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十年砍柴:地头蛇的县域江湖,在《水浒》里讲得明明白白

文/十年砍柴(文史学者)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湖南省新晃县“操场埋尸案”已彻底查清。杀害邓世平老师的嫌疑犯杜少平及其同伙罗光忠被依法逮捕,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该案涉及的黄炳松等19名公职人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其中10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杜少平涉恶犯罪团伙13名成员被依法逮捕并提起公诉。

公布的案情虽然在意料之中,但依然让我感觉到惊讶。一位有着正当职业、美满家庭的中年人突然人间蒸发,而且家属一次次上告,并提供失踪者与包工头结怨的线索,可当地以各种方式推诿,沉冤十八年。稍微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判断一定有保护伞在庇护罪恶。这次公布的案情,让人看到这把保护伞编织得何等细密。时任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新晃县所属的怀化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指导大队大队长、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市公安局的法医,以及时任新晃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公安局局长全部牵涉在内。

整个查处过程,官方新闻里说得很清楚,比如新华社《湖南深挖彻查新晃“操场埋尸案”19名涉案公职人员被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还不清楚具体细节的网友可以点前面的新闻标题看,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由新晃县这个大案,我想到了《水浒传》中的郓城县和阳谷县。在县域就可读懂中国底层生态,古今皆然。

宋江及时雨的名声,离不开郓城县押司的身份

流窜江湖的刘唐,探听到大名府梁中书有一批财宝运要送到东京,给老丈人蔡京太师做寿礼,押送队伍将途经郓城县,便去投奔东溪村保正晁盖(相当于村长),商量着一起劫了这批财宝。因为形迹可疑,刘唐被郓城县都头雷横抓获。于是,晁盖出面去找雷横说情,谎称刘唐是自己的外甥。最后,刘唐被释放了。

在《水浒传》中,雷横如此对晁盖说:

“令甥本不曾做贼。我们见他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得蹊跷,亦且面生,又不认得,因此设疑,捉了他来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

要说雷横真是个职业的巡捕,眼光狠毒,对刘唐这种嫌疑人警惕性很高。可在人情和利益面前,公家的事就算不得什么了。释放刘唐,不但给了当地一霸晁保正的面子,而且有现实的利益。书中说,“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晁盖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士兵,再送出庄门外。”

“关系户”刘唐

“收钱捕快”雷横

当晁盖、吴用、刘唐、阮氏兄弟在黄泥冈劫了生辰纲,做出了惊天大案。雷横联想到他释放的刘唐,对作案者是谁肯定能猜出八九不离十。可他已经得了晁盖的银两放了刘唐,那么案件一旦破获,他也是难逃干系的。此时,他事实上已和晁盖在一条船上。这个案子靠郓城县的官府,肯定破不了。

济州府的何观察机缘巧合,破了此案,拿着公文前去郓城县拿人,碰到了县衙押司宋江。宋江得知消息后,稳住何观察,先去东溪村报信,让晁盖、吴用等人有准备。而奉知县之命带巡捕前去抓人的步兵都头雷横、马兵都头朱仝,他们是晁盖的哥们,心里盘算如何放掉晁盖等人。书中写道:“原来朱仝有心要放晁盖,故意赚雷横去打前门。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来打后门。”

宋江的人设是“公门里好修行”

管公文收发的县府押司和马、步兵两大都头都是晁盖的保护伞,官府的治理效能到了县这一级,几乎消减得形同虚设了。

这样的情形,在《水浒传》中不独是郓城县,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山东阳谷县亦是这般。在当地横行霸道、结交官府的富商西门庆,差不多就是大宋版的杜少平。他引诱了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事发后伙同潘金莲毒死了大郎。对收殓尸体的何九叔,西门庆送十两银子收买,恳求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别无多言。”何九叔比湖南操场埋尸案中的市公安局法医邓水生有良知,当然也出于对风险的评估,他害怕武艺高强的武松,便偷偷地将武大骨殖藏了两块,以便日后做证据。武大郎的弟弟、该县的都头武松,从东京出差回来后,循正常渠道无法替哥哥伸冤。因为阳谷县的上上下下已经全部被西门庆打点到了,成了一张打虎英雄也破不了的网。不得已武松才血亲复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

武松后来的血溅鸳鸯楼,也是因为替施恩出头打蒋门神,介入了地方势力争斗

《水浒传》这本书里,遍地都是郓城、阳谷。理论上说天下州县都是替朝廷做事,替皇帝牧民,谁授予权力便对谁负责,这是很明白的政治逻辑。帝国那么大,到了县这一级,是直接治理百姓的,距民近,离君远。官员能不能尽心为朝廷做事,对皇帝负责,一靠官员的道德自律,二靠朝廷的监察制度,但在中国古代,这两方面都作用相当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在利益面前,道德自律是脆弱的。古代中国社会交通、信息不便,朝廷对那么多州县进行监察,效能越到下面越递减。更何况那时候是流官制,多异地为官。空降到一个县的知县,对当地社情很不熟悉,必须倚仗当地的衙役、书吏,就是宋江、雷横、朱仝这样的“能人”来治理,且奉行“为政不得罪巨室”。

如此,古代中国那些大大小小的州县,虽然有“朝廷命官”,但实际上的权力,却必须与当地的土著豪强分享。当然,这些“豪强”有乐善好施者,但更多的是鱼肉乡民之徒。一县之豪强,有“能人”,也有“恶人”,更多的是既有能耐又横强的人,他们通过联姻、结拜兄弟等各种形式结成同盟。

当然时代在变,古今不能简单地对比,然而古代社会有些丑恶的基因还是会顽固留存下来。还是以湖南新晃县这个案子为例,邓世平的儿子曾在网上控诉称:“邓世平失踪后,我的姨妈曾找过县新晃县政法委反映情况,县政法委的杨书记对我姨妈说:‘邓世平失踪是离家出走,家属要负主要责任。’”其控诉材料的一段话点出了其中的奥妙:“包工头杜少平是黄某某的外甥,黄某某的爱人彭某某是县政协办公室主任,黄某某的堂兄弟是县政法委副书记,黄某某爱人的弟弟是县政法委的科级干部,黄某某的弟弟在怀化市经委工作。”一位网友就此评论道:“倒是围得风雨不透。”

“风雨不透”精准地形容了某种县域政治、经济的生态,一个县由几个或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门阀”把持,形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利益共同体。前些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发表了论文《中县干部》,以河南某县为对象,研究了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态。其中一个章节以《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为题目,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论文涉及到的言论包括: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地方门阀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晃县地处湖南最西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这地方匪患严重,《乌龙山剿匪记》中田大榜的原型即是当地匪首姚大榜。农耕社会的“扫黑”就是“剿匪”;工商业社会的“剿匪”便是“扫黑”。全国范围内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活动很有必要,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严格依法,在法治的轨道里推进,防止走样和扩大化,警惕某些地方的一些人借此“尚方宝剑”来达到私人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铲除这种生态滋长起来的土壤,避免进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