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困惑”,我们的学生大概是从什么时候不再说真话的

文/于凡诺

不久前,孙立平老师发微博说,做为一个老师,有时真的觉得很困惑。

这个困惑是什么呢?

这个困惑就是要不要教学生说真话,要不要教学生正直,要不要教学生不要投机钻营?

而孙老师“三个要不要”的困惑,我认为首要且根本的就是要不要说真话的困惑,简称为“说真话困惑”。

孙立平老师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他还有着北大社会学系任教近十九年的经历,同时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十九年。孙老师的阅历见识自不必多说,且其研究领域正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所以他的看法,应当极具有代表性,或许就正是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的看法。我本人做了五年多中小学老师,近两年大学老师,就深有同感。

实际上,说得更长远一点,我认为孙立平老师的“说真话困惑”,本质上与2005年的“钱学森之问”,还有上个世纪1976年的“李约瑟难题”是遥相呼应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李约瑟是从宏大视野的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着手,而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相对则是类似中观层面着眼的,今天孙立平老师的“要不要教学生说真话”略显的较为微观具体点罢了。本质上我认为都是在密切关注,并切中近代中国如何才能自内而外真正强大起来的时代命题。

面对“说真话困惑”,孙立平老师最后说退休就解脱了。也许这是一种无奈吧。实际上,孙老师是一位少有的持续关注并思考这一话题的知识分子。

这些年,仅仅是孙老师发微博,最早在2014年4月5日有“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正派吧?”同年11月19日发“比如说,说真话是好的。”次年3月15日,“说真话则小心翼翼,战战兢兢。”2018年7月28日,“说真话,容易理解。”直至2019年7月29日 18点43分发出“三个要不要”的困惑即“说真话的困惑”,应该是他对说真话这问题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自然结果。

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张鸣老师,据此也曾感慨说,即使当下那些“坏”老师也不会让学生不讲真话,不过又慨叹说学生也未必真的会听老师的。而新的一代,甚至几代学生的特点,已经是特别会奉承,特别会顺情说好话。以至于这一些人特别擅长绕着弯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么,从孙立平老师“说真话困惑”到我们的学生不讲真话,有人自然会问,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的学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的?

这个问题说好回答又不好回答,有谁真要力透纸背似乎有些棘手。

我在想,也许从回忆我们自身和关注身边人开始,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大概也是可以一探究竟的。

毕竟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是能看到不少人究竟是怎样从一个纯朴稚嫩天真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沦落为自己所不希望成为的那样的人。

首先是家庭。

为了一探“说真话困惑”究竟,我们先把眼投看向家庭。因为家庭正是孩子们的第一站。

当然家庭,是一个很大很古老的课题。不管怎么说,直至今天,家庭仍然与一个孩子的成长成才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家庭生活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孩子早年生活的全部,至少也是孩子早期生涯的重中之重。因此任何来自家庭的问题,往往顺理成章也就成为孩子的核心且重要的问题之一。

根据我的观察,我个人认为以下的家庭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最为巨大,往往就是孩子很多问题深层次的一些根源所在。

1、离异家庭,对孩子伤害最大。

从孩子角度看,父母离异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问题。据民政部2001年至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01年到2017年,我国年离婚数量从125万对增长到437.4万对,增长了3.4倍。其中,从2001年到2017年,“离婚率”由1.96‰增长到3.2‰。从离结比看,2017年结婚对数是1063.10万对,离婚对数是437.40万对,“离结比”接近40%。如在北京,2018年共有13.8万对登记结婚,但是有7.4万对登记离婚的,离结比甚至达到了53.6%。

这一数据,不能不令人唏嘘不已。

2、貌合神离的家庭,就是父母之间已经没有爱,或失去信任后相互经常吵架且不顾及孩子,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还有事没事就打骂孩子拿孩子出气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危害非常大,往往留给孩子幼小心灵的也只有冷漠和暴力以及谎言。

3、犯罪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违法犯罪,比如黄赌毒偷盗抢等等行为。

4、放纵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有经常性酗酒、打牌打麻将或彻夜不归等不顾及孩子的放纵行为。

5、出轨家庭,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因出轨且被孩子知晓。

6、言行不一家庭,父母自身对子女的教育,长期言行不一。如有些父母自身就喜欢吹牛说大话说假话,脱口而出,一旦到了现实面前就难以自圆其说。

我觉得除了上述这些深层次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场景,也会引发孩子认知并说谎。

1、爸妈帮你存压岁钱。

从我自身出发,我最早意识到父母说谎,就是亲朋好友给我的压岁钱。我后来与一帮孩子们交流,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父母是可以这样说谎的,久而久之就麻木了。由此联想很多孩子不说真话,大概也是从获得压岁钱开始的。

2、年幼的孩子遇见尴尬事,父母又不得不解释。

比如遇见某些某人家不该看的事,或者某些与性相关的事情。家长不知道如何处理,就只好漫天撒谎。殊不知,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容易穿帮。

3、父母为了某些目的,主动教导孩子说谎。

尤其是在走亲戚的时候,很多家长常常会教导孩子一套不实的说辞,有些是华丽,有些是虚假。以帮助有所遮掩或照顾面子。

4、多次当着孩子面给老师说假话。

这里提个醒,父母亲不要老是觉得孩子还小,还不懂事,还不可能知道你的伎俩,其实现在的他们聪明的很,鬼灵鬼灵的,很多事情早就懂了。

接着是考察学校。

学校是孩子们真正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关键一环,

倘若认真地考察,“说真话困惑”根源或许绝大部分就出自学校教育阶段。

回想一下,不少人还是有些印痕的。如果有一台万能记录仪,大概我们就能清晰看到老练的说谎者,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哪个阶段开始说谎,哪个阶段说谎开始脸不红心不跳,哪个阶段开始麻木不仁,甚至已经认为说真话是弱智或者幼稚。

根据我的观察,不说真话,很多人首先是从考场作文开始的。

考场作文基本上都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学生写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

说说我的个人感受,这类作文一般是从内容、表达、结构三方面评定作文类别。而很多作文训练时强调的所谓的思想健康、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或者再进一步追求的所谓立意深、构思巧、语言生动形象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考场时间短,往往就成了作秀,或者是一种变相逼着学生作秀、说谎。不要说孩子们,我们自己当年经历过大小考试之后,很多人都发现,考试作文所谓的“真实”、“真情实感”,关键不在于实际“真”与“不真”,而在于“像”与“不像”。就是说,把假的尽量写得“像”真的,把方的尽量说得“像”圆的,把黑的尽量写得“像”白的。只要“像”就成。换句话说,只要语言流畅,条理清楚,联想丰富,想象合理,对,重点是合理,最终是要讨“考官”喜欢,想方设法骗过日理万“卷”的阅卷老师,并以获得高分算成功,即最终目的达到。

而所谓的考场阅卷老师常常偏重主题格调高大上、题材健康阳光,更是促使一些学生们挖空心思编造,尽情展开想象力,正所谓大肆编造受力捧,真性为文遭棒杀。

作文不说真话,部分根源还在于部分教材内容的不合时宜。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语文教材本身就充斥着虚假空洞的文章,我们又怎能指责孩子们在作文里说假话呢?比如,曾有媒体报道有的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失实,例如《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1989年洛杉矶大地震里的一个温情故事,事实上1989年洛杉矶并没发生地震;《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少年爱迪生用烛光为妈妈做了一场阑尾炎手术,但据史料记载,世界第一场阑尾炎手术出现时,爱迪生已经40岁了……

学生学习这样的内容,无怪乎有老师作为评委参加某次全国中小学征文的评选,在连续几天看了几百篇学生作文后,感概“假”成了孩子们的作文最普遍的问题:假——写的是假事、抒的是假情、发的是假议论。

学生不说真话,认真反思,学校方面的原因其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学生不说真话,正是从要求学生配合迎接领导视察开始的,或者说从要求学生配合应付各类检查开始的。

尤其对于某些表现一贯优秀的学生来说,往往说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多数时候还被美其名曰尊师爱校。

不过在学校所有原因中最为严重的一条,我认为是“老师不说真话”。

曾经有老师在媒体坦言,他曾经为了所谓的考试名次鼓励考试时学生作弊.让成绩好的学生各种“帮助”成绩差的学生;为了当先进,他曾教导并要求学生对前来检查的领导说谎话、说假话;为了得到听课老师的好评,他将公开课与学生一起预先演习了六七次;为了奖金名誉,他甚至替学生当“枪手”并且不遗余力地鼓励父母亲给孩子当枪手……在佩服这个老师坦言的同时,也不得不为这种境况担忧,而且我们扪心自问这些现象真的就只是一个老师的个别行为吗?答案恐怕不是,细思我们老师尚且如此,学生们又能走到哪里?

当然,“说真话困惑”,我个人认为部分源自个别老师身上那种深深渗透进学校的那些非常功利性的评价看法。当教育完全以一种可视的功利性目的为考验时,本身就是一种扭曲,很容易提前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压力,进而导向一种不正确的方向。比如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董藩,曾经说过一句很振聋发聩的话: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

最后是社会整体氛围。

说起社会,我想起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在参赛资格上有规定,即政客不得参赛。因为政客是职业选手,对其他参赛者不公平。

虽说是一则笑话,但是就如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旦有名利当头的时候,一些社会人物的言行似乎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形状,或者折射出一种奇怪的光泽。

不过,我理解的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相比学校成功人物更多更集中更鲜明的地方,也是成功人物们的成功更加凸显,更加落地,更叱咤风云且到处都能感受的地方。

当然也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八九年前,在唐骏很火的年代,他就公然宣称: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即所谓的骗倒所有人是成功的标志。

真是一语惊人。或许顺着这个逻辑,

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电视上广播里,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总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名师等等的,拿了甲方的钱包,沦为 “托儿”后,然后在那里叽叽喳喳放一大通与事实根本不着边际的慌话。

至于各种各样企事业单位的弄虚作假行为:例如假政绩、假数字、似统汁、假汇报……等等更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分析,这个时代或者存在一种说真话者和造假者的“风险投资收益”机制,说真话者存在着巨大风险,而撒谎者、造假者获得“超额利润”。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检查力度,我们也常常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各种被曝光……

老一辈的人,印象中非常深刻的,还有当年的苗产万斤,树结万果等等。

说假话这种风气泛滥,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人人都说真话好,可惜假话少不了;人人都懂真话好,不说假话活不了。”

乃至简单到去朋友家吃顿饭,或者与邻居交往,也不能随便说真话。就像一个学生写道的那样,主人做了一盘红烧鲤鱼,明明没有放盐,可是吃饭的一大帮宾客谁也没有说破,不仅如此还,大家还一边品尝一边不停地夸奖主人家的鱼做得地道。直到这个学生说“阿姨,你没放盐吧?”仿佛大家这才发现,这道菜真没放盐。

而社会更大的尴尬,就在于很多时候,人们发现身处其中的生活,竟然有人活出了皇帝新装里裸奔的那种情境,你还不得不帮衬着叫声好。

其实,说真话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说真话困惑”困难的是说真话以后。毕竟荒谬的东西大行其道、招摇过市,这本身就很令人厌恶,万一惹不起久而久之大家也会敬而远之,让其成为实质上的孤家寡人。

尤其是事关孩子的成长,假如孩子们生活成长在一个说假话习以为常的社会氛围中,而说真话者不能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和社会荣誉,还时常有人因言获罪等等,不要说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何况趋利避害是天性,估计孩子们很快也就会继续成为说谎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社会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形成“说真话困惑”应对负有相当一部分责任。

从我们的学生到我们自己,

有时候细思极恐,

无论 “说真话困惑”如何,无论我们的学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的,学生们一批一批在继续成长。

而且“说真话真是一种困惑么?”

我在想,或许其实一切只是与人自身相关,

我非常赞同这样一句话,在一个说真话要付出代价的时代,社会,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这个社会本身,因为最终会发现谁也逃不了。

好在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人,一种共识或者理性正在形成,那就是让真实回归生活,让思辨回归理性。(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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