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视野中的“大丈夫”

何为“大丈夫”?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着意探讨的人格问题。自孟子以来,儒家就赋予“大丈夫”极为强烈的道德担当内涵与精神特质,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使之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竭力追求和践行的理想人格目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除以孟子为代表的对“大丈夫”所作的儒家式道德哲学阐发外,还有以老子、刘安为代表的道家式自然哲学诠释。后者对“大丈夫”的认识,根本上不同于孟子,体现出一种崇尚清静自守,追求精神自由的道家旨趣,甚至带有浓厚的超越性的生命信仰意味。

在作为《淮南子》“道论”纲领的“原道训”中,刘安提及“大丈夫”一词,并对其作了充满想象力的描述:“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这里所言的“大丈夫”,就其本意来说,指“冯夷、大丙”,此二者皆是“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是神仙化的理想人物。刘安以二者的“御”车之技及理想境界来阐明“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的“得道”状态。正因如此,东汉学者高诱将“原道训”中的“大丈夫”径直注解为“体道者”。

刘安在“原道训”中对“大丈夫”一词的使用,既是对先秦老子“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修道”理念的继承,也体现了汉代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的新内涵,其道家哲学意蕴更为丰富,凸显出一种富有审美趣味与诗意的道家人格理想。如若深入剖析,可从“道”“技”关系、“道”“人”关系、“道”“无”关系三个层面对之进行揭示和把握。

首先,“道”“技”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基础,具有功利性意涵。刘安对“大丈夫”一词的使用,是针对“冯夷、大丙之御也”进行的,是其以“御”喻“道”、明“道”的理论产物。“御”在先秦时期,是“六艺”之一,被孔子视为士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御”有一套特定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显示出“术”的内涵。刘安对“冯夷、大丙之御也”的描述,实质是对“道”“技”关系的理论阐说,认为最高超的“御”技是合乎“道”、体现“道”的实践表现,是人之主体性在“御”技上的充分展示,是“道”“技”合一的理想结果。这种对“御”技极致化运用能力的由衷肯定和称许,反映出刘安力图将形上之“道”有效落实与呈现为形下之“术”的理论诉求,其中隐含着工具化的实践倾向,具有内在的功利性意涵。

其次,“道”“人”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核心,具有政治性意涵。刘安借“冯夷、大丙之御也”进一步发挥,把“大丈夫”的“御”车而行展开更为浪漫夸张的描述,甚至认为其能“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与所谓“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的“末世之御”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刘安对“大丈夫”之“御”的这种理想化描述,充分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旨趣,是对“道法自然”理念的浪漫主义表达。在这里,“大丈夫”所驾驭的不再是世俗之车,而是天地自然,其“御”技更非一般世俗的常技,而是“执道”之“技”,是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主体化的把握与运用。因此,“大丈夫”之“御”实际上表达的是经由“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所阐发出的“人道合一”的根本理念。刘安将《淮南子》视为“帝王之书”,惯常以“御”论“政”,在《主术》中就明确提出“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的治国主张,强调“执术而御之”的重要性。“原道训”中的“大丈夫”之“御”,既是对“道”“人”关系的理想表达,更寄寓着刘安对理想化的“帝王”及其政治的憧憬与追求。因此,刘安认为“大丈夫”之“御”虽然纵横天地而无所拘束,但终须“执道要之柄”,“经营四隅,还反于枢”。这种对黄老“执要”“守枢”理念的有意突显,使刘安所言之“大丈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圣王”化的政治意涵,与“原道训”开篇所说“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的“泰古二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道”“无”关系是刘安诠释“大丈夫”的理论旨归,具有审美性意涵。刘安眼中的“大丈夫”,其“御”技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出于无垠之门”,可“游于无穷之地”,是“道”“技”相合的理想化的主体实践。这种突破有限时空,走向无限自由的“御”车而行,体现出刘安在“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中所蕴藉的深沉的生命诉求,是其向往人类个体生命超越世俗种种桎梏,彻底实现精神自由的主体意愿的深刻显露。“无垠”“无穷”是“道”的存在状态,而“大丈夫”能通过“御”技达到此种生命境界,说明其主体精神已实现“与道为一”的理想状态,获得了与“道”同“大”的生命意义。“大丈夫”一词意味着生命主体在精神上的大解脱,这种“解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彻底超越世俗局限之后的大自在。此种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让刘安由衷倾心,并竭力赋予其诗意化的哲学表达,使之内在生成浪漫多姿的审美意涵。

正是着眼于以上三种特定关系,刘安将“大丈夫”形塑为“体道者”“得道者”“执道者”的理想形象,试图由此揭示出“道”对现实人格的净化与提升作用,突显出汉代道家人格追求的特殊性、理想性与可贵性。刘安继承老子思想又对之作了深化发展,成为道家诠释“大丈夫”的新的历史代表。虽然老子、刘安所阐扬的“大丈夫”理念及精神,与孟子代表的儒家观念大相径庭,但同样反映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博大超脱、不落流俗的人格理想的深切憧憬与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展现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磅礴大气。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