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杨丽娟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三口之家、社会媒体，以及天王刘德华的荒诞悲剧。
那时，杨丽娟从未想到，自己只是想完成一个心愿，竟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她也从没意识到，那些拥有优秀品质，出众才华以及英俊外表的明星，其实也不是完美的“天王”，他们不过是理想的寄托，不该成为生活的全部。
2007年3月26日，杨丽娟正在香港尖沙咀一家酒店的狭窄客房中，做着关于刘德华的梦。
这样的梦，她已经做了14年。
熟睡中的她不知道，那时，自己的父亲正走向夜色中的尖沙咀码头。 而在此之前，这位68岁的退休高级教师在不远处的24小时快餐店中，写下一封以“刘德华，你以为你是谁？”为开头的万字遗书。
杨丽娟从未想到，自己只是想完成一个“见刘德华”的心愿，为何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杨丽娟第一次“见”到刘德华，是在16岁的梦里：“墙壁上有一张画，画像上的人头两边写着：你特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 当时，她的父母离婚不久，少女将梦境告诉一同生活的父亲。令她惊喜的是，父亲在那一晚，也做了同样的梦。
在杨丽娟看来，这场梦带着某种“神谕”。 因为直到后来某天，有朋友递给她一张海报，她才知道，那天梦中的人，是香港明星刘德华。
刘德华
她相信，自己与刘德华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感应”。 后来，刘德华不断出现在女孩的梦中，例如：杨丽娟在玩沙包，刘德华走过来，深沉而熟悉地看着她；
刘德华在山顶遇到杨丽娟，不由分说拉着她跑到小河边，含情脉脉地说：你都已经跑过我了，还跑什么；杨丽娟走进一个黑房子，里面放着一盘磁带，上面写着：你是我的女人。
在此之前，辍学2年的她足不出户，在家只做两件事：看电视、洗头。 刘德华仿佛是一道光，照亮了少女的心。
少女杨丽娟
最初，她像一般追星族那样，买偶像的磁带、海报、光盘，关注偶像的最新动向。买来的海报，被她精心贴上墙壁，那面墙的另一边，是她还在上学时得过的奖状。 渐渐地，墙上专辑封面、电影剧照、甚至被精心剪裁的报纸，面积开始超过奖状；刘德华，也占据了她全部的生活。
杨丽娟越来越坚信，只要刘德华见到她，听她说完“梦”，也会发生所谓的“感应”。 1997年，20岁的她在父母的支持下，花9900元参加了一个香港旅游团去见华仔。那一年，她父亲的退休工资，是每月2050元。 斥巨资赴港的结局令杨丽娟失望。但她似乎从不灰心。在探听到华仔住所后，她与父亲踏上旅程，却再次“无功而返”。
除去香港，刘德华在内地有任何活动，杨丽娟也都会追随。车票、机票、餐饮、食宿，没有工作的她全部仰仗父亲的支持，杨家的家底儿已经被掏了个干净。他们卖掉住房，一家人搬进月租400元的破房子里生活。 即便如此，杨丽娟和她的双亲，仍没有放弃“希望”。
杨父希望借助媒体力量，完成女儿心愿
2003年，杨丽娟再次奔赴香港。这一回，她口袋里揣着的，是父亲千辛万苦筹来的钱，为了这些钱，杨父甚至动过卖肾的念头。
当时她曾“劝”过父亲：“我觉得你最好去借，卖肾还是太危险了。”但她似乎没有想过，正是借不到钱，父亲才会想到卖肾的。
除此之外，26岁的她也未曾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钱是一方面，当然医院也不会要我的肾。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刘德华知道，我女儿为了见他，究竟付出了多少。”
父亲的用心的确奏效，刘德华通过媒体知道了杨丽娟的名字，但杨丽娟得到的却是来自偶像工作室的严厉规劝：“这样的行为不正确、不正常、不健康、不孝”，呼吁她停止此种过火行为，见面再次失败。 但在3年后，杨丽娟还是拿着父亲为她借来的1.1万元高利贷，出现在了香港华仔天地。
这一回，她见到了心心念念13年的偶像，刘德华。
而在这次见面前，杨丽娟曾与父母到特区政府总部静坐。因见明星而请愿，在特区历史上，是头一遭。 最终，在某家媒体的帮助下，杨丽娟被带进见面会。 但在有着400多名歌迷的现场，她与偶像的接触，只有按下一次快门的时间，与她所设想的“短短十分钟单独接触”有着太大的差距。 见面“失败”的杨丽娟带着悲愤，回到位于尖沙咀的狭小旅店。
那时的她不懂，一个人有心愿不是错，也不知道为这个心愿所付出的代价，自己是否能够承担。
当她再一次在睡梦中见到刘德华时，她的父亲，68岁退休高级教师杨勤冀，在一家快餐店写出以“刘德华，你以为你是谁？”为开头的万字遗书后，纵身跃下香港天星码头。
这一年，是2007年，杨丽娟30岁。
至此，杨丽娟“见刘德华”的“征程”，被画上一个潦草的句号。 然而杨勤冀遗书中“我死了，你刘德华还要见我们孩子”的句子，注定了杨丽娟的故事，还将继续。
她注定难以逃离社会与媒体的目光。她家庭的一切过往，都被呈现在世人面前。
了解杨家状况的人曾说：“杨丽娟能做出这种事，我不奇怪。他们其实只是在做自认为对的事情。”
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兰州阿干镇，上世纪50年代，它曾因煤炭产业繁盛一时。但在2000年之后的某篇报道中，这里被比作“寂静岭”：
阿干镇
“惟一的电影院已经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厂，跨进院子，迎面三个斑驳的大字“观人子”——它的前身是“观众您好”，这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最繁华的街道铁冶街粗看上去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他们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这座小镇曾负责供给兰州城区的工业与采暖用煤，那时，自豪的阿干镇人口中传颂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后有兰州城窝窝”的俗谚。 3岁便移居兰州的杨丽娟不曾见证阿干镇的变迁，但这里给她的家庭，早已刻上深深的烙印。 母亲陶菊英没上过学，她出身于矿工家庭，家中兄妹7人，条件十分拮据。
23岁那年，陶菊英结识了大她14岁的阿干镇中学教师杨勤冀，不久，两人结了婚。 这是为生计所迫的婚姻。陶菊英看不上相貌普通，又年长太多的男人。杨勤冀家中曾发生的“很不好的事”，也让她感到惶恐。很不好的事是：杨勤冀的弟弟，砍死了他的母亲。 但陶菊英在父亲以“他是个老实人，好歹有个正经工作，还有城市户口”的规劝下，还是嫁了。
杨丽娟与母亲陶菊英（右）
婚后第二年，女儿杨丽娟出生。38岁的父亲杨勤冀将之视为珍宝。
为让女儿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带着妻儿住到兰州的父亲家，每天坐通勤车往返阿干镇和兰州，一来一回，需要2小时。但那时杨丽娟每天都会在楼门口等着爸爸回家，那是杨家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95年杨勤冀提前退休，这样的每日“迁徙”，才终于结束。 杨勤冀办理退休，是为照顾女儿杨丽娟。 那时，女孩辍学在家，已经一年。 没人知道她究竟为何辍学，只听说杨丽娟给父母的理由是：“学费太高，一学期80元；想多一点时间陪母亲；以及自己在学校里总是被同学利用。”
虽然她口中的“利用”，只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但在此之外，是否还发生过什么，女孩没有讲过。 在她半年的哀求后，父母心软了。 做中学老师的父亲，亲自去学校把女儿的决定告诉班主任，被问及为何退学时，他喃喃自语地回答：“孩子不想读了，我有什么办法。”
杨丽娟让父母没办法的事，还有很多。但最终事情的结果，都遂了她的愿： 比如曾经某次，她对父亲说想喝红牛，那时杨勤冀已是身无分文，但杨丽娟还是喝到了，那罐饮料，是父亲偷来的。 “只要女儿高兴，当爹的做什么都行。”杨勤冀昔日同事曾如此回忆。
那时杨丽娟只是理所应当地享受着父亲的好，她从未意识到或许只有自己的“高兴”，才能让父亲找到人生意义：在学校难以升迁，被妻子看不起，而邻居间关于他婚姻的闲话，更是让他抬不起头，只有女儿是有“理想”的，那他的理想，便是让女儿“高兴”。
只是杨丽娟的“高兴”，从曾经的一罐饮料，变成了如今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最后，事情终于走向了那封万字绝笔书中的，“不忍心看孩子痛苦，我以死抗议 。”
而在那之前，老父亲一直相信，只要见到刘德华，一家人就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了。
可惜父亲的以死抗议，并未让杨丽娟得偿所愿，她反倒被一把推下舆论泥淖，而后在其中有时奋力挣扎，有时自愿沉沦。
其实，追星这些年，杨丽娟与媒体的关系，类似“共生”。 她会“聪明”地询问记者来自哪家媒体，影响力如何，也会通过媒体“引导”舆论，以此达成见刘德华的目的。她几次去香港，部分车旅食宿，也来自媒体的资助。而媒体将杨丽娟视为新闻制造器——刘德华、疯狂追星女，如此“自带流量”的组合，自然是最好的新闻来源。
但那时她从未意识到，个体在舆论面前会如此渺小。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但最终却会被它的力量带走，遍体鳞伤。 日后，有媒体人这样反思：
“媒体乐于见到杨丽娟的疯狂，以追求更加疯狂的新闻。漠视杨丽娟的悲惨，为获得独家新闻，他们卖力地煽风点火，在其怂恿，推动下，杨丽娟一步步朝着媒体‘设计’的道路走去。”
的确，父亲的死，把杨丽娟推向了更疯狂的境地。 她有时会在媒体镜头前喃喃自问：
“如果我们不见他，爸爸是不是不会死？”继而大声声讨刘德华，要求他向自己的父亲道歉，再给她一个小时的见面机会，“姓刘的，你必须见我！这是我爸爸的遗愿！”
在父亲死后，杨丽娟对刘德华的称呼，换成了“他”，在愤怒时，会用“姓刘的”来指代。 30岁的杨丽娟有时也会沉浸在崩溃中，大喊：“爸爸，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啊。我该怎么办啊。”
以及直到现在，她在采访中仍旧流露出对采访者动机的怀疑：“你们不是他的说客吧？你们会不会害我？”
她之所以如此怀疑，是因媒体曾“害”过她： 几年前，某电视台一名文化娱乐记者曾向杨丽娟承诺，会为她见刘德华牵线搭桥。最终却杳无音讯，甚至请来一名刘德华的模仿艺人对她进行“侮辱”。
在那名记者口中，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他的确曾出于对杨丽娟的同情，联系过刘德华经纪公司，但对方给出了“不提倡、不回应、不见面”的回复，为帮助女孩走出来，在第二次采访时，他带去2名心理医生，还教她上网，唱卡拉OK。第三次，他带去了跟刘德华长得很像的吴可。吴可以模仿刘德华为职业，觉得“自己长得像刘德华，也许可以劝劝她”。
事件的出发点与真相，只能任由大众揣测拼凑。但媒体从她身上所获得的新闻价值，显而易见。 但在某些还算熟识的记者面前，杨丽娟还是会放松下来。她坐在床上抠着手上残留的指甲油，“爸爸走了，我身上不能带红色。”或是让记者帮忙带一份盒饭上来，然后给宾馆走廊另一头的母亲送去。
当然，这一切的细节，最终都会被写进一篇篇报道，以飨读者。而这些报道，却大多集中于娱乐版面。
为数不多的一篇严肃报道的标题，化用了刘德华在事件发生后日记中的一句话“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那位记者还写过另一篇小记，标题为《“我”懂得他们伤悲》。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她们跟小老百姓没有区别，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刘德华有关。 这篇报道发布在那一年的年底，那时，杨丽娟和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已经回到兰州。 她依旧保持着半年前的愤怒，认为刘德华对不起自己。她不知道的是，在事件发生后有无数粉丝对刘德华以死相逼，她也不知道父亲最后借的那1.1万元高利贷，是刘德华为她还清的。 唯一清楚的是，她在日后的网络舆论中，注定难以摆脱疯狂、偏执的标签。
杨丽娟已经成为一个扁平化的符号。媒体习惯把她与刘德华放在一起，她身上牢牢粘着刘德华以及疯狂追星族的标签。
事到如今，她的名字还会时不时被加入有关追星报道的标题：xxx会不会是下一个杨丽娟?
但有没人想过，这些疯狂，究竟缘何而起，杨丽娟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一个人的悲剧，绝不可能独立发生。
不久前，杨丽娟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人们发现，这些年，她的确成长了。 “我在外界，一直是被人误解的形象。”四十出头的她独自倾诉着。 现在，她带着母亲住在年租金1000元的廉租房里，平时在一家超市做促销员，每月2000元的工资，虽不高但也足够维持生计。
这份工作最让杨丽娟开心的是，老板同事都将她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如今在厂家以及同事眼中，她是金牌推销员。 “她够努力，够勤奋，亲和力也很强，特别喜欢笑，所以业绩特别好，厂家都喜欢找她做促销。”
闲暇时，杨丽娟会去合唱团，偶尔也去做些义工。她渐渐意识到媒体力量的可怖，这些年，她拒绝了无数次采访。 12年前的风暴过后，杨丽娟只想过好简单的生活。
她不看电视，不上网，尽可能地让外界与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 这一次，做出接受采访的决定，杨丽娟用了三个多月。
那段犹豫的日子里，她身边有人鼓励她向公众说些心里话，让大家看到如今的她有多努力地活着；但也有人劝她和媒体保持距离，让过去的成为过去，不要再提起，以免再次受伤。 她不断地纠结徘徊，试探退缩，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相信。 在鲁豫面前，杨丽娟第一次让公众看到自己的生活状态。
鲁豫为她总结：“屏蔽了外面的世界，是平静的日子。”
听到“平静”二字，杨丽娟仿佛来了精神。回问道：“你认为这样好不好？”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漠然，语气中带着期待。 当得到“我不认为这特别好”的回答时，她脸上的期待又消散了，像要掩饰失落似的，伸出手去理了理头发。
“但如果这种状态让你舒服，也很好。”人们不知道杨丽娟是否听到了这句补充，因为当鲁豫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神，已经落到了车窗外。 如今，她不再听刘德华的歌，也不再骂他，更不再执着于要见上一面，为自己辩白当年的举动并非“不忠不孝”。
在几年前，她也曾2次登上某节目，以洗心革面的励志姿态，去开导其他沉迷追星的年轻人。 然而当杨丽娟问出：“十几年了，有没有人真正关心过，这个真实的我，现在还好吗？”时，人们忽然发现，句子中的“有没有人”，其实指代的，还是刘德华。 杨丽娟终究还是没有彻底放下。
但鲁豫问到“如果再来一次，还会这么选择？”的时候，她摇摇头，说：“不会了。”
说这话时，杨丽娟的面前是滚滚黄河，她父亲的骨灰，就被洒在里面。父亲走后的这些年，她看清了，其实所谓“天王巨星”，也是凡人。 中元节，她带着一束黄色的菊花前去祭奠，花瓣随着黄河的波涛，漂向远方。
她不知道父亲是否会听到她的回答，也不清楚父亲是否会知道，在他走后，自己曾无数次在梦里说：“爸爸，你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杨丽娟如今只是感谢上苍，不曾将她丢弃，让她还能看到绿树，听到鸟鸣。还给了她机会，在后半生慢慢成长，能够照顾母亲，扛起属于家庭的一点责任。
她感恩自己最终走出了那段幻想，幸运地回到现实“人间”，去面对鸡毛蒜皮，繁杂琐碎的一切，并在其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热情可靠的推销员、优秀的合唱团员、尽心负责的女儿，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平凡人杨丽娟。而刘德华，不过是她年轻时美好却又痛苦的一场梦而已。 这些年，杨丽娟总会想到那句歌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其实这曲中真意，她在很早之前，就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