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宋代高僧慈云遵式历史价值的“再发现”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起步于近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渐趋繁盛。然而,一方面,研究框架仍以佛教宗派为主,另一方面,对宗派的研究多聚焦于在佛教思想上多所创发之人物。

具体到宋代天台宗史的研究上,与山家派代表人物四明知礼相比,慈云遵式受到的关注并不多。慈云遵式(964-1032)是北宋天台宗山家派高僧,浙江宁海人,一生著作宏富。他的著作为自宋以降的佛教忏仪提供了规范,并为净土理论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目前针对遵式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忏法思想、礼忏实践等方面。在佛教中国化的视阈下重新审视和挖掘遵式在宋代天台宗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成为遵式研究的可能突破点。

有鉴于此,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禅寺、栖心图书馆特别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台湾)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在慈云遵式(964-1032)诞辰1055周年之际,于2019年11月9日至10日举办了以“慈云遵式与宋代天台佛教”为主题的“第三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30多位两岸学者齐聚一堂,展开对遵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研讨,借此重估遵式的历史价值。

研讨会现场

天台宗: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佛教自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从思想的层面看,佛教经历了汉代佛道、魏晋佛玄、南北朝格义与学派化的发展阶段后,在隋唐时期趋于繁荣,陆续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为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由隋代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较早形成的深具民族化特征的宗派,自成一套完整的高度组织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对隋唐以来成立的佛教宗派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宗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

天台教义以定慧双修、止观双运为核心原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偏废。本次研讨会有多篇论文就天台宗创立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展开讨论,如尚永琪(宁波大学,《古代政治事件解读的文本陷阱:以前秦对龟兹的征伐为例的探讨》)、刘泳斯(中央民族大学,《天台宗的地域化:从慧思大师宋代以来的传记演变看天台佛教地域化特征》)、伍先林(中国佛教研究所,《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双美思想初探》)、刘振(台州学院,《天台智者大师“佛意”思想辩证》)等。其中,刘泳斯通过梳理南岳慧思的历代传记特别是宋代以来传记材料的演变,发现天台宗在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同于全国流行的佛教宗派义理体系构建,而是佛教在地方社会实际的生存发展,从历史声望乃至庙产归属。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台宗乃至于中国佛教也是一个复数,是由一个个不同的地方佛教构成的,具有地方多样性的中国佛教。

天台宗在宋代的新发展

天台宗历经隋唐两代的发展,在唐末五代的衰落后在宋代重新得以复兴。天台宗发轫于天台山,浙江特别是浙东地区自古以来即是天台宗弘扬与传播的重要区域,也是宋代天台宗复兴的主要区域。在宋代,浙东地区聚集着众多的天台宗高僧,如宝云义通、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净觉仁岳、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石芝宗晓、志磐等,他们为促进天台宗在宋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除对本届研讨会主题人物慈云遵式的研讨外,许多学者涉及到天台宗在宋代发展的其他人物、著作及事件,它们均与浙东有着不解之缘。如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高丽义通与宋初天台宗之中兴》)、赖贤宗(台北大学,《天台止观通明禅的创发与其在宋代的发展之诠释》)、林志钦(真理大学,《志磐所依据之典籍考察》)、张云江(华侨大学,《宁波延庆寺的“十六观堂”》)、楼正豪(浙江海洋大学,《里的天台宗世界》)等。其中,张风雷讨论了慈云遵式的老师高丽天台宗僧宝云义通的生平、思想及其对天台宗发展的重要贡献,谓之“继往圣之绝学,开中兴之新局”。最后指出知礼与遵式的所言所行,是“接着”义通的所言所行而加以发扬光大的;他们所成就的,正是义通未竟之事业。

慈云遵式历史价值的“再发现”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慈云遵式与宋代天台佛教”,多数论文专就遵式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下面按主题分类概述。

遵式与忏法。天台宗不仅丰富了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哲学思想,其对中国佛教的另一大贡献是丰富了仪轨内涵,天台的忏仪成为中国佛教的宝贵财富。而在天台忏仪的发展史上,遵式起到了关键作用。遵式被称为“慈云忏主”,他毕生致力于实践和弘扬忏法,把忏法变成了一种普及于僧俗的修行方式,由此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忏法思想与实践,影响至今犹存。忏法为何会在宋代天台宗中勃然兴起?原因或如吴忠伟教授所言,伴随着唐宋社会形态转折,宋代佛教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转而致力于拓展“社会”领域空间,寻求以“制度”性职能的方式落实其对俗世的参与;此于天台宗来说即表现为,通过“山家山外”之争确立了以“忏法”为主要行法的职能定位。

遵式留下的忏法仪轨文本很多,此次研讨会有多篇论文具体讨论了遵式的忏法文本,其中的“净土忏”尤其引人关注。《往生净土忏愿仪》是遵式撰述的净土类忏文,被称为“大净土忏”,黄夏年(中国社科院,《慈云大师与》)将其与《法华三昧忏仪》进行比较,考察了该忏文的来历及其影响,指出今天中国佛教净土宗成为与禅宗并列的一大宗门,念佛修习净土宗的信众成千上万,此与遵式的推动有重要关系,也离不开《往生净土忏愿仪》的作用。心悟(杭州佛学院,《基于遵式大师大小净土忏理论模型的关系研究》)认为在天台忏仪系统内,每一独立忏仪皆以十科行法为主要内容,未在原版基础上改编形成独立小仪轨。但遵式所作的大小净土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作者从内容关系、对机关系、修行关系、效用关系等多维度探讨二者的关系,认为小本是大本的简行,大本是小本的深化。徐爽(浙江理工大学,《大悲忏、净土忏的制作与流行》)指出宋代所流行的天台忏法主要是知礼、遵式应时代所需撰制的新忏法大悲忏和大小净土忏,其特色是将修忏灭罪思想与观音救苦救难思想、念佛往生的净土思想衔接起来,忏悔仪轨与观音信仰结合成为大悲忏、与净土法门结合成为净土忏法。

关于《金光明忏法补助仪》、《请观音三昧仪》等忏法文本,也有学者专文探讨。正持(南华大学,《遵式之观行方法探析》)首先介绍了《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及其组织结构,探讨了遵式制作《补助仪》的原因,《金光明护国道场仪》与《补助仪》的关系,其次针对目前学界对十科事仪的讨论,偏向于事仪的说明,忽略对理观运想的部分,探析了《补助仪》的观行方法。郭秀年(法鼓文理学院,《慈云遵式的观音法门:以为主》)通过对《请观音三昧仪》的分析指出,有别于当时重视隐居、止观实践与严谨持戒的天台山外派,遵式的观音忏法或往生净土忏仪都结合当时的社会型态,提供一种适用于现世僧俗大众可以共修的佛教修行法门。另有李万进(四川师范大学,《遵式天台忏法思想研究》)、善觉(戒幢佛学研究所,《略探慈云遵式的忏法思想》)等亦就遵式的忏法思想展开探讨。

此外,陈英善(法鼓文理学院,《慈云遵式于天台止观之运用——以食观法为主》)指出在慈云遵式的诸多论著中,有不少篇幅讨论与“食”相关的文章。而有关慈云遵式的食观法,基本上乃依循于南岳慧思的食观法,且广运用天台智者的三谛三观。由此可知,慈云遵式的食观法,与慧思、智者大师之密切关系。吴忠伟(苏州大学,《从“施食观想”到“诚敬感格”——遵式、朱熹与宋代人/鬼沟通论对论》)认为“施食观想”济拔“恶鬼”是宋代天台忏法职能的突出表现,遵式是这一行法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相对于天台宗人以“实证”的“施食观想”济拔“恶鬼”,沟通人/鬼世界,宋代理学家在“鬼灵”世界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回避或犹豫:一方面在理论上,理学家用“理气”论来解释“鬼”,但又抱着“存而勿论”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则又重视“祭祀”,通过“诚敬感恪”而沟通人与祖灵。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论慈云遵式的“改祭修斋”》)指出遵式提倡将中国民间信仰祠庙中的血食祭祀改为素食斋供,是佛教对民间信仰的尝试性改造,为中国宗教祭祀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的思维逻辑。

遵式与净土信仰。北宋天台宗呈现出台净合流的思想倾向,这在知礼、遵式等天台宗僧身上有明显体现。尤其是遵式,在中国净土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净土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研讨会有多篇论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例如,王公伟(鲁东大学,《慈云遵式与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展》)指出遵式将净土思想引入天台忏法,规范盂兰盆、放焰口等仪轨,为净土宗注入新因素,同时弥补净土宗的不足,是净土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焕忠(苏州大学,《慈云遵式的净土信仰》)指出遵式在终极信仰上归趣弥陀净土,并从依经立信、切愿往生、观想正行三个方面解读了慈云遵式的净土信仰。李想(中国社科院,《从慈云遵式到灵芝元照——宋代天台系“唯心净土”叙事的构建及特点》)认为遵式的净土论述得到了灵芝元照的学习和引用,并由此发展出元照独特的唯心净土观。赵伟(青岛大学,《遵式台净合一的护教观》)重在论述遵式的台净合一,及为天台宗争取发展空间所做的努力。

遵式与天台教义。以往学界倾向于认为,遵式与知礼相比,对天台教义的创发不多,更侧重于天台实践即忏法的弘扬,故对遵式的天台教义研究不多。实际上,遵式也是位精研天台教义的义学僧人,其忏法及其他实践活动中都蕴含着其对天台教义的深刻理解。多篇论文就此问题进行了论述。可祥(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禅寺,《慈云遵式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初探》)认为遵式在其净土念佛忏仪及净土相关撰述中始终贯彻着天台圆教思想,其“圆融说”“实相义”和“一念心”,都是在天台“性具”学说理论基础上的展开。杨浩(北京大学,《慈云遵式天台思想探析》)在综述遵式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遵式虽然一生重点在于天台忏法的研究与天台思想的宣讲,但从遵式后世所编订的文集《天台别集》中,也能看出遵式在继承天台思想的同时,在心性、止观、法界、佛性等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黄国清(南华大学,《天台圆教的趣入之道——以慈云遵式与为中心》)指出遵式对圆教法义只给出精要说明,侧重以实修进路来趋向实相领悟。他以一念三千与三谛圆融等精要实相法义为根据,论说礼忏行法与念佛法门作为圆教趣入之道的深层原理,使其成为趣入中道实相的可行方法。

遵式与《注肇论疏》。关于《注肇论疏》的作者是否是慈云遵式的问题,也是此次研讨会颇受关注的议题。历来学、教两界皆认为《注肇论疏》的作者遵式即是慈云遵式,丁建华(浙江工商大学,《空有之辨:论慈云遵式对的诠解》)即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遵式对《物不迁论》的解释思路,认为遵式以如来藏系理论背景诠解《物不迁论》,展现其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的“不迁”理论。然而,杨玉飞(宜春学院,《遵式的历史定位》)却指出,考诸慈云遵式的传记及相关文献,未能发现其著《注肇论疏》的踪迹。那么,《注肇论疏》是否为慈云遵式,抑或另有其人?日本学者虽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但由于证据不足,最终结论仅停留在怀疑阶段。作者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指出《注肇论疏》的作者并非慈云遵式,而是另外一位圆义遵式。如此说成立,慈云遵式在天台宗的历史地位及《注肇论疏》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需要重新对待。

遵式的其他面向。杨维中(南京大学,《宋至明清苏州北禅寺的天台宗传承》)认为北禅寺与天台宗的传播特别是遵式系统有直接关联。慈云遵式弟子思永在苏州圣果寺传播天台宗教义和忏法,后有净梵随其学习,于苏州北禅院弘传台教。慧观(杭州佛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空华”譬喻及其相关问题——以解读遵式所见“捏目空华”为目的》)通过梵语考察了遵式《南岳禅师止观序》中“捏目空华”的词汇来源和形成过程,顺带考察了作为后续延伸表现的“捏目生花”乃至其缩略形式“生花”等对日本等海外所产生的影响。陈坚(山东大学,《“生命的尽头是一束花”:遵式大师中的“死亡美学”》)认为遵式的《遐榻铭》是佛教“死亡美学”的巅峰之作,遵式的“遐榻”透露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审美气息,而这种浪漫主义的审美气息与佛教的“涅槃”境界密切关联,遵式在“遐榻”中实现了美丽的“新生”。张凯(宁波大学,《北宋天台宗的放生实践:以慈云遵式、四明知礼为中心的考察》)指出中国佛教的放生实践与天台宗僧的推动密切相关,慈云遵式、四明知礼利用与精英士大夫的交游先后促成了将杭州西湖、四明南湖立为放生池的善举,开启了佛诞日放生为皇帝祝寿的先河,使放生活动逐渐扩展为一种政治传统与地方民俗。此外,遵式《放生慈济法门》、知礼《放生文》所制定的放生仪轨,也为后世的放生实践提供了较为规范的仪式范本,影响至今不衰。骆海飞(苏州大学,《存存乎经教,绵绵乎佛道:慈云遵式与台宗典籍的入藏》)分析了经由遵式的努力使天台宗典籍文献收编入藏的经过。慈云此举对天台宗意义重大,不仅完好地保存了天台一系的教法理论,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弘传了台宗的止观法门。此外,遵式还创制了藏经解题专目,开启了藏经目录编纂的先河,在佛籍专目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姚彬彬(武汉大学,《与遵式之文本比较》)比较了二文关于饮酒戒、食肉问题及杀生戒三方面内容之同异,侯广信(南京行政学院,《慈云遵式之儒佛思想初探》)利用《圆顿观心十法界图》《嘱弟子送哀》《往生西方略传序》等文献分析了其儒佛思想。

“佛教中国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本次研讨会是七塔禅寺继2017年“首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唐宋天台佛教”、2018年“第二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四明知礼与宋代天台佛教”后举办的“第三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8篇,前二届研讨会的论文集均已正式出版,在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在发言中表示:“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磨合、相互吸收的过程,形成了有别于印度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这其实是佛教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既是佛教所处时代的要求,又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佛教中国化研究中心’,希望借助佛教学术界的力量,着重对佛教义理阐释现代化、佛教制度建设现代化、佛教组织建设现代化,佛教寺院管理现代化等议题展开研究。”七塔禅寺将依托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栖心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秉持“学术至上,交流互鉴”的宗旨,立足浙东,面向东亚,着力打造天台佛教学术研究与交流的优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