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工业基因

德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英国百年工业化之路,日本用四十年完成了从“帝国主义”到“制造业出口第一大国”的华丽转身。相比之下,工业门类齐全、尖端技术先进和生产力强悍的法国,显得寞落而未被足够重视。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法国独占28家,雄踞全球第五。不仅把英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从人均角度来看,更是超越了美国、德国和日本。

从上游材料到下游精密制造,法兰西几乎样样精通。不仅有全球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世界先进高铁制造者阿尔斯通、民用航空制造商空客,还坐拥电气业巨头施耐德、石化领军者道达尔、食品药品行业大佬合生元和达能……

教育当先

纵观历史,法国工业立国的基本国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以往领导人不同,拿破仑极其重视理工学科建设,他先后创立了巴黎综合理工、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

拿破仑对法国教育的贡献,不在于发现了新数学定理,而在于为法国的精英教育模式奠定基调。1802年到1808年间,拿破仑连续颁布一系列法令,确立了以“大学校”(Grandeécole)为核心的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公立大学承担公民普适教育、高等师范学院为基础学科开山辟路、而“大学校”汇集了法国最丰厚的智力资源和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1814年,反法联盟兵临城下,法国又恰好兵源短缺。于是有官员建议,动员大学校的学员参加战斗。拿破仑断然拒绝了该请求,并抛下了一句话:“我不能为了获得鸡蛋,而杀死母鸡。如今,这句话仍刻在巴黎综合理工梯形教室的天花板上。日后的两百年里,“大学校”独当一面,撑起了法兰西工业。

其实所谓“大学校”,主要是指工程师学院。为了保证精英率和教学质量,学院的规模往往都很小。规模大一些的,如巴黎综合理工和巴黎中央理工,每届也只招收四五百位学员(élève,区别于公立大学学生étudiant);其余大部分学院,如巴黎路桥和巴黎高矿,每年只颁发寥寥数十张工程师文凭。整个巴黎高科工程师学院联盟(十所学院),每届招生数量低于三千名,且约有20%的名额向国际生开放(前法属殖民地为主)。

对比法国的6600万人口,法国青年被A类工程师学院录取的难度,大致相当于在国内考取中上游985高校。事实上,只有在前10%成绩优秀的高中理科生,才有资格就读工程师学院的预科学校。两年后,他们将面临淘汰率超九成的学术竞赛,来决定去留。考核最为严苛的学院,非巴黎综合理工莫属,每位参与者一生只有一次参加考试的资格。考试为期两周,科目覆盖全面,包含笔试、动机面试、学术面试和体育测验。严格的竞选机制之下,无数实力超群的名人惨遭淘汰,例如埃菲尔铁塔建造者以及著名数学家埃尔米特。

有北美作为竞争对象,如何留住人才创造生力,一直是欧盟的重要话题。法国凭着工程师学院,有效阻止了精英外流,还从原殖民地吸收到一定数量的可塑之才。全世界的理科生削尖了脑袋,要挤进法国的工程师学院。

在法院的工程师学院里,每位教授对接两名学员,学院配有专门负责学业的导师,人均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质量有保障。另外,选学校即选圈子,在法国也一样适用。工程师的文凭就是一张人生金卡,拥有它,就能刷出美好未来。

制度缔造工业帝国

有了工科精英,还需匹配上合理的制度。法国人事制度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学徒制;二,精英设计路线;三,经济资源优先向理工领域倾斜。

学徒制起源于中世纪末期的手工业工会,旨在保障师徒双方利益、令技艺得到传承。欧洲各国普遍采用过学徒制,来定向培养人才。可如今的英语国家,教育是产业,学校普遍只负责理论教学。法国工程师学院逆潮流的强制要求学员进入企业实习,并给予相关合作单位以可观的税务优惠。

工程师学制三年,其中一半时间安排在企业实习。第一年,学生需要充当工人,参与流水线体力劳动,熟悉整套一线生产流程。后两年需要跟随企业中高层,全面学习管理经验,以便衔接日后工作。学徒制缩短了在校学习时间,无形中增加了课业强度,时刻考验着预备役工程师的学习能力和悟性。“学校+企业”的联合培养模式,极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国社会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大型企业高层必须是工程师文凭持有者。巴黎综合理工毕业生构成了法企CEO的半壁江山。

工业化所产生的红利消耗殆尽,喂饱了商业资本家,造成了单一驱利的产研模式,资本只对能变现的东西感兴趣。

为了顺应这种注重变现的发展模式,科学家为了获得科研经费,不得不违背本意做些貌似高端的项目,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常见。法国的科学家却可以很任性,只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法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由政府牵头,服务于国民,科研单位被分为“科技型”和“工贸型”两大类。前者承担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后者聚焦于定向应用研究。法国政府在14个领域均成立了国有科技转换公司,旨在加速产研结合进程,提高投入产出比,增加产研转换率。

2005年,法国科研署成立,一举打破了原有的科研经费分配模式,简化了经费管理和发放程序,还扩大了受益人群。另外,法国政府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加入科研资金链供应,给予相关资方以税收优惠。任何聘用科研人员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政府奖金。

新世纪以来,法国基础研究经费占GDP比值在0.5%上下浮动,这一数字位列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首,高于美国的0.45%和日本的0.4%。此外,法国应用研究经费占GDP的比值,是美国的两倍。

最经典的案例是流体力学。流体力学科研周期长、手段繁琐,投入产出比仅为其他领域平均值的四十分之一。科学家对类似流体力学的研究很难推动。法国在该领域的表现可圈可点,从帕斯卡到拉普拉斯,从气动声学再到湍流燃烧,法兰西无一不占尽优势。时至今日,在流体力学界最具呼风唤雨能力的泰斗,仍然是来自巴黎综合理工的盖瑞(Quéré)教授。正是因为能投入流体力学这种产出比最低的学科领域,支撑起了法兰西海陆空三大支柱产业。

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

二战后,丘吉尔告知英国国民,国家储备因战争消耗殆尽,以后只能跟着山姆大叔(美国)混了;戴高乐总统却高喊着“欧洲人的欧洲”,他不仅扬言退出北约,还以大肆抛售美债、用美元挤兑黄金的方式来与美国抗衡。冷战时期,唯有法国舍弃美国免费的核保护伞,勇敢地独立于两大阵营之间,并率先与中国建交。独立自主的大国梦,也许正是中法之间建立认同感的政治基础。

在国力与人口紧密挂钩的冷兵器时代,独占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法兰西,长期支配着欧洲陆上秩序,法国养成了万事不求人的国民性格,这也间接造就了其领导者对于国家独立自主的偏执。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工业,就必受制于外部,从而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二十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提出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台风战斗机”项目在欧洲联合的大旗下启动,后来法国与其他国家在设计理念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决定分出去单干,最终成就了日后享誉世界的“阵风战斗机”(法国当地时间2019年10月8日,达索航空将印度采购的36架阵风战斗机的首架交付给印度空军,编注)。

除此之外,戴高乐还下令组建了一批国立机构,包括:石油研究院、国家通讯研究中心、自动化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航空航天院,这是一支覆盖全面的科研力量。

谁遮住了法国工业的光芒

世界对德国工业的钦羡之情,多来源于纳粹德国一骑绝尘的战斗力。法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表现乏善可陈,自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之后,法兰西再没打赢过上得了台面的硬仗。普法战争令法国丢失了欧洲陆上支配权,二战中法国又被德国火速推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工业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竟然与小农社会的清朝打得有来有回。法国不是输在工业生产力上,而是输在落后的战术思维,著名的马奇诺防线就是这种落后的战术思维的产物。

法国的浪漫文化标签,也在很大程度上抢了法国工业的风头。出于对地域的刻板认知,德国人是公认地认真负责,法国人则优雅地慵懒而随性。可事实上,法国人均工作时间与德国相差无几,法国人“懒”的历史并不悠久。1960年,法国已进入全面小康,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33%,人均居民储蓄超过英国。在如此富足的条件下,法国人周均工作时长仍高达46个小时。1980年代,密特朗总统推行福利政策后,法国的年假越来越长,最低工资越涨越高,法国人才逐渐摆脱工作压力,过上闲散安逸的生活。

法国工业优势更倾向非民用领域。中国过半的进口污水处理系统,均由法国苏伊士公司制造;被称为“造船业明珠”的大型LNG船舶,核心技术专利来源于法国一家名为GTT的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中标方,也是巴黎机场工程公司。

国家主导的局限性

1929年,祸起大萧条,很多西欧国家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蜕变,从放任到严管。

二战之前,政府好比裁判员,其作用是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平的裁决。二战之后,不少国家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国有化浪潮畅行于资本领域。经济不景气时,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倒闭引发失业潮,大规模注资并实际掌控私有企业。此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立身于场外维护公正的裁判员,而是一位事无巨细的导师和参与者。

普通民众额手相庆,社会精英却愁眉紧锁。深度国有化容易带来行业垄断的现象,从而削弱企业之间的竞争与活力,法国便是最直观的案例。

密特朗总统主政后,法国产业国有化程度敢同苏联争高下。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家控股企业,多数都集中于巴黎。这些大企业间互不介入对方领域,导致缺乏竞争,市场自由竞争机制逐渐失效。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何领域,法国都只存在一两家企业能上得了台面。

即便是米其林和达索这一类家族企业,也因技术透明度低,无法带动整个行业发展,而广为人诟病。相比之下,德国显得百花齐放,任何行业元老都抑制不了新巨头的诞生。

虽然唱衰者众,法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疑经历了长期技术积淀。时至今日,如何保存工业核心竞争力,已经甄化到了经济学和哲学层面上,而不再单纯地只关乎于技术。

(陈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