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武: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彧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形式的概括。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戒为史家之大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四是寓理想于考据中。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陈先生有感而发道:“《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11]五是务求史实之真。陈先生在《表微·考证篇》中表彰胡氏,“《考异》有误,不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又说,“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即是在显示“表微”也以求真为基础展开。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之细。

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现代性质的。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们叹服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展现的考据功力时,也会强烈感受到这仍是一部“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经世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不能自已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透露出他写《柳如是别传》的动机,就是以写红妆而观察明末政治与士人之道德取向,求“陈古证今”的效果。其学术主题未离经世史学的规则,精神主题仍指向爱国主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对明末社会变迁及人的抉择也有解释、评论、感叹,惟恐读者不能知其中微言大义。可见,时下被称为“新考据学派”的大师,是直追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学。

令人感叹的是,大师的追求,目前有些空谷绝响的意味。这可能是因不少治史者将“陈古证今”的形式与一度声名狼藉的“影射史学”相联系,在治学中尽量回避“陈古证今”这一形式所至。刻下不少考据性论著中只有考证是否精确的问题,不再有“微”可表。不少史家冷静地离开了当代热点问题,而将严肃的历史思考交给艺术家去“戏说”或“影射”。叫喊多年的“史学危机”因考据学的繁荣而止息,但历史学却因此而在文化领域不可挽回地边缘化、再边缘化。

为何二陈的“陈古证今”之作至今还闪耀着光辉?而被称为“影射史学”的许多论著都被视为学术垃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再展开,但笔者愿意粗略地将重读《表微》而得的体会说出,以供同仁批评。从形式上说,“经世史学”与“影射史学”确有形似之处。但本质的区别有:第一,“经世史学”对史家的主体性有德、才、学、识的全面要求,如提倡史家对历史应有真感受,在关怀现世、思考当代时,应讨论历史学的真命题,说出认真思考的话等。“影射史学”则拒绝对历史有真的感受,力图将非历史学的命题强塞给当代人。第二,“经世史学”提倡史家将其论述主题的历史材料尽量全面、真实地提供给读者。运用历史材料应遵循史学规范。“影射史学”则阉割、歪曲史料以就其论,无规范可言。第三,“经世史学”家的经世目的远大,注意发掘历史纵深中的文化积累及在当代的影响。“影射史学”则以服务权威,哗众取宠为满足。这几点了无新意,但可以大致将“经世史学”、“影射史学”区别开。笔者以为,史学家因忌讳“影射”而又不知如何“经世”时,只能以擅长考据自喜。只有明白二者形、质的区别,才能真正走近二陈那样的大师。

重温陈垣先生的《表微》,了解他治史的目的与方法,是使今日史学再显其学科价值的有效途径。

王延武.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1):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