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都灵讲述银幕上的科幻历程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电影频道特别推出大型专题片《足迹——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10月5日起,每日22点档,在CCTV-6电影频道播出。

大型专题片《足迹》通过对具有重大时代节点、反映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成就和人民精神风貌的经典影片的梳理与回顾,以崭新的当代视角、新老影人介绍访谈、影片外景地故事发生地重访的形式,力图勾勒新中国70年璀璨岁月的光影足迹,揭秘电影人不为人知的创作艰辛和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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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星辰大海 | 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

1978年3月,国家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正是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和科幻作家童恩正先生的代表作品。

1978 年在当时顶级的权威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8月号上发表后,《珊瑚岛上的死光》轰动全国,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很快被上影厂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张鸿眉执导,乔奇、凌之浩、乔榛等主演。

串讲人:陈都灵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都灵。

我从小生长在大海边,也像刚才电影里演的那样,喜欢在夜里仰望星空。那时候经常想象,月亮上是否会有嫦娥,银河中牛郎织女在哪里?

长大后,我考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飞行器制造与工程专业,幻想着有一天能驾驶着飞船去寻找宇宙的奥妙。

我看了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流浪地球》,非常震撼我们也能拍出这样出类拔萃的科幻大片,她让我的梦想走得更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人们都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实际上,早在1980年,就有了第一部新中国科幻电影,它就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影片讲述的是我国科学家在珊瑚岛上,利用高效原子电池和新试制成功的激光武器,打败国际黑暗势力,捍卫人类和平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对于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科幻电影制作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罗拯生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摄影: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科幻片。

我们的摄制经费是很紧张的,二十多万美元要去买彩色胶片。从耗片比来讲,全剧组的负担都很重。

你想想,要从一个非常简单的制景车间里搞出这么多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真的东西跟搭出来的相比,质感完全不同。

当时有个卫星接收站在上海,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机房里拍了一些镜头。

《珊瑚岛上的死光》也是演员出身的张鸿眉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

影片的制作团队只看过一部作为“内参片”放映的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片中出现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缺少概念的机器人形象。剧组也照猫画虎,模仿制作了类似的机器人。

罗拯生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摄影:像影片中出现的快艇,不可能跟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先进的一模一样。

我们当时都是看科幻片找灵感,为了表示它快,底下是要有水溢的。要去哪拍呢?为此我们考量了很多湖,但都不行,因为只要一触底船就翻掉了。

选了半天,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军基地。

但这个地方也有问题。涨潮的时候海水是蓝的,退潮了以后,江河的水出去,水就变成黄的,一条交界线很明显。所以我们要在涨潮的时候,把快艇推到我们预定的地点上头去。

我记得有一次很危险,船推着推着我就使劲跑,结果倒在水里了,船就直线朝我切过来。如果不是滚得快的话,我就压在船底下,就玩完了。

《珊瑚岛上的死光》外景选择的是福建东山岛附近的荒岛,摄制组由海军的登陆艇负责接送。内景则依靠搭景,由美术将马太博士的实验室设计成光怪陆离的现代西方风格,国外城市的街景则依靠香港摄影师拍摄的资料镜头合成完成。

但正是在这种因陋就简的条件下拍摄出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填补了新中国科幻电影的空白。

串讲人:陈都灵

说起来,好莱坞的《星球大战》也不过是1977年上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人,对科幻电影的探索和实践并不算太晚。

只不过,我们当时的国力有限,很多观念和技术都不过关。无论如何,还是要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大胆尝试点赞。影片中很多特效都以非常简陋,但又富于想象的方式完成。

把干燥细腻的黄土倒进装满水的玻璃缸里,让它徐徐散开,再把画面翻转,就这样,剧组营造出了爆炸时的蘑菇云效果。

影片中所提到的"高效激光武器",在当时的国产片中属于凤毛麟角、惊鸿一瞥,如今却早已变为现实。由此可见,国人的科幻梦,并不全是异想天开 。

罗拯生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摄影:像那一道打鲨鱼的死光,都是工作人员在胶片上头一格一格给抠出来的。

24格一秒钟的话,要抠24格在底片上。而且这个位置,是要有一定精度的。

红光虽然好看,但在激光中能量是最低的。打鲨鱼需要的能量是很高的,所以那个科技方面的顾问他吓坏了,说打字幕时不要把我的名字打上去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违反他们讲的科学的。

当时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曾评论说:这样红色的激光应该是看不见的,如果要加强视觉效果,可以搞成蓝色。

这也说明当时的电影界,对科幻电影的理论和技术都认知尚浅,能力不足。这也是后来长期影响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短板之一。

作为新中国首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在科学幻想的奇特性和电影制作技术上存在缺憾,但那一束射向海面的红色激光,正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对于这种崭新的类型电影灵光乍现的大胆尝试。

串讲人:陈都灵

童恩正老师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时,刘慈欣才15岁,但已经立志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22年后,他终于凭借200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流浪地球》,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

刘慈欣老师当时还是山西娘子关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他不会想到18年后,一名同样热爱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年轻导演郭帆,会把《流浪地球》拍成电影。

《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虽然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科幻热情,但诞生过程却历经波折。

国内没有先例,投资人不敢冒风险。《流浪地球》的本子在国内导演中转了一圈,无人敢接,这才落在郭帆手中。

郭帆和同样拥有执着科幻梦想的制片人龚格尔一拍即合,《流浪地球》最初的主创团队就由这样一群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青年组建起来。

郭帆电影《流浪地球》导演:我从小就是一个科幻迷,对未知的东西感兴趣,做导演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想去拍科幻片。

当一个科幻片出现的时候,我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件事情。

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编剧:小时候父母买的杂志,当时有《奥秘》《飞碟探索》《科幻世界》这些。它们封面都很离奇,然后故事也都是脑洞大开,所以看的时候感觉特别新奇。

后来大了,就渐渐地开始读一些经典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它优秀的想象力之外,他们对于未来的那种描绘甚至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能够获得超出自己生命长度的一种探索,那些故事给了我无限的生命。

在《流浪地球》电影剧本的筹备初期,主创做了大量的资料储备工作,在小时候看过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中,龚格尔想起了《珊瑚岛上的死光》。

随着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电影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今天年轻电影工作者的目光,也开始投向星辰大海,有了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

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编剧:《珊瑚岛上的死光》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死光这种设计,它跟现实世界结合得非常紧密。

后来做《流浪地球》的时候,我又专门找了这本小说去读。我们想了解所有中国科幻相关的作品,因为我们当时找不到科幻在中国落地的方式。

当你一闭眼,你想象的故事中的人物往往是个白种人,飞船往往都是光洁无暇的,因此就会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条美学道路走下去。但这不是本土的,不是中国科幻。

所以我们决定回到根源去寻找中国所有科幻作品去看看。看看在没有好莱坞科幻之前,中国的想象力是什么样,以及我们应该在现代这个时代去寻找一个什么方向的对未来的展望。

最终,我们觉得不能再去在乎别人的目光。中国的科幻应该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应该提供一个不同的美学方向。

当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里边所有的人物动机都是准确的、都是合理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科幻。

郭帆电影《流浪地球》导演:拍《流浪地球》前,地球的外观、地貌、洋流、大气,甚至于在天体物理中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关系,我们全部都梳理了一遍。

在那个年代会涌现出的新的技术,我们也做了词典。我们还编了还大概有一百年的编年史、3000多张的概念设计图,用这些图和这些文字才把整个世界的一个基本框架给勾勒了出来。

把剧本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影像,背后是无数心血的付出和摸着石头过河。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剧组制作了上万件道具,搭建了十万平米的实景,却经不起连续145天超强拍摄的反复折腾,只能随机应变地靠各种胶带胶水来回修补。

剧组的人开玩笑说,是502和大力胶撑起了中国电影的重工业。

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编剧:当时我们想象的一个运载车应该是:所有立面都是工业冲压形成的一个金属件。

但是当你为了减重和节省经费,拿木头、塑料、泡沫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光一打上,每一条线都不够直。那么你就需要返工,重新拿真正的技术去做。这就出现了一个资源上的一种浪费,这些都是经验,血的教训。

在《流浪地球》的电影里,我们几乎没有使用任何触屏的装置。

我们看到有一些观众反馈说《流浪地球》似乎在想象力方面还不够大胆,应该有更大胆的想象,其实我们是做了一番取舍。

当想象力过于大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前沿的科技、最幻想的部分,但是离观众的距离会太遥远。

我们在拍太空站时,失重情况下,各种动作戏应该怎么拍,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

但真到了实际拍摄的时候,会因为设备限制、经验限制以及演员的身体极限限制,需要大量现场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希望演员做一个1800度的大回转,演员确实可以做到,但他只能做两次或三次,人就已经到了极限。

郭帆电影《流浪地球》导演:我们剧组成员刚开始去穿那身外骨骼装甲的时候,一个演员需要八个工作人员的帮助,要穿两个多小时,脱掉这身衣服又要花一个多小时。

而且,如果某一个人身上的零件毁损或者断掉,哪怕是灯灭掉,都要重新去拍,因此,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个人的问题影响整体。

王丹戎电影《流浪地球》声音指导:电影中,刘启和妹妹上来以后,地面上应该是零下80度的低温。

这个时候,由于这么低的温度,每一个东西的物理特性都不一样。雪花打在面罩上,我们实际上能听到是冰渣的声音,因为正常的雪花是没声的。但是,要是冰渣打在面罩上,就会有那个细小的颗粒感的声音。

如果演员在面罩里说话,声音方面会很逼真,但是演员的表演却很麻烦。

所以我们把原声录下来,然后再用一个很好的小音响,在这儿放演员的那个原始录音。

话筒在里面,一只话筒是高频的反射声,一只话筒是低频的反射声,这样再加上演员的原声,通过这三轨之间的平衡,来解决戏里边对白的质感。

就在很多人对国产科幻电影还信心不足的时候,《流浪地球》的特效团队则以令人惊艳的2003个媲美好莱坞水准的特效镜头,震撼了所有观众。

今天,我们已不再需要用直尺在胶片上一格一格地画线、拍摄特效,但精益求精、耐心打磨的工匠精神始终未变。

赵浩强电影《流浪地球》视效总监:我们要重新建构一个未来的冰封世界。

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环境,所以我们是在各类建筑的基础的原型上再去想象,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这些建筑可能会有哪些变动。

包括我们会在建筑上面铺一些特效的雪,然后会把一些建筑物做一些破损,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魏明电影《流浪地球》视效总监:《流浪地球》只是单独一个环节的资产备份,就能占到了300个T的容量存储。

单帧的一个画面,它的渲染时长基本上在3到10小时不等。我做一次修改,导演甚至要等1个月或者1个半月才能看到一版新的。

横空出世的《流浪地球》,最终以新中国影史第三位的票房成绩和超高口碑,刷新了国人的认知。影片还在今年收获了文艺界的至高荣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编剧: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太幸福了。

我们确实拥有了对于老一辈电影人来说几乎是无限的资源。怎么样去合理地使用想象力、如何去准确的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拥有几乎可以制作出所有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景,虽然也许质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力。

串讲人:陈都灵

不服气,不认输。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郭帆导演带领他的七千人团队摸爬滚打,凭借中国年轻电影人的勇气和执着,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用热血和坚韧书写着新中国科幻电影开天辟地的传奇,也在银幕上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的故土观念和家国情怀。

这在新中国电影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世界科幻电影之林中,终于增添上明确表达中国价值观的作品。《流浪地球》的创作,又何尝不是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史诗!

龚格尔电影《流浪地球》制片人 编剧:有人说,《流浪地球》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大禹治水,就是一个愚公移山。

中国人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如果大水来了,就筑坝好了。如果这儿有两个山把我这wifi信号挡了,我就把山挖平了。

中国人那种不卑不亢的、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吓倒的气质,是自然而然就会带出来的。

串讲人:陈都灵

从20世纪80年代《珊瑚岛上的死光》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相距的时间不长,但进步的幅度巨大。

其中蕴含了新中国电影人七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也得益于新中国科技七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崛起。

神舟载人飞船升天、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中国空间站即将建成等等这些举世瞩目的中国科技成就,就是中国科幻电影最坚实的土壤。

从《流浪地球》身上,我们看到新中国科幻电影的曙光,未来也必将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成就中国电影走向星辰大海的伟大梦想。

专题片《足迹》由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承制,梦之蓝特约播出,北京音乐产业园影棚支持。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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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霍艺楠

编辑:娜塔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