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慈禧杀了戊戌六君子,为何康有为却说是他杀的?

张之洞(1837~1909)是清末重臣,洋务派领军人物。道光三十年(1850)中生员;两年后中顺天府试举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进士及第,殿试一甲第三(探花),年纪轻轻成功跻身体制,任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科举路上高歌猛进,仕途也是一路顺风,到光绪七年,已经晋为山西巡抚,成为地方大员,光绪十年调任两广总督,成为清廷栽培扶持、制衡李鸿章的一方诸侯。

与张之洞科举之路顺风顺水相比,另一位晚清牛人康有为的成功之路可谓坎坷,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来形容毫不为过。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广东南海人,小时虽然就有神童之称,但却直到十六岁才成为秀才(监生)。此后,屡试不第(六考六败),直到光绪十九年才勉强中举。差强人意的是,虽未登第却名声在外,且在京城中建立了一些人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再战科场恰逢清日马关议和,他与弟子梁启超等成为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来“公车”就成了入京赶考举人的代称)的发起人,其《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奏,成功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关注。

也正是这一年,阴差阳错之下,康有为中了进士,殿试为二甲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捞了个工部主事的官职。不久,康有为就与弟子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之后再接再厉,发起强学会。

大概是出自光绪皇帝的授意,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列名成为发起人之一;帝师、户部尚书翁同和划拨资金购买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则张罗着为强学会提供房屋做会址。

消息不胫而走,在京师士大夫中引发轰动性效应。

康有为虽然只是个六品小京官,却成了北京城中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一时风头无两。远在南京的张之洞锦上添花,捐银5000两,康有为立即投桃报李,将名誉会长的桂冠赠与了张之洞。

在清日议和期间,张之洞与康有为不约而同主张废约再战,积极提倡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第二年,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议和,代表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国内,很快李鸿章的清誉尽毁、声望降至冰点,被迫淡出政坛,成了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卖国贼、背锅侠。

与李鸿章向来不睦的张之洞对议和持坚决反对之意见,多次电请清庭要求废约,倡议改革。自从李鸿章赋闲之后,张之洞隐然已是士林领袖,而且本身又是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大员,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幕中也有许多鼓吹维新变革之士。康有为、张之洞都有变法图强的思想,两个地位悬殊的人惺惺相惜,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在京应试期间,康有为刻意结识了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和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之子陈三立(陈寅恪父亲)、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之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张之洞之子张权……

在康有为的推动下,朝野上下争言变法、维新,北京城中入强学会的人比到天桥听相声的人还要多上几分。

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康有为决定趁热打铁,将北京强学会的成功模式复制粘贴到大江南北。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康有为不顾山遥水远赶往南京拜会张之洞,他的此行目的正是说服张之洞支持他在南方各地开办强学会。

二人一见如故,张氏盛赞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据康氏回忆,两个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得知康有为来意后,张之洞当即承诺个人捐款500两,另筹措资金1000两,支持康有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做为资方,张之洞派出亲信黄绍箕、梁鼎芬协助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

黄绍箕是张之洞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不便抛头露面;而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有要事前往湖北无暇抽身。因此,上海强学会的具体事务,必须要由康有为亲力亲为。

不料,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康、张水乳交融的关系迅速跌入冰点。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1-12),由康有为主办的《强学报》在上海创刊。

《强学报》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发了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其中有“当此创剧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句。按制度,光绪的这一上谕属于保密级,不能公开刊布。如果被别有用心的政敌发现利用,等于是摊上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麻烦事。

康有为在上谕之后,自作主张了加了说明:“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恪。发督抚议之。”

康有为这样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在向天下人炫耀自己他的上书(即其得意之作《上清帝第三书》)正是光绪皇帝交各地督抚看的。

尤其令张之洞不满的是,康有为自以为是在强学报的头版印刷了“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字样。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是学习西方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的方法。此举,与其说是开风气之先,实则为标新立异。这种事情在今天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读者最多只是一笑置之而已,而在清末却可以上纲上线,奉正朔、用纪年是政治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任何试图凌驾于年号之上的行为都属于罪无可逭的行为。

张之洞宦海沉浮数十年,政治嗅觉灵敏,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就在康有为在上海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之时,很快(1896年元月20日),即从北京方面传来消息,京城的强学会遭到封禁。

大概是康有为闪转腾挪,折腾的动静太大,成功引起了戏迷慈禧老佛爷的关注,恰巧有官员上表弹劾康有为“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光绪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有司查处。

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张之洞立即安排手下电告上海各报馆:“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随着张之洞的撤资,上海强学会随之宣告倒闭,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很快,随着二人分歧意见的公开化,从貌合神离相互攻讦,发展到最后的反目成仇。

张与康的分歧始于学术。

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个大师,其将经学中的“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但因为康有为喜欢故作惊人之语,“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因此他的一些论断不免武断,经不起认真推敲。

不但是守旧派官员群起而攻之,就连支持变法维新的一些新派官员一样不以为然。

史料记载,翁同和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后,轻蔑地点评道:“真说经家一野狐也。”等到再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后,更是干脆认为康有为此说“居心叵测”。

张之洞崇尚古文,“为学兼汉宋,去短取长”,最讨厌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抵之”。因此,对康有为穿凿附会的一些学术观点同样是难以容忍,二人初识之际,就曾提醒康注意。

戊戌年正月,康有为刊行了他的得意之作《孔子改制考》一书。三月,张之洞针锋相对抛出了《劝学篇》,公开宣称要“辟邪说”。张之洞此举令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极为不满,画个圈圈诅咒其“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尤将掩鼻而过之。”

此一事件,标志着张与康由同道中人转而分道扬镳。

表面上看,张之洞与康有为展开的隔空对骂是学术上的分歧,其实是张之洞的刻意为之。

张之洞为官数十载,早就世事洞明,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他虽然远在湖广总督任上,不在北京,但始终关注着京城中的一举一动,仅是从强学会的昙花一现,就意识到变法维新极可能会被一举扼杀于摇篮中。象康有为、梁启超这样高调行事,势必会碰得头破血流,与其为伍,弊多利少。

思来想去,张之洞有意往朝中安排推荐自己的亲信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变法之事,对康有为等人多行掣肘之事,一边适时抛出《劝学篇》,以示与康有为划清政治界线。

另外,张之洞与康有为交恶也有性格的原因。康有为是极端自负的人,离经叛道,以“圣人”自居。其自号“长素”,素为素王孔夫子,长素、则长于、高过孔夫子之意。康有为竟然认为自己比孔夫子还要高明,确实是狂的可以。

康有为自认为比孔夫子高明,自然更不会将区区一个湖广总督张之洞放在眼中了。最初,他就对张之洞要求他放弃“孔子改制说”不以为然,甚至对左右大言道:“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借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易所学,香溪(张之洞号香溪)奚取焉?”

如果碰到个寻常人,大概也只能是徒唤奈何了,而张之洞偏偏也是个极具个性的人物。留美第一人容闳评张之洞“目空一切”,而且“抗颜前辈,不肯下人。”

一个是舍我其谁的“长素”,一个是目空一切的“香溪”,两个牛人在一处自然是火星撞地球了。

戊戌变法后,张之洞不得不主动站出来表态——“电请太后重惩维新党人”!

明眼人都知道,张之洞这样做是为了明哲保身洗白自己,而康有为偏偏不做此想,不是羞惭于为何此次不是舍我其谁,让六君子抢了风头,反而作书指责张之洞“始则六烈士之未死,而执事以杨叔峤(杨锐)之嫌电奏请杀之,于是六烈士死于执事手矣。”

康有为这样做,就太过分了。杀六君子的是慈禧,是顽固守旧的满清权贵,事变发生后,张之洞也对杨锐等人积极展开营救,只是无力回天罢了。

张之洞对此,也是恨得咬牙,三番五次电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驱逐康有为、梁启超二人。

后来,日方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最初在日本被奉为上宾的康有为被迫离开,流亡欧美。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是清政府对维新派迫害的继续,却不知是因为张之洞的报复。

再后来,康有为与张之洞展开激烈互撕,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