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当前要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当前要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财政优于货币。继续推动财税改革,同时货币政策适当降息降准,配合好宽信用的政策。”11月12日,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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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一到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是6.4%、6.2%、6%,任泽平认为,经济下行主要不是因为贸易摩擦,而是内部结构性因素,出路来自于内部的改革和开放。谈及如何稳增长,任泽平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
第二,增加专项债的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
第三是优化减税降费,主要从增值税减税降费转向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比例。
第五,消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支出效率。
第六,继续推动财税改革,比如消费税尽快下滑给地方。同时,货币政策适当降息降准,配合好宽信用的政策。
任泽平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开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最好的投资机会其实就在中国。
与此同时,任泽平还指出,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和新周期。
第一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那些垄断的或者开放程度不高的行业,比如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领域,建议尽快进行开放,降低准入门槛。
第二是深化国企改革,消除所有制歧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
第三是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最关键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防止两种风险和倾向,既不要放水刺激也不要主动刺破,要用时间换空间。
第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杆,然后进行减税降费和大规模的基建。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的创新企业,迫切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动。
第六,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以下为任泽平发言实录:
任泽平: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观察和建议。
首先我们来看今年中国三季度的GDP增速到了6%,国家统计的数据,一到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是6.4%、6.2%、6%,每个季度大约下滑0.2个百分点,我们预计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将会迈入“5”的时代,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现象。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底究竟在哪里呢?很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归结于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可能会掩盖很多问题,我倾向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外部原因,主要是我们内部原因。不可否认最近世界经济因为周期性和贸易摩擦的原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我们看到全球出现了新的一轮宽松周期,今年7月、9月、10月美联储进行了三次降息。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这是拖累中国经济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说主要是内部原因呢?中国经济的这一轮下滑,我们认为主要是内部原因,我们认为出路也来自于内部的改革和开放。
我们来看第一个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投资也有三驾马车,分别是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中国的基建投资在今年被寄予厚望,但是今年基建投资接近零增长,只有3-4%的增长,因为地方政府没钱,因为来自企业的利润和来自土地财政在今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专项债几千亿无法对冲缺口。制造业投资主要跟出口和企业利润有关,所以今年的制造业投资也不景气。还有房地产,大家知道今年初房地产有个小阳春,但是4月份以后市场迅速降温,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今年1-9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了10.5%左右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大家留意主要是在消耗过去两年的土储,我们预计今年底明年房地产投资也会放缓。消费更不用说了,居民收入的下滑、就业和居民杠杆率的原因,消费也相对比较低迷,甚至大家看到了消费降级的现象。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正在迈向“5”的时代。
与之相对应的通胀,我今年提到一个观点拿掉猪以后都会通缩,今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CPI突破3%了,最新的CPI数据是3.8%,但是PPI连续三四个月的负增长,我们10月份的PPI是负1.6%。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背离?当我们剔掉猪以后,PPI最近几个月一直在下滑。CPI的非食品价格反映的是需求的不振,反映的是货币创造的不景气,反映的是经济的低迷,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通缩。而且猪价的上涨并不是货币的超发,也不是经济的需求旺盛带来的,它是在过去几年环保一刀切带来的,更多的是供给端的原因,不是需求端的原因,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致的观察。
出路在哪里呢?过去十年我们先后通过地方政府、企业、居民不断加杠杆进行稳增长,主要微观部门的杠杆率都比较高了,这时候如果再进行货币放水的刺激进行加杠杆,坦率讲,空间有限而且风险相对较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货币当局在今年8-11月三次降息,但是幅度都很小,分别是5-6个BP降。三次降息一共降了16个BP,以前每次降息都是25个BP,反映了货币当局的谨慎或警惕的心理,这和金融周期的大背景有关。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要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财政优于货币,对于明年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
第二,增加专项债的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
第三是优化减税降费,主要从增值税减税降费转向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获得感。我们今天说减税降费了几万亿,但是企业的获得感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建议可以提高企业的可得性和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比例,避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了保地方财政收过头税,最近看到中国公务预算的收入只有3点几的增长,但是非税收入增长非常快,我觉得这是值得警惕以及重视的。
第五,消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我们的支出效率。
第六,继续推动我们的财税改革,比如消费税尽快下滑给地方。
同时货币政策适当降息降准,配合好宽信用的政策。
这是我们对短期中国经济的观察,如果放眼未来,我曾经提过新5%比旧8%好、经济L型和新周期的猜想,主要是基于这样一张图,经过过去40年的高歌猛进的高速增长,我们正面临增长平台的切换,但是这里我需要讲的一点是从高速到中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天然有一个平台在接着我们,它必须要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改革努力,构筑新的增长平台,新增长平台背后是新的增长动力。
如果中国能够开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最好的投资机会其实就在中国。比如中国人均GDP只有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差距仍然巨大;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60%,我们至少还有20个点的城镇化的空间;中国有14亿人,拥有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欧洲德国只有8千万人,全球70多亿人中国14亿人;每年我们有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中国正在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放在世界来比较,相对于欧洲日本,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其实非常活跃;在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里面,中美加起来占全球的7成。
我们建议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和新周期。
第一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那些垄断的或者开放程度不高的行业,比如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领域,我们建议尽快进行开放,降低准入门槛。
第二是深化国企改革,消除所有制歧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
第三是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这里我提个观点,最关键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我们要防止两种风险和倾向,既不要放水刺激也不要主动刺破,要用时间换空间。
第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杆,然后进行减税降费和大规模的基建。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的创新企业,我们迫切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动。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最后,我们期待通过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营造一个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的局面,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