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多读一点儿书后,看到的山河有何不同

多读点书,更了解先人为这片山河做出的努力与牺牲,也看到了他者的目光与凝视。

撰文/苗炜,专栏作家

(一)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浔。下了火车坐汽车,接近南浔镇的时候,看见好几座瘦高的电梯塔,问了才知道,南浔现在最大的买卖是电梯和木材,镇上的首富就是做电梯生意的。古镇旅游区和镇上的生活区连在一起,每天早上,都有工作人员穿上古装,在旅游区门口迎接游客,锣鼓声中有四个精壮汉子抱拳行礼,说我们是南浔四象,一个个说出四象的名字。看他们的装束,更像家丁而不是富翁。

南浔

清末,南浔因丝绸业发达而富裕起来,于是有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说法,大意是,家族财产在五百万两以上的叫“狗”,财产在一千万两以上的叫“牛”,家财在两千万两以上的叫“象”,金额的具体标准说法不一,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就是早年间的福布斯富豪榜,位列其中,生意上就有了信用的保证。

四象中最出名的是刘家和张家,在镇上留下了大宅子和园子。我住的那家精品酒店,就曾是刘家的一处房产,解放上海时曾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医院。出酒店,走两分钟,就是张家张石铭的旧宅,两百多间房子,占地六千平米。门厅处悬挂一副对联,“图书金石作述之林,罗浮括苍神仙所宅”。头一句说张石铭喜欢收藏古籍,喜欢碑帖金石,后一句,罗浮括苍都是神仙所住的山。

在这里见一位当年修复旧宅的专家沈先生,问这对联的来历。沈先生说,这宅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上海茶叶公司的仓库,从湖州收了茶叶,存在这里。1980年代开始修复这栋宅子时,里面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现有的装饰都是一点点修补上去的。沈先生雅善丹青,画了几幅画,就挂在张宅的门厅里。那副对联也不是宅子里旧有的东西。

昔日南浔镇上的首富叫刘墉,他儿子修了刘家的私人园林小莲庄,他孙子刘承干建了一栋藏书楼,叫嘉业藏书楼,曾是江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1920年开始建藏书楼,家境慢慢衰败之后,又变卖了不少珍贵图书。

小莲庄

而今的藏书楼里密密麻麻堆积着木雕版,有一间小屋,两三个工人正在用百年前传下的雕版印刷《史记》,这样一套《史记》专供收藏,价格不菲。我问修复专家沈先生,每天镇上的人从这些昔日富翁的豪宅和园子边上走过,心中感受如何。沈先生说,钱财是虚幻的,文化才能流传下来。嘿嘿,文化传下来没有我并不知道,钱财是真的没有传下来。

嘉业藏书楼

鸦片战争后,上海变成通商口岸,生丝的外贸生意,造就了南浔大批的富翁。在刘家张家发财致富的这个阶段,棉花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商品。英国人从印度买棉花,在非洲贩卖奴隶,到美国南方种棉花,棉花运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纺织厂,织成棉布,棉布再贩买到全世界。工业化生产让棉布越来越便宜,似乎那时候有一个大趋势,人们对服装的消费骤然增多,棉花和丝成了风口上的买卖。跟上这个风口,南浔就涌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在南浔夜里没事干,拿着手机看了一遍老电影《野麦岭》,开头是欧洲贵族阶层的舞会,贵妇人的裙摆摇曳,慢慢镜头叠化成日本女工雪地里跋涉的脚。电影中讲到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生丝行业协会开会,说生丝是唯一能给日本带来外汇的行业,日本要买大炮买军火就要靠生丝出口了。电影中也讲到了缫丝的标准。

第二天早上,在南浔镇上的丝绸博物馆,我参加了一个体验项目,一位老蚕农教我缫丝,一盆热水里泡着几十个蚕茧,牵一个线头系在木轮上,脚底下像踩缝纫机一样踩动踏板,我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出几根丝线。这要是在纱厂里干活儿,估计早就被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缫丝

然后我就想起了中学课本里的那篇课文《包身工》,当年不太懂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手里摸过蚕茧和丝线之后,忽然明白了那篇老课文。所谓“包身工”,就是要跟工厂签一个卖身契,《野麦岭》里的女工,也都是这种工作契约。

日本人将纱厂开到上海,获得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南浔的富翁们也曾开过纱厂,但在工业生产上,不敌日本商人。有一本书上说,南浔富翁不会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比如说他们总是分家,一个人创下的家业,分给几个儿子,儿孙们各有各的爱好,不能把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二)

我去南浔,是为拍摄一个旅行节目的样片。年轻导演总是问我,老苗,你的旅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你想去南浔呢?我说,这里出现过好多富翁,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想象一下,1840年代的某一天夜里,这里的小商贩听到消息,说广州打仗了,鸦片战争开始了,他们担心从广州出口的生丝贸易会受影响,却没想到,以后他们只需把生丝运到上海就好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将降临此地。

我给年轻导演讲《野麦岭》和《包身工》,他一脸茫然,好像没多大兴趣。后来我终于明白,他的担心是正确的,我的旅行动机根本无法在视频节目中体现,我的旅行动机只能在阅读中实现,在自己的想象中实现,很难表现出来,也很难传递出去。

能讲讲刘墉是怎么发财的吗?怎么就从一个店铺的小伙计变成了首富?很多记述都说刘墉聪明又勤劳,讲究诚信,能抓住机会。商人发财的故事很容易就变成一些道德训诫。我看到一位刘氏子孙总结刘家的生意经: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要和洋人做生意,三是儿孙们还是要读书。这个生意经放到今天也许还有效。

有一本书,记载了刘家和张家后人的境遇,有的成为钢琴老师,有的成为昆曲研究专家,有的在上海做大学教授,每到清明,张家的后人还会回到南浔祭祖。书上说,刘家人的一大爱好是置房子置地,在西湖边上买地建别墅,在上海法租界附近买房产,1957年,刘家在上海的房产充公,共计13万平米。

南浔水乡,细雨迷朦,我们坐着一条乌篷船,喝着“三杯茶”,去一个叫“洗粉兜”的地方,在那里下船转了一圈,看见一小片菜地,种的是当地特产“绣花锦”,一种绿油油的蔬菜,像油菜也像小白菜,炒熟了是绿油油的,包馄炖也特别好吃。洗粉兜出过一位作家,写《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徐迟,徐迟的爸爸徐一冰,在南浔办过孤儿院。

乌篷船

如今的洗粉兜已经看不到徐家的什么痕迹了,不知道南浔镇上出过一位作家,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会有什么影响。我问一位祖籍湖州的姑娘,你生在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她想了想说,上小学的时候必须上书法课,我们这里出过赵孟頫,所以我们都要写点儿毛笔字。

我在高德地图上查了一下“徐一冰游泳池”,就在景区边上,这座游泳池是以徐迟的父亲徐一冰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去那里游泳的孩子或许都知道徐一冰的事迹。

徐一冰曾在日本的一所体操学校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办了一座中国体操学校,那是1908年的事。他还创办了一份体育杂志和一张专业的体育报纸,后来他把体操学校迁到了南浔,校舍占地五十亩。他兼任南浔小学的校长,还在洗粉兜给贫困儿童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贫困儿童上午学文化,下午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为了教育事业,徐一冰变卖自己的家产,他42岁英年早逝。

徐一冰(1881—1922),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体育教育家

如果不是到南浔转一圈,我是不知道徐一冰这个人物的。一个镇子出了一个人物,当然在乎其名声传播了多远,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也在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古时候的富裕人家,会拿出一部分田地的收入办义庄,照顾同姓家族中的孤儿寡女,供贫困儿上学,这是为了维护自家生活的稳定,你富裕了,不搞好邻里关系不搞定穷亲戚,遇到灾年,他们真的会到你家来祸害。徐一冰先生不是办义庄办慈善,他肯定有更强烈的道义上的冲动。

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将一方水土变得更美,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力量。

(三)

南浔的样片拍摄完成之后,这个项目就进入停滞状态。按照我的想法,第二站应该去腾冲。我对腾冲的兴趣,缘自一句广告语,某一次在机场,我看见一幅旅游广告,上面的大字是“腾冲,中国人的精神故乡”,我不知道这句广告语是谁想出来的,据说,腾冲是抗日战争中我们收复的第一个县城,把腾冲与精神故乡联系起来,肯定是因为滇西抗战。我找来余戈先生的滇西抗战三部曲,《松山战役笔记》《腾冲之围》和《龙陵会战》,也请余戈先生介绍了几位腾冲的当地朋友,然而,计划中的探访始终没有成行。

腾冲

余戈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就职于解放军出版社。早年间他看到一部日本战史,发现日本人把战事写得非常细致精准,余戈就想,我也要写一部像样的战争史。他选择了滇西战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偏远,松山上还有当年的战壕、阵地,腾冲的古建筑上也还能看到弹痕。当地一些中年人,小时候玩打仗还能从旧战场上捡来头盔和子弹壳。《腾冲之围》这本书非常细致地记述了每一天的战斗是如何进行,每一块土地是怎样夺回来的,读起来很累,我一边读战争史,一边读诗来调剂一下。

首选的诗人当然是穆旦。他本来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年昆明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呢?王佐良先生的《一个中国诗人》里这样描述——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师生们外表褴褛,然而一直对智识生活保持着兴奋。

在抗战初期,图书馆很小,从国外运来几本新书,都会被当作宝贝似的迅速阅读。到了下午,文学青年喝着茶,讨论着奥登这些英国诗人。离开茶馆,他们就围着校园一圈一圈走,热切的聊着精神生活的话题。对他们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靠的是政府微薄的公费。毕业了就去当小职员、小公务员,拿着很低的薪水,结婚,洗衣服买菜做饭,为茶米油盐发愁,为房租发愁。

这些文学青年,陷在污泥之中,但生活的压力稍稍放松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就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偷出一些时间来,干什么呢?写诗。你看,当年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文学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时在打仗。整个中国在抗战中。

青年诗人穆旦参军了,他加入了中国远征军。远征军配备了许多美式装备,军队中有美军顾问,所以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年轻的穆旦以翻译官的身份,在1942年2月,随中国远征军由畹町镇进入缅甸作战。战事不利,他经历了异常残酷的滇缅大撤退,有统计说,远征军约有四万官兵丧生于中缅边境的山林中。穆旦后来写下了名篇《森林之魅》《一个战士也需要温柔的时刻》等等。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

由着穆旦,我又发现了一位以前不知道的诗人,叫杜运燮,他在抗战期间担任过美国空军的翻译,最出名的诗歌叫《滇缅公路》,写的就是这条公路的修建,为这条公路献身的劳工,歌颂他们“无知又勇敢的牺牲”。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为了从缅甸运输军用物资,大批劳工像蚂蚁一样从事繁重艰辛的修路工作,“像蚂蚁一样”,写到滇缅公路修建的文章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描述。

读完诗,再回到《腾冲之围》,飞机会改变你的距离感,从北京飞腾冲不容易,要在昆明转机,但也嗖的一下就到了,坐飞机体会不到崎岖的山路,体会不到当年的战事之艰难。

远征军反攻,要从高黎贡山上打过来,怒江西岸是高黎贡山脉,山中很少有道路,要沿着古道,经过三个海拔四千米的垭口一点点打过去。日军在险要位置都构建了工事。当时的一位美军参谋说,以单兵作战能力而论,日军士兵以一敌十并不夸张,中国的士兵不爱护装备,素质差,但远征军及从军的劳工,能一点点从怒江打过去,实实在在地印证了中文里“苦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我好像没法再拆解这个词,苦是吃苦?力是力量?应该不是吃苦,而是痛苦,忍受痛苦,忍受极大的痛苦,从中释放出绵长的不息的力量。

读完《腾冲之围》,回头再读穆旦的《赞美》,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读田间的《给战斗者》,

读抗战期间的其他诗歌,看青年诗人徐迟的呼声,那一场抗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众多诗人的心灵感受和表现手法。那些五月的麦酒,九月的米粉,那些十月的燃料,十二月的烟草,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飘散在幻想的领域,这些前辈写下的诗篇,让我从纸上再次体认祖国的山河。

(四)

大概是两年前,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寓所里,我第一次看到京都大学出版社第一版的《云冈石窟》,皇皇十五本,当时惊叹于这套旧书的价格及日本学者的细致,那位朋友收藏许多珍贵图书,其中一套《奈良六大寺大观》也非常精美。

《云岗石窟》

当然,我也记住了长广敏雄的名字,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多次前往大同考察云冈石窟。1951年,两人编纂的《云冈石窟》开始出版,总计十五卷的巨著是云冈研究的巅峰之作。长广敏雄留下了一本非常薄的《云冈日记》,记述他在云冈考察的过程,其中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一位身着纳粹军服的德国军官,在云冈石窟参观,和考察队合影。

伊东中太多次到中国考察,他写的《中国纪行》,行程之广令人叹服。在日本人看来,是他在1902年开始的考察“发现”了云冈石窟。后来有了木下杰(上木下工)太郎所著的《云冈日录》,这一位以文学家的笔触记录了他在云冈的观感,开头的描述有一种穿越感,他从西直门上火车,车过青龙桥,车过下花园,车到张家口,由张家口再去大同。

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所谓远方的探索好像也是这样开始的,从西直门上火车,去八达岭长城,有一所车站叫青龙桥。现在,我们要去张家口滑雪,高速公路上会经过下花园。

1933年,梁思成也是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去山西考察古建筑。至1937年,梁思成一共去了四次山西,和营造学社的社员对佛光寺、晋祠做了细致地测绘。至抗日战争爆发,梁思成的山西之行中断了。从1938年开始,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扎根在大同的云冈石窟。这其中应该有“国破山河在”的苦楚。

1938年3月,水野清一、摄影师羽馆易、北京的拓片工人徐立信来到大同,开始对云冈石窟的考察。第一个难题是,怎么给佛像拍照。有些石窟,借助日光就能完成拍摄。有些石窟,前面有密集的阁楼,石窟内有巨大的塔柱,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他们的办法是用镜子反射,从大同的理发馆里买来大大小小的镜子,石窟外的助手先将日光反射到窟内,窟内的助手再用镜子反射到要拍摄的佛像上,摄影师羽馆易爬上脚手架,从取景器里看见被照亮的第六窟的巨佛,大吃一惊,佛像被积存千年的尘土包裹着,尘土有五六厘米厚。摄影师只能拍摄被尘土包裹的佛像。第二年,他们在拍摄之前,先进行清扫,灰尘像烟雾一样在石窟内漂浮,要一周时间才能平息。

1939年,长广敏雄来到云冈石窟参加考察队,此后几年,他在云冈一共待了两百多天,他说,在这两百多天的深夜里,好几次都有错觉,听到雕凿的声音,静静的微弱的从黑暗中传来,心中充满苦涩,但是对古代的石匠极为尊崇。

北魏时,有一位高僧,为推广佛法,说北魏的五个皇帝都是佛,应该做成佛像。公元460年,在大同西郊十六公里的沙岩层断崖上,匠人开始雕刻工作。当时,大同是北魏的国都。北方的冬季漫长,无数雕工,一手拿着凿子,一手握着锤子,不断雕凿追加线刻,历时七十年,他们的千辛万苦造就了云冈石窟的壮观。1500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佛像,能与之凝视片刻。

1939年9月27日,中秋节,长广敏雄在日记中记载——下了台阶,向西走去,踏着月影,没入苍茫的月光,走在石窟前,向第20窟的露天大佛走去。不由得跪在佛前,自然而然低下头。月光尚未把大佛全身照住,脸部有一半的光,在月光下,说不出的崇高、严肃。

1941年10月14日,长广敏雄在日记中说,这一年的考察作业完成了,结束了第20窟大佛像的测量。撤离云冈的行李收拾好了,他和几个同伴去临近的水泉村去买鸡蛋。“水泉村是个安稳的村子,树挺多。这一线风景气魄太壮大了,与伟大辽阔的高原相比,石佛也不过是一个山谷。在我的头脑中,频频响起了音乐。与这个高原相匹配的是巴赫那样的音乐。如果不是具有永恒性且特别有生命力的音乐,就不能对抗自然。近6时,夕阳像木雕一样清晰地浮现在山壁上。北魏人从这个自然中创造了大石窟群。今天的人们又从这个自然中得到什么呢?”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考察之时,村民还依石窟而居,日本侵略者开始迁移村民,并且立下告示,“破坏石窟者,格杀勿论”,他们甚至还规划了石窟公园,好像能长久占领似的。战争结束,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返回日本,他们在京都大学出版了《云冈石窟》。水野早逝,长广敏雄到1984年等到了重返云冈的机会。日本人组织旅行团去云冈石窟,邀请长广敏雄随行,并且给旅行团员讲解,这应该是高规格的旅游了,能由这样一位学者陪伴。

旅行的动机是什么呢?年轻时总容易找到理由四处看看吧。大概三十年前,我去过一次大同,印象中城里路边上有许多熟肉铺子,刀削面非常好吃,我在同学家里一顿饭吃下去五碗面。去看了云冈石窟,那时候云冈石窟还没有修建出规模宏大的广场和博物馆,门口就不断有运煤的大卡车经过,似乎有尘土飘散在佛像上。

年轻时去的一些地方,浮皮潦草地瞎看,现在多读了一点儿书,看到了先人为这片山河做出的努力与牺牲,看到了前辈诗人为这片山河写下的诗篇,也看到了他者的目光与凝视。我尝试着写下我的感受,也希望你能看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