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自我,陷入困顿的木偶皇帝——嘉庆

嘉庆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二十五年,实际执政近二十二年。他的一生没有像他的先祖那样有着显赫的政绩,也无重大的过错,将其定位为一个守成之君应该是无问题的。但是,嘉庆帝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守成显然是无法扭转国势的衰败和社会矛盾恶化。从这一点来说,嘉庆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嘉庆即位时还是个儿皇帝,大权仍由太上皇乾隆把持。这个时候的大清虽然是盛极而衰,但总体来看,尚能控制全国局面,算不上是一个烂透的江山。即便是白莲教起义爆发,也在清廷的部署下被镇压下去了。假如嘉庆帝自此励精图治,大力创新,或许爱新觉罗的江山还能起死回生,再造盛世。

可是,嘉庆帝有其致命的缺陷,他不缺乏聪明才智,但在性格和魄力上不及他的父皇乾隆。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太上皇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嘉庆帝下旨免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之职,并以此拉开了清算和珅的序幕。

嘉庆帝太过于天真,他本以为,以雷霆万钧之势惩治和珅,就可以生生扯开帝国的庇护制网络。杀了一个和珅,将他的党羽一网打尽,然后再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惩贪风暴,腐败将会从土壤里被连根拔起。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轮政治飓风的来临。

文武群臣们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的是,这个站在盛世悬崖边的帝国需要一个新的且有力的政治舵手,引领他们走出眼前的困境;害怕的是,这个引领他们的舵手不能过于激进,毕竟是新老交替之际。

皇帝有皇帝的烦恼,大臣有大臣的无奈,至于老百姓,他们只看眼前的好日子。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的宫殿里向四面八方吹散出来。

细心的官员们还发现,嘉庆亲政后的第二个月便发布了一道谕旨,今后他出宫祭天即谒陵,随行仪仗必须减半,必须压缩皇家的出行费用,皇后和妃嫔也不必随行。

这道谕旨流露出新皇帝的务实作风,也让官员们长长地舒了口气,大清国又将迎来一个中兴之世。历史告诉我们,嘉庆帝并非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君王,大部分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囚徒”,就连到木兰围场行围,放松身心的事他也不愿意任着性子胡来,他走的是“恪守祖制”的老路。

但计划跟不上变化,形势的发展让嘉庆帝根本来不及做出应对,他虽然杀了一个和珅,虽然全国十一个总督当中,六个已经被他拿下马。虽然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起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腐之风有所收敛,然而,肃贪高雅稍一松懈,这个世界又固态萌发。官员 从上到下,无人不在收礼,无人不在买官卖官;各地衙门除了对中饱私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

乾隆时期花样百出的腐败,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腐败如同癌症细胞向庞大的王朝躯体扩散开来,所有的基层官员都成为权力的寻租者,一些把守着体制边边角角的幕僚和胥吏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经过几代皇帝苦心经营的监督体系,到了嘉庆朝时已经成了一张支离破碎的网,仅仅缝缝补补已经无济于事。

嘉庆十四年(1839年)六月中旬,江苏中部发生水灾,淮河下游河水暴涨。奔腾的黄河自清江入淮后,宛若一匹脱缰的野马,猛烈冲击着薄弱的堤岸。

一道道急报送进了紫禁城养心殿,嘉庆帝记得很清楚,自从他登基以来,黄河几乎年年都要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但在天灾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祸,朝廷拨下的救灾款项,不是被挪用,就是被部、省、府、县官吏层层贪污。

嘉庆即位以后,黄河决口成了常有之事,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扔进了黄河,黄河不治,大清不宁。而那些打着治河旗号的大小官员,将治河的费用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这么做的后果可想而知,导致了洪水所到之处,处处决口。

黄河仅仅是嘉庆朝的冰山一角。嘉庆年间,全国各地府衙出现了大量在岗不在编的“编外衙役”,薪水自收自支。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这些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的数倍,甚至是数十倍。

比如直隶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的仁和、钱塘等县,更是多达一千五六百人。这些人虽然没有编制,但是他们的危害程度并不低于那些体制内的正式人员。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打进紫禁城,打到嘉庆帝的面前。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省部级高官换了一拨又一拨,南人北往,北人南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忙着中饱私囊,陷落于时代的泥沼。腐败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而各地的财政亏空也是此起彼伏。

嘉庆亲政初期掀起的惩贪运动,到了中期便渐渐失去了先前的力道。与腐败官员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的不到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腐败带来的收益实在高的离谱,而腐败带来的风险又实在太低。腐败已成为大清国官僚的常态化运作,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官员如果不贪,则无法打点上级,结好同级,也就无法在官僚体系的夹缝中生存下去。

耐心极好的嘉庆帝陷入了焦躁不安之中,谕旨中甚至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是痛骂。他的父皇乾隆帝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接手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繁荣的帝国。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将大清的精气神榨取得所剩无几。

嘉庆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波澜不惊的生活已经绵延相续了数十年,他自认为自己与翰林院那些饱学之士并无区别,而这种毫无意义的比较,往往会让他忽略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是大清国的皇帝。论文才,嘉庆帝自己很是自诩,可对于治理如此大的一个帝国,他是缺乏信心的。

嘉庆皇帝缺乏的并不是一个君王的聪明才智,也不缺时间和精力,而是少了作为一个君王应具备的胆识和勇气。一个缺乏勇气的君王是悲哀的,也是不值得同情的。有人会说,嘉庆帝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和珅,完全称得上是一个中兴之君。

嘉庆帝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也不是没有付诸实施。他十分清楚大清国的危机严重到什么程度,这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其实早已病入膏肓,他被这种可怕的病相给吓着了。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这个重症病人就会死在自己的手里。

在嘉庆帝实行“咸与维新”的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汇,他生怕人们认为“新政”是刻意翻父皇的案。“不孝”这个罪名他是绝对不敢承受的。

乾隆盛世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根本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就连向来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

嘉庆帝在自己所写的《守成论》一文中,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

“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世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心不变,丕基至于万世可也。”

嘉庆帝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君王,对于大清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他除了“守成、法祖”之外,再也拿不出新鲜的东西。他在位的二十多年,花费了巨大精力去研究历代的《实录》,最大限度地按照祖宗的制度办事,而他从早年的意气风发变成了一个逐渐失去性格和特色的木偶,这是他的悲哀,更是大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