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宁浩:我是年轻导演的GPS

作为影片监制的宁浩,喜欢反复对媒体强调,他在监制的影片中只是辅助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导演。但他监制的影片,却有着相似的特征:中等成本的投资,现实主义的题材,工整的剧本,有烟火气息的场景细节,以及平均下来豆瓣7分左右的水准。

(11月3日,宁浩在北京出席《受益人》首映礼。图/视觉中国)

老板宁浩:我是年轻导演的GPS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19.11.18总第924期《中国新闻周刊》

和很多位于高档写字楼或者安静艺术区的影视公司不同,宁浩的公司坏猴子位于北京四环外,一个充满城乡结合部气息的地方,附近是汽修、收购二手车的门店和物流仓库,不远处有条铁路。门口马路上,电瓶车、卡车、轿车时常一同驶过,尘土飞扬,混乱而吵闹。这一切像极了他那些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真实而充满烟火气。

公司玄关处摆放一个雕塑作品《迷·藏》,一个盘腿坐着,双手紧握金箍棒沉思的孙悟空,某种角度去看,孙悟空肯定是个坏猴子,但也神通广大,或许这是宁浩对自己期许的投影,不那么一本正经,但必须有点像样的本事和深藏的信念。

从2016年秋天起,在这间公司旗下,他签下了数位年轻导演,并称72变计划,包括已经声名大噪的文牧野,让人从未落空期待的路阳等等,这一次,他旗下的另一位导演申奥交出了答卷《受益人》,无论题材,还是手法,都能看出宁浩的痕迹—— 一部以小人物为主角的黑色喜剧。

(《受益人》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影片监制的宁浩,喜欢反复对媒体强调,他在监制的影片中只是辅助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导演。但他监制的影片,却有着相似的特征:中等成本的投资,现实主义的题材,工整的剧本,有烟火气息的场景细节,以及平均下来豆瓣7分左右的水准。

以前的宁浩是导演,工作就是生产电影,现在的宁浩,多了一层身份,成为了老板,工作变成了生产导演。

宁浩与坏猴子们

宁浩最初萌生做一个培养电影导演的计划,是在拍完《心花路放》的2015年。那一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440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48%,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从未如此高涨。与此相伴,一些以往的煤老板、互联网投资人纷纷看中了电影业,“觉得市场挺乱的。”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繁荣的市场,也令从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导演们,面临着与宁浩起步时完全不同的处境。“我们当时有才华就行,现在导演光有才华不行,还得处理市场营销、融资组盘、组织明星等一系列事务。”

于是,宁浩考虑做一个公司,呼应火热的电影市场,培养年轻导演。起初两个月,他一直在犹豫,担心挣不到钱,公司会垮掉。

年末的一天,宁浩和妻子邢爱娜,还有几个合伙人一起喝酒,提起了自己的犹豫。朋友听完,问他,“你的初心是什么?是想挣钱,还是为了意义?”他说,“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还是意义。”于是,启动了项目。

宁浩集中看了大量电影学院的学生作业,也在一些电影创投活动中去做评委,从中物色青年导演。他选择导演的标准和他的个人趣味高度重合,“关注的题材要有当代性和本土性,当代性不一定是当代题材,比如《绣春刀》也很有当代性。”他解释。

《受益人》的导演申奥记得来见宁浩那天,宁浩正在和编剧磨剧本,表情严肃,手里拿着《无人区》中黄渤用的那把道具枪,来回踱步,“像是在用枪押着编剧改剧本。”那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年,他也将在宁浩的“威压”下,反复打磨剧本。

起初,申奥提出想拍一个“考试作弊”的故事。剧本已经打磨一年,臻于完成时,泰国电影《天才枪手》上映了,严重撞车,只能放弃。

他又向宁浩提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关于冰球的体育电影,另一部便是如今的《受益人》,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在宁浩建议下,他决定拍后一个。

(《受益人》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筹备阶段,剧本改了五六稿。起初,故事的主人公只是骗子和骗子的老婆。后来,他们觉得故事中要有一个情有可原的人,才能让观众共情,于是,加入了现在大鹏饰演的从犯。基调上,也从一个黑色犯罪故事调整为如今的喜剧片。这既是出于市场考虑,也是担心影片如果过于黑色,将无法过审。

与导演反复推敲剧本,是宁浩作为监制对电影介入最深的环节。《绣春刀:修罗战场》和《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同样打磨了两年时间,重写了几次。路阳记得,他和宁浩合作之初,《绣春刀》第二部已经有了剧本,也已经找好投资,但宁浩还是建议他推翻重写。

磨到什么程度可以拍了?“是有‘金线’那个东西的,当创意、模板等等达到一定程度,你会感觉它过了一个质量点,突然感觉(剧本)通了,ok了。但很难一句话总结出来,能说出来就不是艺术了。”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受益人》拍摄过程中,宁浩来了两三次,现场提建议,也是针对剧本。申奥在拍最后一场戏时,不知道怎么拍,问宁浩。宁浩说,“你要拍一个喜剧片,但现在剧本上还是用打斗戏做结尾,一个喜剧片不应该有一个功夫片的结尾,你赞同不赞同?”申奥说赞同,宁浩说,“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这是宁浩做监制的风格:提出问题,然后把最终决定交给导演去做,方案交给导演去想。宁浩形容作监制的自己是一个GPS,“导演说要去哪,问清楚,告诉他每条路线的可能性,最终选择走哪条路,交给导演来做。”

此外,宁浩监制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细节、场景的真实感强,烟火气浓厚。在申奥看来,这种共性并非因为坏猴子有某种工业化的标准造成的,更多是源于坏猴子的导演都是宁浩的影迷,都热爱现实题材,他们选择美术、道具人员时,自然也选择了那些擅长现实题材的人,也就达到了如今呈现的效果。

搞不了艺术,就先挣钱

宁浩今年42岁,平时除了跟导演们聊电影,聊的最多的是养生。20岁那年,初到北京的宁浩,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电影导演,而是想成为画家。他从小喜欢绘画,15岁,他看新闻里播圆明园画家村,便收拾包袱,想去北京,被母亲拦下才作罢。

他的父母都是太原钢铁厂职工,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亲下海经商,赚了不少钱。

1997年,宁浩在太原话剧团上班,每天只需要签个到就可以走人,月工资180元。他准备离开话剧团,去北京学画。父亲不同意,想给他十几万,让他开服装店。这一次,宁浩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执意去了北京。走之前,父亲给了他2000元钱,想着宁浩花光了就回来了。

在北京,宁浩很快发现自己没法成为画家。他参加成人高考,体检时,得知自己是色弱。“我都画了快十年了,突然告诉你你画不了画,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诞的,上帝跟你开了个玩笑。”这情节很像多年后宁浩自己电影里的梗,心酸、绝望但又让人忍俊不禁,笑过之后又有点眼眶发酸。

宁浩开始将精力花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他和一个舍友学会了拍照、洗相,借了相机,自己出去贴小广告,拍人像,一个胶卷一百块。此外,他还干过杂七杂八的工作谋生:自行车装配、舞台美术设计、广告设计、记者。

一次跟朋友去蹭饭,认识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军。搭上话后,宁浩问刘义军,“能不能帮你拍一套照片?”刘义军说好啊。宁浩跑出饭馆,到隔壁小卖部买了一次性胶卷相机,在饭馆门口,给刘义军拍了张照片。

宁浩坐车回了太原,找朋友一起连夜修图,熬了一夜,挑出六张,重新抠图、换背景、制作。第二天赶回北京,托人把照片给了刘义军,当天下午,刘义军呼他见面,请他做新专辑的摄影师。

音乐圈找宁浩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又拍起MTV,客户有天堂乐队、孙浩、屠洪刚。一年之后,宁浩回到太原,将20万元现金堆在父亲的桌上,像一种胜利的宣示。

如今回头看,宁浩初到北京的经历,像是他日后作品和人生的某种隐喻:命运的快速变化,像他创作的故事一样有荒诞色彩。生存现实和艺术理想在他身上同时共存,两者冲撞时,他没有艺术家常见的纠结、扭捏,而是果断、迅速地选择先去解决钱的问题。

拍摄MTV的过程中,宁浩渐渐发现了对叙事的兴趣,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只不过,那时他依然不清楚,自己以后是做一个广告导演、MTV导演,还是电影导演。

在电影学院,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香火》,讲述了一个和尚为了修寺庙四处筹钱的故事,标准的文艺片。之后,宁浩又拍了《绿草地》,逐渐成为电影节的常客。他却很快厌倦了这种跑电影节的状态,一个情景日后反复被他提起:柏林电影节国际新电影单元放映时,宁浩数了一遍,台下只有40个观众,“我拍一个电影不是为了跑一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被更多观众看到。”

2005年,刘德华启动了“亚洲新星导”计划,在全亚洲范围内挑选了6名年轻导演,并资助他们拍摄电影。宁浩是被选中的导演之一。作为投资方的刘德华,不会给这些年轻导演票房压力,风险由自己承担。

当时,宁浩手上有三个选择。台湾的著名电影人焦雄屏要和他合作,法国一个基金项目也要找他拍片。三个选择里,“亚洲新星导”给的钱最少,但自由度最高。宁浩看中了这个“不管”,认为终于可以拍能获得更广泛观众的商业片,选择了刘德华。

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2006年,29岁的宁浩,凭借《疯狂的石头》成为影坛黑马,票房2300万元。四年之后,他又凭借延续前者风格的电影《疯狂的赛车》,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第四位进入亿元票房俱乐部的电影导演。

从艺术角度讲,宁浩对《疯狂的赛车》并不满意。他曾在与学者林旭东对谈时说,“一开始我就知道它有问题,它徒有技术没有灵魂”,但他也坦言,自己不排斥拍这样的作品,“一个人不能保证永远都有话要说,或者有时候你想说的话未必让你说。这种时候,做一些纯技术性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它有填充市场的功能。”

“票房又不是开矿”

宁浩公司的大厅,最显眼处悬挂着的电影海报是《无人区》。这是继《疯狂的石头》之后,他一部“有话想说”的作品,却长达四年无法上映。六年前,《无人区》历经风波终于上映,宁浩对媒体说,“从《无人区》之后,我想从建设性的角度想问题,虽然我知道这将非常困难。”

《无人区》过审之后,宁浩拍摄了《心花路放》。这部剧本三四个月写成,串联杀马特文化、云南艳遇、广场舞、剩女等流行话题,在艺术性上饱受争议,影迷发现宁浩影片中的尖锐和灰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都市题材,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斩获11.67亿元的票房。这得益于宁浩对当下中国现实和电影市场的把握。他曾提到,汽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从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于是公路片的出现有了可能。此外,如果他继续拍《疯狂的石头》和《无人区》那样的犯罪电影,最多覆盖占2亿~3亿票房的影迷级观众,而如果拍摄“一夜情”这类白领话题,则能覆盖大得多的市场,“是不是你也要照顾到他们,让他们看看你要说的东西是什么?”

“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说什么”是宁浩身上的一个魔咒,这成就了他,也磨损了他。宁浩在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盯着艺术性,另一双眼睛注视时代、市场的变化。他总是想在艺术和市场两端都兼顾。有时他能成功,叫好叫座,但有时也会失手。

虽然宁浩被看做票房保证,但他并不喜欢谈这个话题,他有时调侃,“(票房)差不多得了,又不是开矿”,更多时候直接表示自己“不在乎”。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埋头创作,忽视市场的导演,他对电影市场一直有自己的判断。

六年前,他提到,参照北美,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是枣核型结构,大片和小成本电影占少数,中成本电影占绝大多数市场。现在电影市场的发展与他的判断越来越接近,而他操盘的“坏猴子72变”和他拍摄的多数电影,多是中成本故事片。

可能唯一的例外,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相比《疯狂的赛车》《心花路放》这类迎合市场之作,《疯狂的外星人》明显投入了他更多精力。

早在2010年,宁浩就拿到了刘慈欣的《乡村教师》版权。为了筹备这部科幻片,他曾和妻子邢爱娜、朋友李修文去西北的甘肃、陕西,去找寻刘慈欣描写过的那类乡村教师,做采访。剧本几经修改,最后还是回到宁浩最熟悉的荒诞剧。最终的剧本,他将《乡村教师》中的荒诞性保留,内容则几乎重写了一遍,以至于刘慈欣一度觉得不必署自己的名,“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与以往宁浩习惯的中等成本影片不同,这部电影投资4亿元,其中特效耗资2亿元。《疯狂的外星人》春节档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都不太如意。它是一部商业片,又有鲜明的作者属性,在合家欢的春节档,这种结局似乎必然。

宁浩说,他短期内不会再拍有特效的影片了。“好像在干一个土木工程,觉得特别没意义”。他擅长和热爱的,还是那些中等成本的电影,正如他和“坏猴子们”所创作过的那些电影一样。

如今,令他声名鹊起的“疯狂”系列也宣告终结,“中国过去40年发展,我们用40年干了西方300年的事儿,它就存在各种冲突,就有荒诞性,当城乡结合部消失的时候,这种冲突、冲撞也就表达完了,疯狂的系列就说完了。”

现在,宁浩像坏猴子孙悟空一样,变化出导演和老板的双重身份,一个用来满足自己,一个用来探索市场,从那些他纳入麾下的坏猴子们的身上,能看出宁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法术,他点化了这些年轻导演,让他们能幻化出一些别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