根结底，CBA新政是在中国男篮遭遇困局下的一种针砭时弊之举，我们充分相信政策的实施可以助推本土球员水平和中国篮球水平提高，但目前政策仍有些许细节需要继续打磨。好在，这些条款要到2020-2021赛季才推行，CBA联盟还有充足的时间来细化改革细则。
注：本文所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