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先生”龚克：学生是我最重要的产出
作者 | 康宸玮
本期嘉宾 | 龚克
出品 | 腾讯新闻×财约你
阳光透过南开大学校内白杨树的叶隙，衬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步履矫健，穿过这一片林区，来到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的墓碑前。他对路径的熟悉程度让人意识到，他已经来过无数遍。
他是龚克，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学校长。在南开大学，很多学生将他称为“男神”，年轻人会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在食堂等地偶遇校长的照片，脸上洋溢着笑容。
但他并不希望自己变成偶像。
在他心里，百年南开有太多真正可称得上偶像的人。提出“爱国三问”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站在那里便是一首诗”的叶嘉莹先生，相信“数学的菩萨是黎曼和庞加莱”的陈省身先生……
龚克站在墓碑前，目光扫及那一排排公式，语气坚定，“数学的本质是揭示自然的规律，而不是追求一个奖项。”
2018年，63岁的龚克卸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但他并没有就此离开南开，而是继续担任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之职。
以校长的身份，他和南开相处了2555天：“离不开了，精神上已经离不开南开了。”
提起龚克与南开大学的缘分，其实有比七年前就任南开校长一职更早的渊源。
扎根“允公”之风
龚克出身书香世家，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龚克从少年起就扎根允公之风，他在回忆中写道：“13岁的周恩来就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种家国情怀，我是从小就崇敬的。”
这就无怪乎，后来当龚克以南开校长身份为学生致辞时，总要提到校训“允公允能”。
在龚克的青春年华里，他无数次地翻阅《革命烈士诗抄》，因此对革命情怀的感受更加真实刻骨。后来在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龚克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同学们推荐《革命烈士诗抄》这本书。
在龚克眼里，南开大学有很多像周恩来总理一样把“允公允能”践行到极致的学子和大师。陈省身夫妇墓就在南开校园里，墓园像课堂一样，墓碑如同一块黑板，前面放了一些黄色椅子，同学们经过那儿的时候，就可以讨论数学问题。这些都是陈省身自己设想的，其人一生都活在数学里。
陈省身生前曾言，数学界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龚克深表认同，他认为学术不应该成为追求功名的工具。他说：“陈省身是沃尔夫奖的获得者。这是数学上的最高奖，但是它不是目的。”
龚克加重了语气，他对《财约你》说到：“如果我们把获奖当成了目的，好像我们做一个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而是为了得到那个奖励。怎么有利于得到那个奖励，我就怎么样来选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南开对此一以贯之，在龚克任校长期间，学校也将重心放在培养教师实际能力而非论文发表数量上，并为此引入了不少新的技术。例如当慕课教育出现后，龚克就非常支持。
龚克认为，这种远程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水平，也能提高教师的水平。当南开最优秀的教师在为学生上课时，也可以让经验相对少一点的教师看到。如此，教师便可以学习反思：优秀教师是这样教学的。
龚克同时非常期待，把多年的被动授课进行转变，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发展，未来势必会增强教师与学生间实时对话的能力。
提起龚克与南开大学的缘分，其实有比七年前就任南开校长一职更早的渊源。
“学生是我最重要的产出”
可发展很难兼顾所有方向，南开大学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保证大学能够有一个养静气而守拙的氛围，对论文就相对轻视，这些导致南开大学在学科排名上很吃亏。
龚克也常为此惋惜，因为排名容易造成的问题是忽视了不同机构的职责，例如南开化学院与清华化学系职责是不同的，但排名将他们拉在了同一个维度下做比较。
“至今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以大学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排名。但是也不能说这些排名完全没有价值，确实把一个学校的学术贡献表现出来了。学校要通过研究，让学生变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学生是我最重要的产出。所以怎么让排名科学化，通过逐步的改进，靠近我们教学育人的需要，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尝试。”
去行政化是龚克希望达成的另一目标。2015年，龚克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龚克这样解释道：“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为什么赞成？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我希望取消行政级别推动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作为一个抓手，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在学界里回响。
教育公平的“天问”
龚克希望做出转变的，不仅仅是南开一所学校。面对阶层固化这个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难题，让教育整体性地实现公平至关重要。
今年高考季的一个新闻事件引起了龚克的思考。河南的一位贫困生，高考志愿填的是北大，事实上他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差之甚远，可他偏偏符合专项计划。北大退档了三次，最后还是录取了这位学生。
网络上对这件事的讨论炸开了锅。很多网民觉得确实应该向贫困学生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倾斜，然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在质疑，这样究竟有没有保障高考的公平性。
作为教育工作者，龚克给出了更加明晰的答案。他说，“分数面前的不平衡，体现的就是今天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很多人看到了分数的不公平，但是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角度而言，这是我们能推出的有限的促进公平举措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快速扩招，包括如今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主招生制度，都在努力推动“不拘一格降人才”。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降低了大学的精英程度。龚克回应说：“如果今天的大学还维系着1977级的比例，可能学校质量会非常好，在国际上更有名声，但是从公平角度来看，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来看，那一步是我们必须迈的一步。”
大学门槛的公平仅仅是第一步，进入大学里面如何实现教育更多的可能性呢？龚克心中有几位人士，在向他心中的目标攀登。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前副校长施一公，他发起了由民间力量筹办的西湖大学，他们想做成的事情非常困难，但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多样性又不可或缺。
龚克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再往前走，就不仅仅是教育规模问题了，而是质量问题，是素质教育质量观下的质量问题。
迷恋新技术的酷大叔
工学出身的龚克还非常相信技术的力量——那是抵达教育公平的引擎。
今天全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是不能上网的。但是中国却做到了村村通网，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流传很广，叫《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讲的就是云南的一个贫困区的学生，由四川成都七中的老师远程授课，让这些孩子的成绩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这就是新技术带来的教育公平的希望。
龚克同样也理解如今很多人对技术滥用的担心，比如教室里的智能分析学生表情的摄像头，就让很多网友惊惧。
龚克说，只有制定规范才是让双方都能得到理想答案的办法。“问题没有出在获取数据上，而在获取数据怎么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定规范，这个规范要保护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安全，保护国家的安全。”
尽管已经满头银发，龚克并没有将自己与时代分隔开。恰恰相反，他一直在看着时代的潮水向何处涌动。这是他从年少至今，始终未变的信仰。
时间未能改写这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