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十七年:通过自己读书向孩子证明,人生不可半途而废

我读博的经历开始于2002年,断断续续花了17年时间。希望这17年的经历可以向孩子证明,人生不可半途而废。

(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新学期开始后,我以4.0的平均积分,完成了博士功课。论文答辩也以最高等级通过(“Pass with Distinction”),委员会称无修改意见。负责论文管理的老师说这很罕见。当然这是指研究本身,含研究的设计、数据采集方法、结论等。在写作上,如语法和文体,那么长的篇幅,总归有失误,一般大家要请个专业的编辑来审读。我没请,自己看了很多遍。常年写文章的我知道,这是改不完的,看一百遍还能找到新的毛病,只不过自己思维或者文字的盲区一时看不到,于是只好惴惴不安地认命,指望别人来纠错了。

博士论文答辩往往是读书的高潮,此后形势急转直下,进入反高潮。论文辛苦做完后,往往会束之高阁,三五年无人问津。我有个同事,说她论文做完后,有一次开会,有个陌生人走过来问:“你是贝肯博士吗?我读了你的论文。”她说此事一辈子只发生过一次,后来两人成为终身好友。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一般读者只有一个半人。第一个人是指导委员会导师,另外是作者妈妈,但是妈妈往往看不完。指望小孩更不行,我让我小孩拜读,他首先问多少页。我说两百页。他就说,那还是免了吧。

倒是同事让这一里程碑的到来充满了仪式感。事后数日,不断有人通过卡片或是上门,向我表示祝贺。我们部门还给我订了个蛋糕,还订做了两个杯子,上面显眼地写上“方博士”。在一个大学,扔把牧豆,能砸着七八个博士。在我这个年纪,同学十几二十年前就拿下了学位,多少人已经成了博导,早已桃李满天下。自己一把年纪读书结束,已经很惭愧,不是多大个事,为什么很多人知道?

切蛋糕庆祝的时候,副教务长苏珊跑过来,说教务长罗伯特·罗兹博士,特意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公告了一下。她绘声绘色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说教务长先说“某某你们应该认识吧?”台下一阵窃窃私语声,然后他说我成功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会场掌声雷动。我非教师,大会没参加,不知道这情况。作为一个课程设计师,常年和老师合作设计课程,结成的战斗友谊,让我在关键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激励。

这学位姗姗来迟,应该说是断断续续花了17年。我读博的经历开始于2002年来美国的时候。当时被哥伦比亚大学、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雪城大学录取。哥伦比亚是硕士,我没去读,而是在给了全奖的得克萨斯大学和雪城大学之间权衡,后来发现是在天热和天冷之间权衡。在国内有一阵子在南方工作,后来去上海,都没见过大雪,于是去了雪城。雪城三年,把一生的雪看了个够。三年后,课修完,也完成了博士资格考试,但奖学金没了,要另找。于是我找了个工作,准备边工作边把论文做完。为防万一,还拿了个硕士,有趣的是,这个课程设计专业的硕士,是理学硕士。

再往前推,在国内我拿了个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还差点读了英美文学博士。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有机会免试去南大读书。我揣着安师大传奇老师张春江教授给我写的推荐信,从芜湖坐绿皮火车去面试,在南站下车,吃了碗老乡的安庆柴火馄饨。吃馄饨的时候,遇到另外一个老乡,讲自己领养的一个流浪小孩,如何丢失,他从济南到徐州,在各地火车站寻找。

去南大后,面试表现应该还不错,因为导师刘海平先生结束后问我:你能不能不要学校保送,自己来考,否则你这定向,以后我们让你读博怎么办?他没有用假设语气,“如果以后读博怎么办?”而是说”以后我们让你读博怎么办?”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鼓励:我是来面试硕士的,他居然想到了三年后我的读博。可惜当时我自己考可能也考不取,政治公共课我根本没复习。

面试回来,在同样的车站,寻人的老乡已经走了,不知消失在何方。馄饨摊子还在摆着。我面试完还没吃饭,又饿又渴,坐在那里等车,一连吃了三四碗馄饨。老乡问我面试过了没有?我说过了,瘦瘦的老乡说那馄饨我送你。他坚持要送,我坚持付钱。那是1994年的事。

此后三年,我经常去珠江路小粉桥角落,吃另外一位老乡开的安庆馄饨,吃了三年。很对不起刘老师的厚爱,定向的事情和单位没能商量好,三年结束只好回去,没能读博。不少别的同学继续读了下去,年纪轻轻拿到博士,此后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则是蹉跎了岁月。

后来在上海工作期间,为一家管理培训机构负责课程设计,我发现“课程设计”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我并不懂,想通过读书的方法充电,于是到了美国攻读课程设计博士学位。原来的计划,是读完之后回去,日后在更好的平台上从事课程设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这人一生散漫,目标感不强,以至于一放就死。离开原来读书的地方之后,我有了很多新的机会和诱惑,比如翻译图书,翻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开始写专栏,专栏又开始攒成书。

此间工作又换,从雪城到西弗吉尼亚后,又换到了俄克拉荷马,最后到了得克萨斯。有细心的同事观察,我这迁徙的路线似乎是一路往南,按照目前的路线计算,下一站应该是墨西哥。又有人总结,这路径和北美帝王蝶的迁徙路线是一样的。北美帝王蝶会在迁徙到墨西哥后死亡,大家告诫我千万别去墨西哥。

一路走来,多有折腾,读书的事,一再搁置,最后,当年修的课程终于过了有效期,只好放弃。没有读完博士,始终是块心病。中年之后,事业基本定型。课程设计师并不需要博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的人工作更好找一些。但学业中道荒废,始终留有遗憾。

恰巧在这时候,学校遇到了经济危机。危机就是危险的机会,对于学校和我个人无不如此。对学校和其他很多私立大学来说,这危机是普遍性的:学费上涨,学生期望值提高,经济来源到处紧缩,总得设法应对。很多学校通过“瘦身”方法,砍掉不必要的项目。但砍啊砍,人心涣散了,大学元气不再,继而式微。

教务长罗伯特·罗兹博士颇有远见,说应对危机有两种方法,我们中文说的是开源节流。他是美国人,度假总要去海边,员工大会在暑假末尾,于是他拿大家记忆犹新的大海作比方。他说大浪来时,一种人坐在那里不动,被海浪吞没。此为退守的常规思维,无非砍项目裁人,节省开支。另外一种人,会迎着危机的波浪冲过去,冲到波浪上头,傲立于波涛之上,这么做需要些逆向思维。他选择了冲浪而非等死:在他的促进下,学校在三小时之外的达拉斯,启动远程校园,利用学校现有的杰出师资,招收学生从事远程教育的博士和硕士项目。

罗兹教务长的决定,学校老师反对声很多。远程教育虽已进入美国教育主流,但在一些私立大学,非议声还是很大的。私立大学学费高,学生觉得它们独特的价值,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经常性互动,而不是那种大班上课的批量生产。等到后来,学校的项目真做起来了,学生络绎不绝,大家才对教务长的力排众议刮目相看。回头看,得州地广人稀,小城小镇很多,但相距甚远,相互隔绝,职业中期希望进修的人出行不便,面临读书难。远程教育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学校的新创线上教育从创办到增长,都是高等教育管理的教科书式案例。

学校开设教育博士专业之后,我很快就报了名。我自己从事远程教育多年,属网络教育的布道人,对它的能耐从不怀疑。如今人们的人际互动,通过Facebook互动,甚至多过线下的饭桌。耐克鞋一上亚马逊,耐克股价立刻飙升。与之相反,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后,沃尔玛、Costco、塔吉特、克鲁格等传统零售商股价均暴跌。在中国,多少商家清场之前,门前贴上:“马云所害,挥泪甩卖。”我相信,教育领域往往落后商业社会一步,但线上教育最终必将超过线下教育。这种变化是大势所趋,对其判断应有超前意识。我女儿多年来困在得克萨斯这个偏僻的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小提琴老师,她多年一直通过网络跟老师学琴,最后考取了多所学校的小提琴表演专业。

重新读书,也是让人重新谦卑的过程。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过去的一点经验,以为这也知道,那也知道。登山宝训云:“虚心的人有福了。”人不把自己倒空,不真正抱着学习的心态,缺乏好奇心,会一无所获,可能连给孩子的示范都不会成功。于是在此期间,我老老实实像一个本科生一样,做“备注文献”(annotated bibliography)这种很基本的事。有的过去是我的同事,现在突然成了老师,我恭恭敬敬改口:过去称其Karen,现在叫她Maxwell博士。还有个同事,过去她同我学用课程管理软件Canvas、查重软件Turnitin这些,但是她有博士学位,后来我尊她为师,把她邀请来当我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学问,天下皆为吾师也,我管你闻道之先后,年龄之大小。人若拉不下脸,把自己端着捧着,什么也学不到。在这个过剩的时代,人原地踏步才是丢人的事。事实上,书读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知道得少,不谦卑也得谦卑。一做文献研究才发现,自以为新奇或者得意的东西,世界上某个角落的人已经给研究得底朝天了。反倒是那些并无接受过学术训练的民间科学家民间思想家,在反智反“砖家”的文化氛围下,认为自己学问非凡,对于真正学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得来的结论不屑一顾。

美国教育方面的博士多需要做实证研究,研究对象不能太宽泛,否则结论不具有在类似机构的推广意义,这就使得很多研究话题很狭窄。做实证研究需要谨慎提出研究问题,这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尤其是相关的研究,这期间我学会了使用文献管理软件Zotero。在老师指导下,我们接着要设计研究方法:定量、定性或者混合。研究开始前,我们需要接受“研究审查委员会”(IRB)的培训,拿到合格证书后,提交研究申请,他们不审核通过,不可开始研究。而相关的访谈,如果涉及学生,还需要考虑到《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规定,要严格遵循相关要求,且事前需另行提交申请并争取获得通过。我是做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和访谈。我做的问卷原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设计,后被美国研究协会购买,我需要联系他们购买并获得授权。访谈我需录音,然后转录成文字后分析。这让我学会了使用录音转文字的软件Temi,和质性研究的分析软件NVIVO。就好比登月的过程中,科学家发明了无线电动工具和CAT扫描一样,为了写出两百来页的论文,我顺便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包括Word的一些技能。

当然最大的收获,可能还是研究本身。我写的话题是老师在选择屏播(screencasting)软件提供反馈时的关注要素。现在屏播软件很多也很成熟,为什么有些老师用,有些老师不用?他们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对线上教学性命攸关的事。线下教学转线上教学的最后一英里,往往是老师无法给学生个人化的反馈,以至于外界认为网络教学缺乏个人化互动,因此在效果上也大打折扣。“翻转课堂”是让学生先看视频,老师上课后去给出个性化辅导,但是课堂上人一多,个性化指导从何谈起?对学生的作业随看随录的屏播反馈,应该效果更好。这么简易而又高效的技术和方法,老师用与不用的顾虑分别是什么?了解到这些情况,有助于学校优化教师发展,以免在教育技术上盲目投资而无效果,也有助于屏播教学方法的推广。我相信屏播的广泛使用,让教育能够点对点对接,像优步那样。可惜我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没法搭建平台,否则这本身就是绝佳的创业机会。

作为网络课程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士,我读书是通过网络的平台,这平台学校也在逐渐改进之中,也吸收学生的建议。别的学生建议是只言片语,我每门课结束会写一份两三页纸的长反馈,告知学院这门课需要怎么改进。我一是学生,二是课程设计者,建议和意见学院很重视,多半修改意见都被采纳,以至于课程后来越来越好。院系后来使用新的产品,开启新的项目,常找我来测试,提出反馈意见,他们接着去调整。这种从善如流的创业精神,使得学校的网络教育质量非比寻常。

对网络教育的批评,往往是它质量参差不齐。但在我们学校和其他地方,网络课程由于在传统老师中间颇受怀疑,反而接受更严格的评估,在教学的强度上,也远超过面对面的授课。远程教育也完全改变了学校的教育生态。网络教学迫使老师在不和学生见面的情况下,使用多种手段传播内容,验收效果,促进互动,维系社区。这些学问,老师不管是主动了解,还是被动接触,都在拷问自己素常的教学方法,在上完网课之后教学技能大增,把很多网课上的方法搬到了自己平时面对面的教学中。作为课程设计者,尤其是网络课程的设计者,我不亲自从头到尾当学生,没法对学生在学习上的难处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事实上这三年,我也常以自己遇到的例子,给老师提供教学设计的咨询。

先后两次读博的过程我也常做比较。第一次读博期间,教授都是国际一流的学者。在很多好大学其实都是这样,博士指导老师首先是学者,并不是项目经理,有很多人缺乏精细管理和规划的能力。学生的很多情况,老师自己也不可能都知道,都得去问系里的秘书。秘书不在,所有人都抓瞎。这种结构对秘书很尊重,但本身并不合理,浪费了一流的教学资源。放羊式指导,让很多缺乏自律的学生(举手),不能及时完成学业,世间充满肄业的学生,他们的头衔是ABD,也就是那种除了论文以外完成了全部学业的博士生(All but dissertation)。让学生毕不了业,学校再好,你不能把书读完还是一场空。学习应该是终身的事,学校的责任是让人骑上马送一程。读学位是个人和家庭的巨大投资,若不是学生实在差劲,学校和老师理应创造条件让人顺利读完。

与之相反,我现在的项目属于新创项目,在资源的合理化和学业规划上花了很大功夫。这种规划依托于学校现有的杰出学习体验设计水平。根据2020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新数据,我们在新生服务(first-year experience)、服务式学习(service learning)、学习社区(learning community)上的指标,都处在全国领先位置。比如我们的服务式学习,排名全国第四,超过杜克、斯坦福等大学。这些体验设计的精良,我作为学生深有体会。比如博士论文的进度上有专人负责,逐步跟进。学生的进度全在课程管理系统Canvas里,老师、学生、系里都一清二楚。需要签字的地方,大家通过HelloSign追踪签字。学生的作业,大家可提交给远程的写作中心。写作中心的老师,会通过Zoom的视频会议里分享视频的方法给你修改,或是录制视频告知问题所在,十分直观,我觉得比面对面教学更好。还有专人负责老师课程的制作和发布,老师不要去管这些杂事。学生课程的进度,有学生顾问负责追踪,及时给学生反馈。学生学习是否懈怠,后台系统提供了各种大小数据,供老师和决策者及时参考。各种技术的运用,使得学习的过程井井有条,即便我这个课程设计人员都赞叹不已。难怪三年时间,我们达拉斯分校的学生从零开始,暴增到一千多人。

过去说到技术,人们总觉得应该服从于教育和教学的需要,这话不假,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技术运用也是引擎,牵引教学的进步。当然,老师的因素还是根本,条件再好,也要老师在学习内容上的把关和扶持。好老师让学生学得了也走得了。没有合适理由拖着不让学生毕业的老师是不负责任的。以后有人在申请博士项目的时候,你得看看指导老师的学生毕业率。我现在的导师,我看过她的简历,就发现她近些年每年都有学生毕业,这说明她不是那种放手不管学生的人。后来的现实,验证了我的判断。她在学业上每一步都对我悉心指导,让我能够顺利毕业。

此时读书,并非更换职业,除了刚说的一些理由外,也想给小孩做个榜样。想通过自己读书向他们证明,人生不可半途而废。但是岁月不饶人,年龄大了读书并不容易,更何况并未脱产,工作还在做。事情多了,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后来我发现,反倒是小孩给我的激励更多。当我读书间隙偷懒的时候,是小孩深夜弹琴的声音,让在看Netflix放松的我,如同《警察和赞美诗》里的小偷听到了教堂音乐那样,顿时心生忏悔,于是把电影关掉,重新去做作业。我本想赶在和女儿一起,她高中毕业时我博士毕业,终归还是她先行一步;说到底,老爸无非是读书人中的阿甘,最大长处是坚持不懈地跑啊跑,终于汗流浃背地跑到终点。没有被薄弱的意志打败就是胜利。赢这么重要的几仗,足以告慰平淡的一生。

我感恩同事们陆续的祝贺和长期的支持。不知为什么,我常常会回到1994年去南大面试前的那个夜晚,想起在馄饨摊遇到的那个满世界寻人的哥们。我们坐在同样的小桌子上,吃到一半,这位皮肤黑黑的汉子转过脸来告诉我:小孩晚上还记得把他的被盖起来。那一刻他乌黑的脸上有了光。人海茫茫,偶尔被人在乎——是盖被的小孩也好,是给我订制了个杯子的同事也好——哪怕转瞬即逝,也可给人生注入新的意义,让我们重新得力,支撑我们接下去的寻寻觅觅。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