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来了，头上戴了顶纽约洋基棒球队的鸭舌帽，穿着黑白条纹的Polo衫和黑色运动短裤。衣服应该过了多次水，有点儿懈。我下意识地看了眼他的脖子，没有大款或伙夫的赘肉。
“你本人可比电视上瘦多了”，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范伟坐在廉价的人造皮革沙发里，握着麦克风，依次扮演外卖小哥、消防员、保镖、厨师……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浮现在他的表情上，这些表情不能用准确来形容，他演唱时的表情与他电影中的演技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但他努力地唱着演着，配合着摄影师拍他唱歌时的状态。他选了《大约在冬季》《咱当兵的人》这些老歌，唱得陶醉，演得也陶醉。表演于他，用东北话来说，就是命根子。
至于他扮演的角色，其实没必要在这里浪费笔墨，彪哥、药匣子、大忽悠……要么是看似精明的愚蠢，要么是看似愚蠢的精明。他们个个生动，却又如此不同。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个安静谦卑的人，滴酒不沾，厌烦交际，为人实在，不打诳语。
在影视圈儿，他是大家公认的“好人”。2016年他摘得金马奖影帝时曾说：我们都讲究个人情世故，但我觉得，人情可以有，太世故不好。在鲜衣怒马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他的淡泊与纯粹，让他看起来像个异类。他好像时刻都记得自己走出来的那片黑色的发亮的土地，一切成就来自这里，也将归于这里。
一头磕在那，算入了行
范伟1962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在那个“艰难探索”的时代，父母把他送到了农村姥姥家住了两年，那时的他4岁，正是学话的时候，东北的农村土话给他启了蒙。村里没什么文化娱乐，只能听广播，在各种口号和样板戏的间隙中，偶尔会放段相声，他喜欢听这个。
到了适学的年龄，范伟被父母接回了沈阳上学。这座城市刚刚在激情的硝烟中复苏过来，收音机里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沈阳大工厂的烟囱又开始冒烟了。16岁那年，通过亲戚，范伟找到了沈阳曲艺团的陈连仲老师，拜他为师学相声。
老师说，孩子你说段东西给我听，范伟便用自己的农村土话说了个相声小段，老师蹙着眉毛直摇头，说：“孩子，你条件一般，我尽量教你，能教成我就带着你好好学，教不成，就算了，要有准备。”
听完这话，范伟一头磕在地上，算入了行，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是不是那块儿材料。
1983年，范伟考入沈阳曲艺团，成了一名相声演员。进团之前，17岁的范伟先在葫芦岛、铁岭剧团边演出边学艺。在外面转了几年，每年只有春节时才能回一趟家。
因为年纪小，而且听话懂事有眼力见儿，团里的哥哥姐姐待他都很好——谈恋爱都找他帮忙递纸条。回沈阳后，他就没那么轻松了，相声论辈分，那时的他是团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写相声剧本的编剧只有两个，像范伟这种辈分的压根儿拿不到相声本子去表演或者比赛，范伟开始试着自己写。
他开始看《小说月报》《人民文学》，那时最好的中篇、短篇小说都在这两本刊物上。有一天他读到一篇用日记结构写的小说，他想，如果用日记写个相声会怎样呢？作品很快就写出来了，叫《一个厂长的日记》。讲的是工厂里书记和厂长的故事，厂长嫉妒书记的才华，但表面装作跟书记很亲近，而背地里用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记录下来。
“为了筹备1986年全国相声大赛，团里开了好几次作品研讨会，我的作品也混在其中。团里特意请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管曲艺的编辑来选作品。当时中央电台里的人对我们下边的剧团来说，那就是金口玉言，了不得啊。
我们挨个儿给他读自己的本子，让他做初选。我那本子是小说改的，它就不是相声题材，没包袱，不好玩。但因为本子是我自己写的，读起来是抑扬顿挫，绘声绘色。
中午我们团里领导陪这个编辑吃饭，他就问团长，那个小胖子是新来的吧？团长说，是，刚来两年。他说：我看这个小伙子读稿子那个感觉不错，分寸把握得好。这孩子，会有点儿出息，你们得好好培养。”
就因为这一句话，范伟破格儿被选上参加1986年的全国相声大赛，还得了个不错的奖。“其实我那个本子根本不行，团里另挑了一个别的相声段子给我去参赛。我那个‘日记相声’到现在还压箱底儿呢，根本没演过。要不是那位老师那句话，这机会压根儿轮不到我。”通过这次机会，范伟成了团里的骨干。
你不觉得《卖拐》是中国版的《地下》吗？
范伟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些陈年旧事都静静伏在一摞摞的笔记本里。作为处女座，他坦言自己有点儿强迫症，“一天要是不琢磨点事儿就觉得白过”。20多岁的时候，他总对自己不满意，纠结哪场演出表现不好，无论想通还是想不通，都写在日记里。
30多岁的时候，遇见了赵本山，开始了他众所周知的小品生涯，演出多了，一切都要台上见了，感想不怎么写了，只记每天发生的事。如今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该记的事就更少了，干脆琐碎地敲在手机备忘录里，那些之前很看重的东西，反倒觉得淡了。
除了记日记，范伟也爱观察人，“过去我爱观察人的幽默。我发现不管是什么幽默，都来自于人本身的性格。有的喜剧性就在于，把它放在一个尴尬的环境里头，就会造成一种特别可笑的情境，我喜欢观察这种。”
《卖拐》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范伟朋友身边的真事儿，他听到后觉得好，便把素材给了龚凯波，龚凯波把初稿整了出来，何庆魁做了修改，尹兴军成为了小品的导演，结果这部小品给了范伟响遍全国的名望——大忽悠，这句蹩脚的满语，也成了全国人都会用的流行词。
但也有质疑的声音，因为在此之前，范伟和赵本山搭档的小品大多针砭时弊，村长、乡长、商人是他们讽刺的对象，而《卖拐》则讽刺的是底层平民，平民嘲笑平民，显得有点儿不厚道了。范伟当然听过这类批评的声音，但他很严肃地和我说：“你不觉得《卖拐》是中国版的《地下》吗？”
《地下》，这部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电影，可谓影史最荒诞的喜剧之一，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用最无厘头最戏谑的手法狠狠嘲笑了自己国家那段荒唐的历史——充斥着骗子、乌合之众的乌托邦，这让它看起来仿佛奥威尔《动物农场》般的寓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卖拐》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几年后，范伟逐渐疏远了喜剧圈儿。“年龄大了，演的东西多了，就更愿意观察人性中的那种复杂。观察得越多，越能感受到这种复杂。”“越来越觉得演人物就是在演人性，你对人性琢磨得复杂了，再去演色彩单一的人物，就觉得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
2004年他拍的《看车人的七月》拿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影帝。这部写小人物的尊严和希望的电影让人们第一次看到范伟的另一面。“《看车人的七月》在国内也得了不少奖。得奖不是说我演得多么精彩，而是因为无论评委还是观众，大家一看，哎哟，他换了个样儿，他竟然能演个这样儿的！比较意外，有突破，于是就把奖给了我。这些认可让我美了好一阵子。”
此后的他进入了另一条演员道路，陆续拍了《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南京！南京！》……他说自己演这类文艺片，
中间也经历了一道坎儿，“我接了部电影，当时感觉自己演得特别好。电影上映后，我带老婆孩子去电影院看。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自己演得特别别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太对劲。后来我问我媳妇儿，你觉得我演得行吗？她说还行。我说，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她说，可能跟其他演员比，你这劲儿使大了，调门儿高了。我媳妇儿很朴实的一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
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
范伟最喜欢的演员是达斯汀·霍夫曼，他甚至用“遥不可及”这样的词来表达敬仰。“大概齐的戏都能演，外在的戏最好演，霍夫曼的精彩在于的精准微妙、行云流水。有的好演员的演技还是可以学习的，但他的演技遥不可及。”也许这也是范伟所追求的。
2016年，他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贡献了非常成功的表演，这也为他捧得了金马奖影帝。
这部来自老舍的作品大胆剖析了国民性——不成问题的，倒成了问题；本来是问题的，却不被当成问题。范伟觉得丁务源这个角色适合自己，可遇不可求，即使这部戏只是电影学院的一个项目，他没谈任何条件就去演了。
“老舍先生的（这部）小说其实写得挺狠的，很犀利。那么一个本应丰衣足食的农场，最后败落了，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一种合力。”
拍之前范伟跟导演交流，导演说，他希望淡一点。范伟明白了，他的表演也要淡。范伟不想把丁务源塑造得太脸谱，“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点儿段位的生存高手，明白人之常情、虚与委蛇。他要用尽生存技巧保住自己的‘主任’宝座。因此，他要把人情世故弄得好一点儿，把工友们弄得舒服一点儿。
“演人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我总是要替我演的人物找逻辑，他无奈的地方，无辜的地方，没有办法的地方，那这个人物就丰富了，就不脸谱了。”
范伟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爱读鸡汤美文，比如《译林》《读者》上面的散文；后来开始读小说。范伟说“小说对塑造人物有帮助，东方哲学对表演也会有启发。”
拍《道士下山》时，陈凯歌导演要道具师给范伟和林志玲各拍一张照片，用作房间里挂墙的道具。照片选择什么表情，范伟被难住了。道具师说，为了保险起见，咱拍两种表情，一种是高兴的，一种是悲伤的。
拍完之后陈凯歌导演看了说，不要这样拍。要拍什么表情都没有的，目光放空的。拍好的照片后来挂在那儿，范伟发现，“当这个人物欣喜的时候，你看照片上的他似乎是在微笑，当后来这个人物很悲凉的时候，你再看，他内心似乎在哭泣。其实这就是东方哲学中‘空’的道理，就像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范伟是个好人，这是圈里公认的。范伟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以尊敬相待。至于在金马奖上说的“人情不世故”，他说，“我理解的世故，是术，是经过技术处理的那种人情礼往。太世故的人我不太喜欢。”可是他也承认，用最实诚的态度与人交往也“的确有障碍，毕竟社会上有真有假有套路”。
范伟酒精过敏，滴酒不沾。在酒桌上，片儿汤话，他不会说，互动不起来，尤其一端起酒杯就更尴尬了，很多次对方听范伟说他不喝酒，脸马上就拉下来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想练练酒，练练应酬的能力，但没辙，练不出来。
范伟说自己很宅，他在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饭，“其实我算半个美食家，会吃，能吃出门道，我在外面吃好了一道菜，稍加琢磨，就知道大概的做法了，回家我就能做出来。”
除了演戏，过小日子也是范伟享受的。媳妇相夫教子，儿子独立做点小事儿。他欣赏儿子不靠他的名气在社会立足，对儿子的价值观“人没必要太成功，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也尊重理解，“为什么非要成功？船小好调头，上山难，下来也累，不如在半山腰吹着小风，看着风景，过点舒服的日子。”
范伟说现在的他总会回忆过去，而回忆最多的场景就是16岁拜师学相声，自己一个头磕在地上时师父的话：“孩子，你条件一般，我尽量教你……”
范伟说：“人就怕得意忘形，当我遇上好事，我会跟自己说，你条件一般，你有今天的好事，止不定哪方神圣罩着你呢，别太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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